1968年10月的一个早晨，17岁的我与一帮热血青年一起乘坐一辆敞篷汽车，离开了青岛。

车轮滚滚，前途无限，汽车上的我们群情激昂，又意气风发。

经过一天的颠簸，终于在天黑前，我们到达了距离青岛二百多公里外的潍县朱里公社，我们30多名知青，要在这里插队落户。

汽车开进公社大院停稳后，大家纷纷跳下车，接着就是有人呼喊着名字，不断将行李和脸盆等从车上扔下来，站在车下的我们则左右迎接，不断接住被扔下的各类包裹。

物归原主，清点人数后，我们被领到了公社革委会食堂。在这里，我们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饭。

吃完饭后，公社干部宣读知青分派名单。我们13名青岛籍知青，被分到了周庄大队。

当晚，我们坐着马车，跟随前来接应的几位老乡，来到了周庄大队第五生产小队。

周庄五队人口不多，只有三十多户社员，总人口一百二十多人，队长姓刘，叫刘茂才。他让我们十三名知青先暂住在老乡家中，一日三餐与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临走时，刘队长告诉我们，等来年开春天暖和了，就给我们盖新房。

我和刘晓芹借住在一家孙姓的老乡家里，由于这家主人会木匠活，我们都叫他孙木匠。孙木匠与他媳妇生育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姑娘，叫孙玉荣，与我同岁。老二是男孩，叫孙玉军，当年14岁，刚读初中一年级。

孙木匠家有三间大堂屋，院里还有两间厢房，厢房的外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里间是一铺炕。

孙玉军和他父母住在堂屋里。我和刘晓芹还有孙玉荣，我们三人就住在厢房里，睡在那铺热乎乎的土炕上。

按当时的条件来讲，孙木匠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伙食也相对好一些，一日三餐，顿顿有玉米面糊糊或小米糊糊，每隔一天，还能吃一次炖菜。

孙木匠的媳妇勤快又手巧，会摊煎饼，每天都有煎饼吃，这让我们感觉孙木匠家的伙食比我们城里还好。孙木匠一家人都很善良，也很热情，对我俩特别好，我和刘晓芹发自内心地感激和感动。

很快，寒冷的冬天到了，队里的青壮劳力都到潍河沿岸修水利去了，孙队长就让我们知青跟着老社员和女社员干一些零杂活。

比如起牛圈，把起出的牛粪挑到麦田里，再把挑来土垫牛圈。因为是农闲时节，地里的农活也不多，基本就是干半天歇半天，我们也没觉得干农活有多累、多苦。

那些日子，每到收工晚饭后，孙玉荣就把她弟弟孙玉军叫到我们居住的厢房里，让我和晓芹帮她弟弟检查一下作业。因为玉荣姐没上过学，认识的字很少，她弟弟写的作业她也不知道对和错。

孙玉军长相挺好，嘴也甜，看到我和晓芹就喊姐，只是他不爱学习，写字也不好看，问他课本上学过的知识，好多他都不会。在我们的帮助指导下，孙玉军对学习慢慢入门了，写的字也比以前认真了……

第二年开春后，队里给我们知青盖了四间新房子，还成立了五队知青点，我们13名青岛籍知青都搬进知青点居住了。

因为孙木匠家住在村子北边，我们知青点在村子南边，距离有点远，我也就不方便辅导玉军弟弟的学习了。只是周末时，玉军会背个破书包，跑到知青点，还专门找我给他辅导功课。

在孙木匠大叔家借住时，木匠婶子不让我和晓芹做饭，也不用我俩刷锅洗碗，我俩天天都吃现成饭。

可到了知青点，我们要轮流做饭刷碗，伙食也赶不上在孙木匠大叔家借住时吃的好了，少了木匠婶子的关爱和温暖，我和晓芹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失落和难过。

到了秋收时节，生产劳动更累更苦了，天天都起大早割谷子、砍高粱，才打完场，紧接着就是播种冬小麦。等秋收秋种结束了，我们晒黑了，也累瘦了，各个变得不爱打扮自己了，就连洗脸梳头，我们也都马马虎虎，胡乱洗一把就结束了。此时，我们切实体验到：农村的生产劳动很累，农民的日子很苦。

