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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活到和他一样的年岁。”

2004年，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在面对中共中央文献室的专访时，这样跟记者说到。

邓小平和卓琳

作为伟人的妻子，卓琳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她也很好的继承了邓小平的意志。在邓小平逝世后，她托人送给江泽民一封信，里面写了邓小平对于后事的安排和期望:第一，不要搞遗体送别；第二，不要设置灵堂；第三，遗体送医解剖，眼角膜捐献；第四，骨灰洒向大海。

但作为深受人民爱戴的同志，邓公的前两条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因此江泽民同志的回复是：只能满足后两条。

但当对记者说起她已经过世的丈夫时，这位老人眼中却依旧流露出不舍和思念。而说起卓琳和邓小平的初遇，还要回到1939年的延安。

那时的延安还是片荒芜的黄土高坡，人人都住在土墙土炕的窑洞里，吃的都是掺着沙子的窝窝头。而就在这不毛之地的黄土坡上，却有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这正是卓琳。而这位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家世，则更加显贵。

浦琼英这个名字，是卓琳的本名。而浦这个姓氏，来自于西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云南的火腿大王浦钟节。他曾被孙中山先生授予少将军衔，也曾获得过五等嘉禾奖章。

孙中山

1916年，浦琼英出生在云南的宣威县（今宣威市）。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前一年，日本才提出了《二十一条》，在让中国遭受重创的同时，也激起中华儿女的反抗之情，而同年，遥远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之后各地军阀并起，中华大地一片疮痍，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却也悄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在这种成长环境下，浦琼英幼时虽曾目睹过不平之事，但却也有机会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浦琼英的四哥浦承绪，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而后回国参加革命，甚至把中国共产党的云南党支部就设立在了浦琼英的家中。

幼年的浦琼英或许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深奥的道理，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已经悄然种在了她的心中。

一九三一年，十三四岁的浦琼英第一次离开云南，作为云南省的短跑代表，赴北京参与全国运动会。当时从云南到北京需要办出国签证，而且哪怕她是大实业家的女儿，也没有直达的火车或者飞机，公路则更是山路漫漫。

所以，浦琼英需要从她的老家云南出发，乘坐在当初也并不能算快的火车到达越南，再从南海上行船到达香港，之后从香港坐船到上海，最后再从上海奔赴北京。

哪怕路程如此漫长曲折，浦琼英也没有顺利完成她的旅途。在她刚刚到达上海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运动会则因此被取消了。

小小的队伍就此解散，而第一次离开故乡的浦琼英则决定继续进行未完的旅途，前往北京。之后浦琼英在北京女一中求学六年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校期间，浦琼英积极参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上，也亲眼目睹了不少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

一九三七年 “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浦琼英狼狈逃出了北京，而此时有两条路在浦琼英的面前，一条路是回到云南老家，另一条则是去延安，投奔早年间先去了延安的大姐浦代英。

浦琼英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这与她在北京大学时候的革命经历有关，她在那时起就已经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再也不希望回到那个她出生长大的实业家家庭了。

总之随着一路并不算轻松的旅行的结束，最终，浦琼英还是站在了延安的土地上，参加了“陕北公学“，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次年，浦琼英把名字改成了卓琳。

正如她的女儿邓榕所说：“从浦琼英到卓琳的道路，比起许许多多老革命家来说，也许不那么富于传奇色彩，也不那么激动人心。

但是，这条道路，却是千百万个进步青年，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投身抗日，为了走向革命而共同走过的一条道路。” 浦琼英到卓琳的蜕变，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有志青年的缩影。

卓琳来到延安后不久，在1939年的秋天，邓小平来到延安开会，而此时邓小平也已经保持了多年的单身。

在刚到延安时，邓小平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个与这片土地气质并不相同的女子。这是当然的，那个时候黄土高原上的女性，甚至只能接受到基本的扫盲教育。

而对于一个曾远赴法国留学过，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都是毛主席这样才华横溢的人的邓小平来说，他自然希望爱人是一位有共同话题的知识分子。而从小家境殷实，上过高等大学，有思想有见地的卓琳自然在这片土地上出而不凡。

正巧，与邓小平一起来的还有当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邓发，他在察觉到邓小平对卓琳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好感时，就劝邓小平，他也是时候改找一个妻子了。于是邓小平托人找了卓琳的女性朋友，让女性朋友转告卓琳：“我想和你恋爱，想和你结婚。”

邓发

起初，邓小平的追求却并不顺利。一开始，卓琳以自己还年轻，还不到结婚的时候为由，对邓小平的追求并不理会。而在后来她也解释了自己的忧虑：

“我知道邓小平是个老红军，我那时候就害怕跟长征老干部结婚。延安有个关于赏月的笑话，就是说长征老红军们都不懂文化，还不解风情的。”

后来邓发多方打听，知道了卓琳对于老红军的这种看法，这才告诉了邓小平问题所在。于是邓小平亲自上门拜访了卓琳。

他充满诚恳地看着卓琳的眼睛，对卓琳说：

“我年纪大了，想和你结婚。我让人跟你谈了，可是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但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知道我的年纪比你大，这是我的缺点，但是我希望在别的地方可以弥补。”

卓琳看着眼前这个诚恳又说话有条有理的男人，也意识到自己是误会了邓小平，把自己对于老红军的刻板印象强加给了邓小平。

知道了自己犯的错误后，卓琳最终还是被他的诚意所打动。她说：“我23了，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又那么诚恳，也读过书，是个知识分子，我就同意了。”

在那片物资匮乏的土地上，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也受条件限制的简单。他们的婚礼甚至和另外一对新人的婚礼同时进行的。

