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天傍晚，许世友，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与他的参谋长肖永银进行了一次紧急的谈话。肖永银敲了敲门，推门而入，许世友抬起头，冲着他使了个眼色，“刘帅在南京，你负责接待。”

肖永银一听刘帅，顿时吓了一跳，“刘帅？刘帅现在在南京，是不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许世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以“突发情况”为借口，将话题岔开。

肖永银还想再问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转身向火车站走去。

肖永银与刘帅在火车站重逢，却见刘帅满脸落寞。刘帅叹口气，说：“抱歉，老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肖永银听昔日英勇的老首长如此感慨，心中酸楚，他忙回应：“老首长，为何如此说，您对我们的情谊一如既往，不用您多说我们都记在心里，现在这么客气，反而让我非常不安呐。”

肖永银一口一个“老师长”的喊着，刘帅一直冷着一张脸的，这才微微动容。他更喜欢被人称为“老师长”，而不是“老总”。刘帅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旧部，忽然发现，肖永银还是跟以前一样。

虽然已经很多年没见了，但两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任何的尴尬。肖永银将刘帅送到了自己的车上，又和他闲聊了几句，很快，两人就来到了许世友给刘伯承安排的中山陵5号。

从那以后，刘伯承暂时留在南京，许世友特别嘱咐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有时间来看刘帅，跟他说说话，向他讨教兵法上的问题，一有时间，就会亲自登门拜访。

但慢慢地，许世友注意到一件怪事，别人来拜访刘帅的时候，他都不说话，一副不愿意和别人说话的样子。不过，每次肖永银见到刘帅，他都会兴致勃勃的跟他聊上几句，那张脸上都笑开了花。

许世友还特意去找了肖永银，说道：“说来也怪，刘帅放着谁都不搭理，偏偏看上了你。你要经常去看望他，多和他说说话。”

其实，不用许世友吩咐，肖永银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有时间，他就会亲自登门拜访刘帅。另外，肖永银还特意派了一支小队来保护刘帅。

肖永银对刘帅的衣食住行都很上心，经常叮嘱手下的人，一定要好好照顾刘帅。刘伯承暂时住在南京，他感到非常高兴。

1967年7月，刘帅的眼疾再度恶化，刘帅经总理同意，到济南接受医治。

他来到济南，是因为刘帅的妻子汪荣华，知道济南二院有一位眼科主任，姓陈，有一种特殊的眼部治疗技术，所以刘帅就来了。

不过，刘帅的眼睛已经得了数十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起来的。刘帅在陈院长的医院里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但并没有太大的进展，再加上杨得志的提议，就前往南京和上海接受治疗。

陈毅元帅于1972年1月6日逝世，八十高龄的刘帅得知噩耗，深受震动。

刘帅是1926年在泸顺起义中认识陈毅的，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江西苏区并肩作战。

虽然分开了，但感情却没有变淡。1942年10月，刘帅五十大寿，华中军区陈毅曾致贺辞将刘帅与孙武、吴起、范仲淹、韩琦比较，看得出来刘帅在陈毅心目中的地位。

双目失明的刘帅赶到陈毅将军的追悼会上，对他说：“陈老总，您是我的主心骨啊！所有人都被他的话给震住了。

这一年，刘帅被送到了医院接受长期的治疗，长年的战乱，已经让他的身上布满了疤痕，再加上建国之后，他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刘帅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第二年，刘帅的大脑又一次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198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上写着：

“因身体原因，年龄较大，无法再次出席即将举行的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亦不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的高尚品格，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永远铭记和敬仰的。”

1986年10月7日，九点四十，开国大元帅病逝，终年九十四岁。

10月14日，后勤部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哀伤的乐声，大厅里第一次布置成了一座庄严的灵堂，柱子上缠着黑色的纱布，柱子上挂着横幅。

一位伟大的人物，安静地卧于花丛，翠柏丛中，鲜红的旗帜，伟岸的身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卫士，护卫在棺木两侧。

追悼会现场布置得很隆重，鲜花环绕，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以及来自首都的首长。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在葬礼上，对这位可敬的开国元帅进行了深切的哀悼。