1970年冬季，孙玉军初中毕业了，我们都希望他继续读高中，可他说不想读书了，想跟他爸学木匠。

就这样，16岁的孙玉军，拜自己的父亲为师，与孙木匠学起了木匠活。

每天早晨，父子俩每人背着个木匠箱子，前后出门，到周边的村庄帮乡亲们打家具、上房梁，东家还管一顿午饭。

有时，我们知青点里的床铺或桌椅板凳有破损时，我会把孙玉军叫来，他很快就帮我们修好了，完后还不忘塞给我几张煎饼。

孙家父子俩一年四季，村里村外，木匠活还不少，父子俩的收入还可以。他们把少部分的收入交到队里买工分，剩余的大部分就成了额外收入了。所以，孙木匠家是周庄大队比较富裕的人家。

1975年秋天，知青返城政策开始落实，我们在周庄五队插队落户的6名女知青中，有4人招工进城了，一人到县里工作，两人去了青岛国棉厂，晓芹到供销社当了售货员。7名男知青也有3人回了青岛，其中有一人还到县里工作了。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瘦弱，再加上我祖父还有历史问题，招工招干都与我无关。眼看与我一起来的知青都陆续回城了，我心里烦闷，情绪低落。好在有木匠婶子对我很关心、照顾，还经常安慰我、开导我，我低落的情绪才有所改变。

1976年春季，周庄小学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当时孙玉军的大爷正好当上了大队书记，在木匠大叔的举荐帮助下，我成了周庄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教学生语文算数。

当上民办教师以后，我不用再下地干农活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周还能休息一天，每个月还有几块钱的补助金，我对民办教师这个职业非常满意，发自内心地感激孙木匠大叔一家。

1976年夏季，也就是当了半年民办教师后，我照镜子时，突然发现，我的皮肤比以前白了，体重也增加了好几斤，个头也高了不少。木匠婶子说我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1976年秋天，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也参加了文化课考试，最终政审没通过。

当我得知，自己与梦寐以求的大学失之交臂时，我死的心都有了。

那天，我正趴在床上哭泣，木匠婶子推门进来了。她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说：闺女，不能上大学咱就在学校当老师，当老师虽然比不上当工人当干部的，可怎么也比下地干农活轻松。”

有木匠婶子的劝慰，我很快坐了起来，擦干了眼泪。看我的情绪有所好转，木匠婶子又把我请到了她的家里。

由于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当木匠婶子把摊好的热乎乎的煎饼递给我时，我就像在自己的家里，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嘴里大口小口地吃煎饼，眼里却沁满了泪水……

经历了那场打击后，我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解放前，我祖父当过保长，他老人家的历史问题，有可能会对我造成一辈子的影响，也许我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农村了。

1976年初冬，刘队长突然来到知青点。他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院子里，然后笑着对我说：“张老师，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对象，这个小伙子你很熟悉，人长得也不赖，还会手艺活，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你很熟悉，人长得也不赖，还会手艺活……”队长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孙玉军，但我还是假装矜持地问道：

“刘队长，我这要模样没模样，要个头没个头的，谁会愿意娶我做老婆。”

“张老师，你可别这么说，你是有知识的青年，在我们农村，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小木匠孙玉军，就想娶你做老婆。”

“刘队长，我比玉军弟弟大三岁呢，这恐怕不合适吧。”

“孙木匠家早就说了，女大三抱金砖，玉军不嫌你大，只要你愿意就行。不过，玉军他娘也说了，你千万不要为难，愿意不愿意都是你说了算，就算你不愿意，玉军他娘也把你当闺女。”

说心里话，我是喜欢孙木匠一家人的，孙木匠一家人对我不薄，玉军弟弟也已经长成帅气的青年了，每每再路上见到我，还有些害羞地躲着走。

另外，返城与我无关，工农兵大学也没有我的机会，我很可能就得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了。所以，嫁给玉军弟弟，我还是有意的。

于是，征得了父母的同意，我和玉军弟弟定下了婚事。

当时有几名同学，都劝我不要这么草率就嫁人，更不该和一位木匠结婚。说句实话，当时我心里也很迷茫，但我觉得木匠大叔一家人都很淳朴善良，对我也很好，我也发自内心地喜欢玉军弟弟。

1976年腊月十二，我就和孙玉军领取了结婚证，在他的家里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婚后，我们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有多幸福，但也很快乐。孙玉军虽然比我小，可他很勤快，对我特别好。我婆婆待我更像亲闺女了，从来不让我干家务活，有点好吃的都偷偷盛到我的饭碗里，她说我是老师，只管教好学生就行，家里的事情不用我管。

