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起/文
王以哲
王以哲，吉林省(黑龙江省)宾县人，旧制中学毕业，考北京大学落榜，无颜回家，乃投笔从戎，当了小兵。曾在湖北武昌营地，每日挑江水，所受到的困苦据他人说来真是苦不堪言，但他终于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后被连长赏识，一步一步地提升为连的事务长。 事务长的职务在一个连里是最忙的，尽管怎样忙，他一直坚持着学习，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招生，他坚决请求上级准他应试。连长觉得他很得力，初期不准，后来觉得他很有造就，怕误了他的前程，不得已而准之。 保定军校毕业，值东北军正盛，遂来沈阳投效，但不得其门而入，穷困潦倒于旅邸中，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冒昧上书张学良申诉他报乡梓之热情，张立即召见，交谈之下，当被委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第一营第一连的中尉排长。教导队的学生，六个月毕业。第二期开学，王升为连长，他的干劲由此更大，与他比肩人十分嫉视他，诬告他的信件也随之越积越多。张学良为查明真相同时检阅教导总队的成绩，举行了各种比赛：操场、野外、刺枪、射击，并也测验了典范令。王以哲连里的学生不仅各个及格而月都以优异的成绩超过了全总队其他各连的成绩，其中以实弹射击和刺枪的成绩尤为突出。张大悦，觉得他个人有知人之明，乃当着全总队的学生和军官的面前，把那些诬告的信件全部交给王以哲，嘉勉他继续地好好干，别顾虑那些嫉贤妒能的人。对那些告人的人给以严厉的批评和谴责。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便当了少校营长。 就在这个时期，值郭松龄倒戈，沈阳吃紧，张作霖以教导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总队长王瑞华为师长，下属三个营编成三个团，王以哲一跃而为上校团长。接着郭失败，张作霖转危为安。张学良又统率三、四方面军浩浩荡荡地杀进关去。东北军由来已久是军纪太坏。张为了整饬军纪，对纪律最坏的穆春师给以缴械撤销处分，在张家口车站的缴械过程中没有作好准备，被缴械者当场动武，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少将代张作了替死鬼。张回到北京乃升王以哲为其少将卫队旅长。 彼时东北军发展很快，里面的分子良莠不齐，由土匪改编的队伍，始终是野性难驯，接着十九师又来一次缴械改编处分。张为了使这些部队很快地好起来，不得不派遣其得力助手进行整饬军纪。王以哲治军最严，因被提升为十九师中将师长。到此王以哲由中尉排长到中将师长所经历的时间不过四年(27岁为中尉，31岁为中将)，可称一帆风顺。 但好事多磨，王是张一手提拔起来的，其拥张也是很自然的。此时具有更大野心的杨宇霆很不开心，总想借机除掉王以哲，免得张学良羽翼丰满不为其所制。因此杨常以难以达成的任务令王去完成，王几次都因为没有完成任务逃到张的范围内避之。杨虽大权在握，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但究竟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疏不间亲，对张亦无可奈何，因而杀王的念头迄不得逞，而张、王之间的关系亦因此而愈密切。 东北易帜，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国内战争暂告一段落。国民党马马虎虎的算是北伐胜利了。实际上仍然是军阀割据的局面。 皇姑屯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子承父业当了东北王。野心家杨宇霆当然不服他，认为张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是。张的通电易帜拥护中央，意愿是大敌当前不应同室操戈，企图联合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俾便为父报仇。而杨宇霆则别有用心，企图靠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进行割据，不同意张的举措。