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成一个，大家一起会了个餐，之后大家收拾出来一个窑洞给他们两个作为洞房，这个婚礼就算完成了。

在婚礼结束后，卓琳就随着邓小平一起去到了太行山。在当地，卓琳加入了八路军总部的妇女部工作。但是卓琳的新婚生活过的并不顺意，她和她的丈夫邓小平同志只有在工作开会时可以见到，平时根本连面都难得碰到。

卓琳觉得这样并不是个事情，就要求邓小平给自己写信，写一写每天的生活近况。而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儿女私情的邓小平却是这样回复卓琳的：

“那我让我的警卫去给我印上几十个底稿，我每个月填一份寄给你。”

卓琳一听这也太不走心了，于是此事便也作罢。后来她说：“写信你也不愿写，要不我们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吧，这样才可以互相理解。”邓小平同意了，于是卓琳就到了一二九师，和邓小平住在了一起。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到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卓琳生下了他们两个的第一个孩子邓林，之后又在1944年和1945年陆续产下了另外两个孩子。

而战火纷飞的岁月不能让她时刻伴随在孩子们的身边。战乱中卓琳多次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转移行军。后来进军西南时，部队不允许家属随队，卓琳说：“你老是把我丢下不管，我也是共产党人，你即使砍了我的头，我也要跟着部队一起走！”

这样，没有办法，只能允许她随着部队一起走。行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卓琳却无怨无悔的一直陪在邓小平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

卓琳一直抱着这种“砍头也不怕，只要和你一起走”的精神，陪伴丈夫一直走过战争年代。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调到中央工作。在进入北京前，邓小平这样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于是为了避嫌，卓琳甘愿退居幕后，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邀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做起了邓小平的助手。

在她的记忆里，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事情很多，所以最后她觉得不如自己就专职给邓小平做秘书，反正邓小平只有一个秘书也不够用。

于是在1952年，卓琳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她说：“邓小平的文件看完了，要送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再蹬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后来他们说啊，就属邓小平的文件最全了!”

卓琳一直以这种陪伴的方式，与邓小平走过了很美好的一段岁月，很好地完成了邓小平和国家交代的任务。

直到1966年，邓小平被调任到江西进行基层工作学习，卓琳也从秘书的职位上脱离了出来，全身心投入到了照顾邓小平起居上。

尤其是邓小平此时已经七十岁了，工作又非常忙，卓琳心疼丈夫，总是想要为他做一些什么。

卓琳随后注意到，丈夫因为生活费不多，已经许久没有再喝过酒了。于是卓琳为了让丈夫在闲暇时光找到一些乐趣，便想办法从关系比较好的女工人学会了酿米酒的技术。

之后卓琳自己买了糯米，弄到了一些酒曲，没多久，卓琳就酿出了一坛好米酒，深受邓小平的赞叹。她还在那里开辟了一亩菜地，跟乡亲们要了些种子，自己种出了不少瓜果蔬菜。

卓琳自己回忆说，在江西生活的日子，让她终生难忘。她一辈子没有和邓小平享受过什么生活，邓小平一直都是非常忙碌的，只有在那里，他们互相帮扶，互相体贴。

种地、烧饭、酿酒、收获，夫妻俩第一次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喜悦。在他们夫妻二人的互相帮助下，艰难的日子也快速过去了。1977年初夏，邓小平再次被调任北京，但这段日子成了他们心中美好的回忆。

之后在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代表国家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这期间，卓琳一直陪伴着邓小平，外媒说，卓琳的大方，得体的表现，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映像。

日子仿佛回到了曾经，在外邓小平主持工作，卓琳辅助工作。，而在家中，卓琳也尽心尽力地安排照顾好了一切。

卓琳自己评价说：邓小平是家庭的核心，我就是家庭的中心。卓琳认为，把家庭照顾好，把日子安排好，就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对丈夫最大的支持。

1997年2月19日，在这个并不特别的日子里，邓小平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如最开头的时候说的，他走的时候，不想要追悼会，不想要遗体告别，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香港的回归。

于是在1997年的7月1日，卓琳代表小平同志出席了香港的回归现场，亲眼看到了小平同志最后的心愿达成现实。她说：“邓小平的一个愿望，就是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时能来看看，现在我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心情十分激动。”

2009年7月29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里，卓琳同志因病重抢救无效而逝世，享年93岁，也恰好与邓小平去世的年岁一样。

在她逝世前一年，她还在忧心于国家，汶川地震发生后，她十分关切灾情，并且拿出了全部的身家，捐献了10万元给红十字会。

她和邓小平先后都为希望工程，红十字会捐过款，家里没有什么身家，她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钱，基本上都被捐献出去了。

在她死后，也捐献了她的遗体和眼角膜，骨灰洒进了大海里。两位陪伴了一生的老人，将在祖国的海洋深处中继续陪伴着彼此。

虽然她因为丈夫的工作性质，一度隐姓埋名，不参与工作，专心在家里做后勤保障，只服务自己丈夫一人，但是中国人不会忘记她，工作可以隐蔽，功绩却无法隐藏，她最终靠着自己的忠心感动了中国。

卓琳本是一个资产阶级名营企业家的大小姐，却在命运的洪流中，一步步的蜕变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并且始终不离不弃的陪伴在对共和国举足轻重的伟人身旁。

在需要她站出来的时候挺身而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落落大方，在需要她潜下去的时候隐姓埋名，做好自己的辅助工作，保障好一个家庭的后勤。她以一个坚持，独立，有主见，有理想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在革命中和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你的父辈甚至祖辈与他们的人生伴侣，是否也有这样的历经动荡，岁月流转，却依旧质朴动人的故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