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先生求学自述

拓客说宗教 2025-01-22 18:58:50

【编者按】本篇原名《留埃见闻录》,马坚先生留埃期间所写,其中记述了他的求学经历和思想变化,是了解马坚早年学术积累和理想追求的重要资料。最初发表于1933年的《清真铎报》,署名“惕若”,但未完成。经过整理,如今收录于《马坚著译文集》第九卷。1931年12月29日,马坚抵达埃及,开始了8年的留埃生活。其在埃经历丰富,先在爱大学习,后转入“达如·欧鲁姆”。出国之前,马坚接触过虎嵩山、哈德成、达浦生、马晋卿、马福祥、马伯安、何少甫、马敏斋、陆志清、马仁卿、杨文波、沙儒诚、李芳伯、沙宝诚等各界回教精英。青年马坚深受鼓舞,希望通过留学得到全面提升,以图开创新的局面。透过这篇自述,读者不仅可以了解青年马坚的心路历程与学术积淀,也可管窥民国回教史之一斑。标题为编者所加,后文排版略有变动。

马坚教授

我无半分文学天才,却有一点自知之明,故好藏拙,怕应酬;如不得已,不登台讲演,不发表文字。此次留埃,师友亲戚辈,都嘱我报告旅途生活,埃及概况。分别通讯,详叙一切,实不可能,无已乃“率尔操觚”,以似通非通的白话体文写出此篇,愿阅者谅之。

我是农家子,长于乡曲,天性澹泊,自幼多病,因此早有爱好精神生活的倾向。小学毕业后,奉家父之命从先妣的姑父王诚一阿衡学阿刺伯文,王阿衡辞职后,入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创办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肄业。后来,学校改组,马健之阿衡辞职,同时我一面感觉到阿刺伯文愈学愈难,一面又感觉到回教的读书人太缺乏了,许多社会事业都不能振兴,于是托白亮诚先生竭力地要求我的父亲准我入云南成德中学校读书。次年,家父去朝天房,带回许多的经典来,我说:“儿已入中学读书,父亲买这么多的经典来做什么呢?”他说:“去年你说中学毕业后再学宗教学,所以我才允许你,现在言犹在耳,你就想变志了吗?当时我竟未能答复。

我由云南成德中学校毕业后,又要求我的父亲,让我人北京大学,我说:“宗教事有这么多的阿衡维持着,已经很可以了,我还是继续着读书的好。”他老人家也答应了,不过当时北大学生的用费,最低限度要三百元,家庭里只能担负一百元,白亮诚先生虽自愿地供给一百元,但其余的一百元,到底无法筹措。正在这个困难的当儿,我的慈母忽然与世长辞,悲恸之情,使我悲观厌世,不知所为。

经过好几位师友的劝勉以后,我才立志体贴父亲爱教之意,终身为圣教与祖国服务,以报慈母于地下。那时要想负笈远游,不但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办得到,我也不愿离开母亲未干的坟土和孤独的父亲了。白亮诚先生约我同王良弼、王守璞两位同学去整理本乡的两级小学校,守璞任校长,良弼任训育主任,我任校务主任,原有教员纳聘之任事务主任。我们对于教育毫无心得,不过桑梓义务,无法推辞,只好抱着尝试的态度,勉为其难了。

我在小学校里继续地服务两年,终日同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在一处生活,深深地感觉到教育事业的趣味。我相信回教所需要的是教育,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教育,唯教育可以救国,唯教育可以振教,我要想同时尽我为穆民、为国民的两重天职,舍教育别无他途。我又相信回教团体创办的普通学校里,倘使不加授相当的回教常识,则将来培植出的人才,既无宗教观念,对于社会必不能表现回教徒的特质,必定不能尽穆民的义务。至于一般宗教学校的教材和教法,更有改良的必要,这是我办小学两年所得的一点心得。同志们都很赞成这个意见,不过大家都没研究过阿刺伯文学和回教学术,要想编辑适用的回教常识教本,要想改良宗教学校,谈何容易?