以故，他们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张为了安顿杨的心，佯示以软弱无能，真的是一个小孩子，杨宇霆的父亲作寿时，张亲自到杨府拜寿，对杨十分恭敬以老前辈视之。杨以此觉得张无啥了不起，也就不怎样在乎了。张乘杨不在乎之际，乃召集其亲信王以哲等计议如何除杨的计划。王以哲此时恰为沈阳的驻军师长，杨为东北兵工厂的督办，以王以哲的一个师对付兵工厂的守军当然绰绰有余。张乃决心杀杨。 杨府寿事已毕，张请杨宇霆和常荫槐(杨的亲信)过府玩之。杨为回拜亦义不容辞，乃慨然应允，遂为张所杀。彼时的军阀都以人为中心，一旦其中心人物被杀头，依附于他集团亦立即树倒猢狲散，无所谓势力。因之原来以杨为靠山的人，马上向张投靠，惟恐张拒而不纳焉敢再有异议，以故张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亦日趋巩固。 1930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又爆发了新的军阀争夺战，双方都派遣代表来东北请求张学良出兵援助己方。张学良此时大有韩信当年在三齐之势，左投则项羽胜，右投则刘邦胜。蒋介石以答应张以任何条件都行，只要张出兵援助他，即令南京政府将来亦可由张领导，遑论华北几省的统治权又何足道，并且用大量金钱收买张左右的侍从人员，使之在张的旁边为之美言饰说。在此，张之通电拥蒋遂成实际行动。东北军进关，阎、冯下野。张学良不仅为东北王而是黄河以北的联帅了。 张学良率大部东北军进驻关内，沈阳只留王以哲部为城防部队。日本的关东军乘此空隙于1931年9月18日举兵占领沈阳，王以哲奉张之命涕泣撤出沈阳，而张也是奉蒋介石之命实行所谓“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误信什么国际联盟能够干涉日本，因而一误再误下去，东北军亦从此一蹶不振。
1933年3月驻守古北口的王以哲部队
1933年日人进窥平津，张学良被迫出国。张临行前把东北军编成五个军任王以哲为第六十七军军长。王是由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军衡处长调任此职的。事实上，到必要时张学良还要倚重王以哲的。尽管张平时对其部下较为精明强干者有所顾虑。但到必要时，还是要倚重这些人的。 张出国期间蒋介石借机企图瓦解东北军，他侦知王以哲在东北军的各军中是人望的中心，其他几个军长皆以王以哲的马首是瞻，乃召王到庐山会见，极尽收买的能事，许以很多的好处，意即只要王以哲能直接听从他的调遣而倚附于他，则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蒋的逻辑“官和钱，这两件法宝谁都得向它低头。”但也有出他意料之外者，王以哲便是其中之一个，王觉得张一手提拔过他且在张临行前又殷切地嘱托过他，因之对蒋的诡谋乃婉转谢绝之，并坚持请蒋和张商量，只要张答应东北军可以协助中央军“剿共”，叫东北军绝对服从命令。蒋赏给王个人五万元。王回到六十七军把这些钱全部转赏给六十七军的全体官兵，借以表示他对张的忠诚而没有接受蒋的贿赂。蒋见东北军之不可以收买和拆散，想要利用东北军不得不把张学良从国外召回来。 张从国外归来后就任“剿共”的副司令，东北军因之亦投入此非正义的国内战争的深渊中。就在东北军帮助蒋介石打仗的同时，蒋仍然在处心积虑地想要消灭东北军。他自己的部队打垮了，他不仅立刻整补起来，而且常是打垮一个师再建两个师以代之，而东北军打垮了两个师他装作不闻不见，对于整补问题只字不提。张学良由是不满，东北军的官兵对此非正义的战争也开始感到渺茫，认为长此打下去将不知夷于胡底?同时对红军的伟大号召：“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感到十分亲切，渐渐地产生了向往真理的倾向。 王以哲部下一位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宽大的待遇，并晓以共同抗日的大义，纵之使归。高团长遂将红军的宽大政策和共同抗日，实乃东北军的惟一出路的问题，密陈之于王以哲。王认为这些话确乎是东北军惟一生存之道。不然，不消灭于此非正义的战争中亦必被蒋介石所消灭。王乃转商之于张学良，张召高团长面谈，从此之后东北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亲善的关系。 王以哲的军司令部驻陕北的洛川与红军来往比较多。红军当时所需的物质，张令正以哲尽可能地暗中转给。 王以哲虽系军人而政治头脑颇清楚，见识高远，从谏如转圜纳善若不及，见人有一善，学之，惟恐后之。用人不拘小节，凡别人不能用之人，他都能优容而用之。其本人每以忠义自况，其居处总是悬挂诸葛亮所写的前出师表。他常和我们谈到岳飞和诸葛亮，言下有不胜高山仰止之慨。高团长是一个很难驾御的人物，在别的部队谁都不喜欢他，调到王以哲那里去后，却深得王的赏识而提升为团长。他常提到魏延那样的角色，诸葛亮都能用之，况不如魏延那样的人又不可用呢。当时东北军中目王为儒将。