1977年冬季，我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1977年的高考，我没能参加。

1978年高考前几个月，玉军劝我备考，他说凭我肚子里的墨水，肯定能考上。可是，当时我们的儿子还在我的怀中吃奶呢，就算我能考上师范院校，可我却舍不得丢下可爱的宝宝，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979年初春，我又怀上了第二胎，从此，我彻底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打算，高考与我彻底无关了！我死心塌地做一名民办小学教师了。

我们有了女儿后，婆婆心里高兴，但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她要照看两个孩子，还要做家务。好在孙玉军特别勤快，他老早就起床挑水，每天都是把家里的水缸灌满水后，他才出门干木匠活。回到家后，孙玉军不是哄孩子，就是帮着我婆婆烧火做饭，从无怨言。

看到孙玉军勤快，我婆婆又善良，还疼我，我感到很欣慰，觉得嫁给孙玉军算嫁对人了。

而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终于实现了读师范学校的梦想，我吃上了商品粮，成为了国家干部。

1982年秋天，终于不需要政审，通过考试，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

在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我回到我们乡里的一所中学，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月月都能开工资。我的两个孩子也随我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吃上了国库粮。

1996年，我儿子考上了青岛大学。1999年，我女儿考上了潍坊师专。那几年，我们村一共就走出三个中专生和两个大学生，我们家就考出了两个大学生。

2000年7月，我们家是双喜临门，首先是50岁的我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其次是22岁的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青岛，在一家科研所工作。

2010年4月，由于是高级教师，过完60岁生日后，我光荣退休。

我退休后不久，孙玉军的父亲孙木匠，也就是我的老公公，因病去世了。

老公公走的那天，我披麻戴孝，几次跪在老公公的棺前悲伤痛哭，跪地不起。我的儿子和女儿，几次硬生生把我拽起，然后轮流看护着，不让我出门，不让我再见到爷爷的棺材。

料理完公公的后事，我就带着我的丈夫孙玉军，回到了我1968年曾经出发的地方——青岛。

本打算也把我婆婆带到青岛，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但婆婆热土难离，不愿去青岛，我只好把80多岁的婆婆留在了农村，跟着玉荣姐一起生活。

2004年，父母在青岛的老房子拆迁，分得两套房子，母亲将其中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给了我们。

才搬进新房安顿好后，我就回到了潍坊，把婆婆接到了青岛，与我们一起生活，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2020年初冬，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医治无效，我90多岁的婆婆离开了我们。

婆婆走的那天，我依然披麻戴孝，但我没有过度悲伤，没有过度痛哭，因为婆婆早就嘱咐过我：英子，我是你娘，你是我闺女，你要听娘的话，我走时，你可不要哭啊，你跪在那里哭天抹泪的，我走的不安稳……

我婆婆心地善良，只会照顾他人，从来不愿麻烦别人。所以，婆婆选择在疫情期间驾鹤西去，就是你为了走的安稳，走的消停。

而且，恰恰由于疫情管控，除了婆婆的儿女儿孙，几乎没有别人给婆婆送行。

我的婆婆，您走得太消停了，您对我的好，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如今，我和孙玉军儿孙绕膝，闺女和儿子都很孝顺，我们生活得很好。孙玉军虽然没有退休金，但我的退休金不但够我俩的花销，还可以积攒起来给闺女和儿子。

我俩的生活没有任何负担，每天早出买菜，归来后我做饭，他打扫卫生。吃完饭，刷完碗后，我们再一起出去遛弯，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生活平淡而幸福。

尤其假期周末时，儿子闺女会带着孙子和外女，还大包小包过来看望我们，那时间过得是快活而短暂。

而我和孙玉军，就在这快活的时间里，快乐地面对我们一天天地变老……

可以说，是50多年前我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才让我遇到了好人，孙木匠成了我的公公，木匠婶子成了我的婆婆，孙木匠的儿子孙玉军成了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老伴了。

虽然孙玉军小我三岁，但我们婚后几十年，我俩几乎没红过脸，即便有过拌嘴，但都是孙玉军让着我，主动向我道歉，不让我受一点的委屈。

所以，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我无悔；回想自己遇到的人，我是幸运的。

这就是我的知青岁月往事，这就是我的情感生活经历。衷心祝愿各位知青哥哥姐姐们，都能像我一样，生活幸福快乐！

讲述：张海英

整理：石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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