民国十七年,舍弟廉又由云南成德中学毕业,他很可以代替我的职务,所以我决定辞职到上海,或天津,或北平,或甘肃,预备一点阿剌伯文的基础,然后到埃及专攻阿剌伯文学及回教哲学。我的同学马元卿(占魁)很与我表同情,甚至与我同行;白亮诚先生更赞助不遗余力,我们出发之前三日,他特为我们作了调《双凤之歌》,交给王良弼赶着把小学生们教会了,在欢送时歌唱。

我们到上海时,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刚刚上课两天,我在小学服务时最喜好读回教学会月刊,哈德成、达浦生、李仁山、伍特公、沙善余、杨稼山诸先生是我老早就仰慕的了,到上海后得瞻仰他们的丰采,愈觉钦佩。此时我们以为最不幸的是学生已经足额,中阿文的程度又不得相宜,又不能要求学校当局为我俩设特别班。上海是住不成的了,要想到天津(因为听说那里有一位王静斋阿衡)、北平(阿文大学是我俩报过名的)去试探一下呢,又阻于军事,恰巧与我们同行的两位朋友纳忠谏(子谦)、马俊民(才忠)是想到甘肃去的,不得已我们乃约着一齐向甘肃前进。

我们的意思,以为到西北去游历一番,也有许多益处:一则可以考察回教一般的状况,再则那边名师很多,可以补习阿文,三则可以提倡西北回教教育,四则西北教中的伟人听说到有几位爱好教门的,或许有人资助我们到埃及留学。这些希望鼓舞着我们,使我们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

自上海至南京,因陇海铁路不通,一路风餐露宿,纳子谦君就病了,我俩的旅费也快要完了,只好到河南许昌尚希贤阿衡处暂住一下。尚大阿衡品学都很好,十分优待我们,张季祯会长也予我们以许多的帮助。过了三个月,纳君的病痊愈了,我的旅费也寄到了,我们才整装出发。到西安时甘肃发生战事,西路不通,又静静地候了一月,西路通了,我们冒险地到甘肃去。到了平凉,道河的战事还正剧烈,连固原都走不通,又逗留了一月,然后才去固原三营地方从虎嵩山(镇林)阿衡。

虎阿衡是西北有名的人物,朝觐时与我父亲相识,一见如故,所以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在那里住了六个月,同时创办了一个义务学校,阿文稍有门径,学校略具雏形,不幸天灾匪患层层压迫,既想继续求学,又恐老人在家担忧,且天灾匪患,层层压迫,不得已乃负笈而归。

我们想先到印度再到埃及。到了上海,适值伊斯兰师范学校招收速成班学生,阿文课程很相当,我俩便考入该校。住了半年马元卿又因病还乡,就只留下我孤身一人,我继续着住在上海两年半,十分之九的工夫都用来学习阿文,所以觉得稍有进步,这虽由于我的专心致志,但教授者能有问必答,却是我努力前进的唯一原因。

不过,在中国学习阿剌伯文,因为环境的关系,无论如何总学不到家,再加以暑假、星期、斋月等等耽搁,每年只学得五六个月,那更难得成功了。我想要是能到埃及去就快得多了,那方面,报章、杂志、商标、广告无一样不用阿剌伯文;文人、武士以至贩夫走卒无一人不说阿剌伯话,耳濡目染,自然进步得很快,还有许多动植矿物的名称,度量衡的标准,则非亲自去研究不可。至于阿刺伯人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更不能不实地考察,否则,天经、圣训中有许多事就不能彻底领会。又埃及地近欧洲,其新教育之设施必有可观,很可以为我国回教学校他山之助,又怎能不去观光呢?因为这几层理由,我就向哈德成、达浦生两位先生请求留埃,他们两位向马晋卿校董提起这个要求,他非常赞成,马上自认资助我完成我的夙愿,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活的一件事。