王和车向忱私交很厚，在西安时王所接触的人士多系进步人士。正因为如此，南京方面国民党认为王以哲有通共嫌疑，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撤除王以哲的军长职务，并且也曾通过陈诚以保定军校八期同学的关系拉拢王投靠中央。王虽未被拉拢，但风言风语传到张的耳朵里边去也不无顾虑，此时正是张和红军通好之际。1936年秋季王曲军训团的教育长是王以哲，即因此传说而换上黄显声，王乃回其六十七军驻地平凉。其内心很苦闷，但又不能向张说什么，这种心情我知之其详，因彼时我是他的学生，常和他在一起。他常把我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1936年夏，我从南京军校毕业回到东北军，他对我格外亲切，什么话都向我谈谈。似乎说一说可以解除他一点烦恼似的。在他回军部的前夕曾和我谈到张左右的人多系鲁莽灭裂之徒把张包围得很紧，长此下去实非东北军团体之福。言下有意把我推荐给张，以便张可以多得些外边的情况。后经我反复的申述个人实在不愿和张之亲信孙铭九、应德田之流打交道，原因是不和他们同道，则难相共处于张之左右，同道则又非去之本意。与之抗衡而个人位卑言微不仅不能邀张之重视，其或有杀身之祸。因而推荐之事遂不果行。 1936年夏季在一次宴会当中，代张做组织工作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竟大言不惭地说：“假如你们大家认为我得到副司令的信托而来和我交朋友，企图从中得到某些好处，这是十分卑鄙的。假如你们认为我孙铭九人格伟大而来和我做朋友，这是十分高尚的也是我十分欢迎的……”参与这次宴会的就有王以哲。会后王和我谈及孙营长的谈话时说：“除掉其极端幼稚部分外，可以看出这个混小子不自量力的野心该有多么大，而且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王以哲死后，一般熟悉东北军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东北军从此休矣，张学良不用想着蒋介石再像他那样大仁大义地把他释放出来，而所谓东北团体亦从此解体。” 也有一些不明了王以哲的人，毫无根据地瞎说：“王以哲和蒋介石拉上了，企图取张的地位而代之。”又说什么“王以哲接受蒋介石的钞票有一飞机。”这些道听途说者的根据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天天到王以哲家里开会。事实上，王因患肺炎在家不能出席会议，但又缺不了他，只有大家到他家开会，而会议的中心内容，仍然不外怎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和如何营救张的问题。 这些谣言和诽谤，事后看来，就是孙铭九之流造作出来的，用以污蔑中伤王以哲的威望，俾便以此为借口作为杀王的声讨书，并表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拥护张的忠实者，借此赢得一般毫无头脑但却热衷于升官发财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胡闹。 王以哲另一致死的原因，是他太相信自己的威望了，他觉得孙铭九不过是一个草包岂敢杀他。在他未遭毒手之前，很多关心他的人都来劝告他，请他搬到新城杨虎城处躲躲，以防孙铭九的暗算，他说：“这些小孩子只是瞎胡闹，顶大也不过像副司令扣留委座似的，到未了还得亲自把人家送回去。”因此不但没有去新城，而且家中的大门连一个警卫人员也没有设置。直到最后有的人来告诉他，孙铭九真的企图暗杀他，这时他还是将信将疑地设置了门岗，但人数也不多。 孙铭九派来行刺他的人就是张学良卫队营里的一个连。