在这场悼念仪式的组织者中，有一则流传甚广的“特殊遗嘱”。

1976年10月的一天，华国锋来拜访刘伯承，谈话完毕之后，刘伯承对华国锋说：

我和邓小平同志共事了五十多年，对他的情况是最熟悉的。将来我去世时，请邓小平同志给我办丧事，实在办不到，我也不去八宝山公墓，就让儿子把我的遗体丢在荒地上吧。

而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刘太行是刘伯承元帅之子，他也曾经对此做出过回答。

刘太行很清楚，邓小平和他的父亲刘伯承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合作关系。关于流传甚广的“特殊遗嘱”，刘太行缓缓地说道：父亲在去世前从来没有说过给自己办追思会，跟没有提起过由谁来主持。由此可见，这份“特殊遗嘱”可能并非真实存在，而是后来被流传出来的。

据刘太行同志回忆，刘伯承去世的那一天，他一接到噩耗，就匆匆赶到了医院。当刘太行来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见到了杨尚昆和洪学智。杨尚昆在那个时候告诉中央的一位同志：

我们要研究一下刘伯承的纪念活动，因为刘伯承对于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影响。

刘伯承的纪念活动尚未有具体的安排，还需要中央研究，所以刘伯承也就没没有什么安排了

刘太行停顿片刻，接着说：“父亲葬礼遵循国家规定流程。他一生严守纪律，始终遵循党章党规，从未越界。”

刘太行认为，父亲这辈子是一直秉承着严守纪律的信念，不管是干什么首先都是按照党章和党规来处理，从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

根据刘太行自己的反应，关于“特殊遗嘱”的说法，早已被广泛传播，纯属虚构。

16日，邓小平带着全家前往刘伯承的追悼仪式，见到刘伯承的大儿子刘太行，小儿子刘太迟，都是一脸的悲痛。

他含泪写了一篇《悼伯承》，信中充满了真挚的感情，特别说到“伯承久病不愈，终不能医，我与他朝夕相处，知已极深……”时，心中的悲痛更是难以形容。

后来，刘伯承将军的骨灰被分为6块，洒在了刘伯承生前战斗过的四川泸州，太行山，大别山，淮海的宿县，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的家乡——四川省开县赵家场，都留下了他的英灵。

刘伯承将军的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但也给他的妻子汪荣华，以及一群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在这时，曾经老部下，来找邓小平，问他：“刘首长已经走了，现在他留下的孩子们，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多帮助一下，毕竟他们都曾受到很好的教育，如此一直在基层，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

邓小平一听，立刻表示，不能这么做。就在大家惊讶之际，邓小平望向车窗外，说道：「伯承已经离开了，您的心思，我也明白。可是，这几个小孩我们可帮不了，要是真的给他们办了，那刘伯承同志可就放心不下了。”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刘帅这辈子都是个党性很高的英雄人物，把自己的家风都管得很严。

新中国建立后，刘伯承居住在一个由政府拨给的四合院里，除了一套破旧的沙发，几条长凳，两张茶几，还有一张靠近窗户的小桌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阳光洒在沙发上，打着大大的补丁。许多来参观的人见了，都很难过，都想给他添置一些家具，但刘伯承都谢绝了。

1950年底，中共中央把刘伯承安排为中国军队军事学院的筹备工作，他举家从北京迁至南京，住进了二层楼房里。刘伯承一家有八个人，在这幢小房子里，屋子不够用，只好让几个小孩挤在一起睡觉，这就造成了居住上的不便。

军校宿舍部的人经常到刘伯承家商量事情，每当他看见孩子们挤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他就向刘伯承提出建议：“我可以给你们多盖几个房间，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小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生活，但是以后呢？”

刘伯承摇了摇手，说：“只要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我们的家就够了。现在国内的经济刚刚走上正轨，而朝鲜又在开战，财政方面肯定是焦头烂额，能用多少就用多少。这军校的经费，是我从陈老总那里借来的，怎么可能用在自己身上？”

刘伯承的决心很大，但是，他的家庭条件，却使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当刘伯承到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他们偷偷地来到他的院子里，在他的院子里建了两栋小房子。