有一天,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云亭(福祥)先生到上海来,住在“一品香”,听见达浦生社长说我要去埃及留学,他很高兴,特意托达社长约我去谈话。那天他很诚恳地勉励我一番,他说:“我听见达社长说阁下有大志要到埃及留学,我非常钦佩,后生可畏,希望好好努力,中国回教的四大名人,王岱舆、马文炳、刘介廉、马复初,贵省就占了一半,足见贵省是常出伟人的地方。希望阁下追上他们四位,替中国回教做出一番事业来。国文和阿文是不可偏废的,最好是再读两年的国文,国文学好了再学阿文,这也是当然的道理。”那天,学校里开欢送会,他又恰到上海,学校里去请他来摄影,他才晓得我决定要去,又特馈百元以壮行色。他老人家希望我的固然太高,非我所能及,然而他老爱护主教“,奖励后生的一片热诚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不想世变沧桑,机会不可错过,体贴他老先生的意思,多带些国学书去从事自修了。

我出门三年多,一无所成,本来无面目见家乡父老,故决意由上海直接放洋,不料我父亲屡次写信给我,无论如何总要我回去一趟,不得已乃还乡省亲。到家后,张君(子仁),林生(子敏)想和我一同去,但要到秋收后才有旅费。张君是白亮诚先生的外甥女婿,曾到甘肃求学多年,颇有志于宗教事业,白先生很愿意辅助他。林生尝从我问学两年,很聪明好学,家资殷实,有自费的可能。有他们与我同去,就可以疑难相与析,疾病相扶持,我当然要等候他们了。

正在这个时候,回教俱进会滇支部的部长马伯安先生、何少甫先生、振学社社长马敏斋先生、云南清真公会的总理陆志清先生、协理马仁卿先生、明德中学校校长杨文波先生、职员沙儒诚、李芳伯、沙宝诚诸先生,因为近年来发行《清真铎报》,办明德中学校,深感宗教专材之缺乏,非派遣留学生不可。

去年就写信给爱资哈尔大学请求选送留学生,已得该校允许,他们听说我们要去,就开会商议,决定以明中基金选派高材生一名,沙儒诚先生对于派遣学生事最为热心,大会议决后他马上到沙甸来,一则请白亮诚先生亲自主办考选学生事,因为他是俱进会宣传部的部长,又是明中的校董,又兼通中阿文;再则同我们有所接洽,自愿把自己所担任的各中学校的课程和市政府财政厅各方面的职务统统辞谢,然后以自费护送着我们去,就便向爱资哈尔大学要求交涉,以后对中国可以多送学生,一律免费,他这种精神可谓难能可贵了。

振兴中国回教是何等重大的使命,要以我这样庸愚的人来负这万斤的担儿,莫说学得成功与否,不敢自信,即便幸而得成,也要孤掌难鸣,此次我所以冒昧从事,无非要借此引起一般有为的同志。回家后,果就得着三位同志每人替我分担“二千五百斤”,担儿轻了,已经觉得很舒畅了,又有沙先生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快乐极了,“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种意思罢。

后来沙先生办移交,领护照,明德中学考学生,发旅费,闹了两个多月才有头绪,明中考取的学生是我的好友纳子嘉(忠)先生,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有为青年,对于国文、法文、阿文都有根,近两年来任《清真铎报》的编辑员,成绩很好,所以月华报社,穆民月报社都聘他为特约撰述员。去年马晋卿校董允许资助我留埃后,我就写信给他,叫他要求明德学校资助他和我一同去,他说:“我早有此志,得同你去,那更好了,不过学校的经费很支绌,事实上恐难办到,所以我不便要求,只好静候时机了。”当日我们哪里预料到有今日的携手同行呢?

前次我到西北去有三位同伴,此次留埃也有三位同伴,前次的三位同伴,纳君子谦有志未遂,早已物故,马君俊民尚在甘肃,久无音讯,元卿固是我的老同志,今因身体多病,公务羁身,上有老母,下有妻挐,种种限制不得再与我偕行。回想起来不禁产生无限感慨,不能不吁祈真宰默佑我们,使我们常保健康,遵循正轨,努力前进,各有所获,然后携手同归,为教服务,以完成自己的志愿与使命,而报前进诸君子之厚望于万一,则幸甚矣!(转载本文于:公众号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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