他们第一次通过王以哲的住宅(西安粉巷二十三号)是为了侦察门岗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安顿门岗的心，表示他们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彼及返回第二次通过门前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了王的住宅，而王尚高卧在病床上不能行动，室内仅有军医官一名和他的夫人在旁守护。此时真就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了，孙铭九派来的那位连长于文俊闯进室内高喊什么“我是奉命令而来，对不起军长了!”王以哲就被这位莫名其妙的连长当场刺死。击中数弹殒命。 他们满以为能在王家搜出很多钞票和金银财宝，孰料竟大失所望，什么也没搜到，所谓蒋介石贿赂给王的钞票完全是一种虚构。这群企图发横财的士兵，才觉得他们是被孙铭九骗了，同时他们也觉得这种暗杀的行为不仅是可耻而是极端的不义。在抄王以哲家的同时，其中较有理智的人对他们所接受的逆命就有所议论了。
王以哲身为将级军官十余年，身后萧条，家无余财。东北军将领中像他那样清廉自持的人，的确不多。王自奉俭约，生活朴素，居家和一般百姓一样。对朋友或有求于他的人常是一掷千金毫无吝啬。家教至严，子弟皆有礼貌，不以富贵骄人，待兵虽严而不刻，特别关心士兵的疾苦。死之日，其所属的六十七军全体官兵闻讯无不悲愤填胸痛哭流涕，纷纷要求副军长吴克仁兴师捉拿暴徒孙铭九为军长报仇。此时孙铭九见势不好早已逃之夭夭，剩下那名毫无头脑执行杀害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被活祭于王的灵前。就这样该军还不算完，还要找西安负责者算账，经过许多和六十七军有关的人员反复的解释：参与这次暴行的人确只孙等几人，别的高级负责者也几乎险遭毒手。六十七军才没有来西安，不然东北军本身就要因此发生内讧。 王以哲以大有为之身，竟遭彼卑鄙狂徒的暗算，到中年(享年41岁)而殁，使张学良终身为楚怀王。类此之死，真是太轻了，太不值了!我读：“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每低徊不已。自王以哲死后偶一念及，无不发指，则昔日的低徊为不足道矣! 东北军肇始于张作霖而未于张学良，亘张学良的终始都有王以哲的活动。在张学良的左右比较老诚持重见识高远者首推王以哲。东北军首先和红军谋得和解的是王以哲，张学良和周恩来会见的联系者是王以哲。东北军不打此非正义的内战而初步接受点阳光的领路人是王以哲，东北军许多军官倾向革命而初步有了革命的向望的启发者是王以哲，东北军一直团结到西安事变而没有解体的核心是王以哲。王以哲在整个东北军的后期中确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竟死于非命，亦云悲矣! (1960年3月14日) 附： 王理寰给阎宝航的信 宝航同志! 出示王凤起写王以哲一稿已读阅。王以哲军长，本人追随有年，此稿个人 看法基本上同意，但是为 述说一个人的一生事迹总是全面为好，以为阅者的参考和启发上有些俾益。该稿尚有不尽之处。例如1926年 冬王以哲为卫队长和学生连的教育长时，张学良将军命王以哲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三院招考入伍生队2000名(应 考者均是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旃坛寺训练八个月后，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北京分校(校址在黄寺大 楼)第七期学员入校肄业的准备教育。更足以证明王以哲教育有方。1935年六十七军在陕北损失百零九师、百 拾师、百零七师三二一团，这是王以哲军长指挥失当，如关羽夜走麦城不失一世英名。1936年西安事变，国 民党特务散布谣言很多，王以哲军长均已知道，因为以老前辈自居，不向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解释亦不 加以防备，并刘多荃、周福成二位师长劝他离开西安，汽车都预备好了，王军长不走，竟遇于祸。以致 敬礼 王理寰 1962年3月24日 * 作者曾在东北军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