刘伯承从北京回到家里，一看到院子里多了的屋子，脸色就变了，他严肃地说道：“告诉多少遍了，我们家的条件是好的，你看，有几个普通人家能像你这么住？”后来，刘伯承一家人坚持不肯搬进新居，而把它分给了周围生活艰难的职工。

由于刘伯承发了一通脾气，谁也不敢再去搬那栋房子。后来，为了保护首长的安全，首长们在大街上都要穿便装。刘伯承的贴身警卫张福旺接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他想：终于有机会让首长把这件半旧的军装给脱下来了。

张福旺在同一天把这个问题告诉刘伯承，他说：“你长得像个军人，又穿着军装，别人不认识你吗？”刘伯承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这个新的规矩。

好说歹说，刘伯承终于同意了，张福旺兴致勃勃地选了要做衣服的布料，却被刘伯承打断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别选了，我看那块蓝色布料就行，价格便宜，还很结实。”张福旺一脸郁闷地说道：“您看您手下的士兵，身上都穿着毛料子，这辛辛苦苦给做了一套新衣服，却只用了一件普通布料，这也太丢人了吧？”

刘伯承轻轻拍了拍他的头，说道：“作为一个领导，我更要以身作则，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就是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发展中去，而不是吃喝玩乐，永远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根本，不能失去！”

根据规定，刘伯承也可以到车管处申请一辆新车，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刘伯承习惯了节约，他自己花钱多，政府给老百姓分的也就少，他还是选择坐老爷车。刘伯承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儿女，刘蒙曾说：「父母的一言一行，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从很小的时候，过着简朴的生活。」

刘太行是刘伯承将军之子，也就是日本侵略者入侵、抗日战争战火蔓延至太行山之时，他出生于1939年。

当时，刘伯承是八路军129师的指挥官，他和忻口的国民党部队一起，在娘子关和日军作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伯承将军的妻子汪荣生下一个男孩。

汪荣华于是托人写信，托人送到刘伯承那里，说：「伯承，我们的孩子昨日降生，你觉得应该取个什么名字？」

这封信跋山涉水终于到达刘伯承的手里。刘伯承接过一封信，拿起一支笔，回信道：

“你们母子平安，我很高兴，但这次战争太过激烈，我们没办法见到他，因为他是太行山的人，所以我们就叫他刘太行好了。但愿他也能像那座山一样深邃，那样坚强。

刘太行的命很苦，太行山的时候，他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他经常上吐下泻，这让他的妈妈汪荣华很担心。

直到刘太行满周岁的时候，徐向前才背着刘太行来到延安，从此，他不但被照顾的无微不至，还接受了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刘太行在解放以后，接受了他父亲的劝告，选择了哈军工的无线电研究部门。

刘太行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变成了一位令人艳羡的少将，从一名无线电老师，一路走到了空军指挥学院的副院长。

同事们经常夸奖他，说他像他爸，忠厚、稳重、勤奋、努力......

退役之后，刘太行放弃了党和人民给他的一切荣耀，带着他父亲“前半生戎马生涯，后半生潜心办学校”的心愿，来到太行山脚下，为家乡和乡亲们建立了一座希望小学。

刘蒙是刘伯承的第二个儿子，他和他的哥哥有过很多相似的经历，两人的关系也是最好的。

刘蒙在清华求学期间，对文学和书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为后来的《刘伯承传》和《青年刘伯承》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刘蒙被分配到军校学习无线电，毕业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被中国派到芬兰和爱沙尼亚做外交工作，为建立两国的友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伯承最小的儿子刘太迟，继承了他的两个兄弟的衣钵，在空军的技术上不断耕耘，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变成了一名优秀的将领。

刘氏家族的辉煌还没有结束，刘伯承将军的三位女儿也都很出色。

刘伯承有四女，大女儿刘华北命运不佳，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遭反动敌军杀害。

二女儿刘弥群是三个女儿中唯一一个一心想要参军的，北京航空大学毕业，已经是少将了，曾经是空军指挥学院的副院长。

三女儿刘解先，一心想要为人民服务，她的一身好本领，曾经是北京陆军后勤医院一院的内科大夫。四女刘雁翎，跟三女刘解先一样，都不喜欢军队，但喜欢医学，曾经在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部工作，现在是北京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