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汉/文

　　从民国十六年起，至西安事变止，我一直跟随张学良将军。在他身边生活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初见张将军　　宣统三年，我出生于新民县东平岗子村。从小上私塾时，就喜欢写毛笔字和画画。17岁那年，由我太老爷韩帮办(当时是大帅府的中将帮办)介绍，进了大帅府。记得当时和我一起见张学良将军的还有的督军的外甥李力。当时张将军穿着整洁，没戴帽子，留的是大背头，态度可亲，平易近人。他询问了我们俩的家庭和其他一些情况，还问我们多高文化，水笔字写得如何等等。我回答说念过私塾，并当场写了水笔字。张将军很高兴，就令谭海副官将李力送到卫队营去受训，把我留了下来。从此，我一直跟随在张将军身边。

　　培养我成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随张将军进关。他到北平不久，就送我到保定军官学校受训，前后两段共学习了11个月。我回来以后，当时任传达处处长的叔叔张德林，又托人跟张将军说情，希望能送我到日本去学绘画，张将军欣然同意了。我就到东京稻田汀学习绘画。在此期间，张将军到意大利等地去了八个月。　　1935年，在西安建立了张学良公馆，我就跟随他到了西安金家巷五号。　　在这一时期，我学会了骑马、绘画、日语等，由一个普通士兵被提升为中校侍从副官。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行军礼时，腰往前倾了一些，他问我说：“小张，怎么了?你的腰是否有毛病?”我说没有毛病。接着他对我说：“没有毛病你的腰怎么弯呢?要挺直腰板，有个军人的样子，你要多看点步兵操典。”他还经常检查我们的手，看指甲剪干净没有。一次看我们的手指甲还挺干净，就奖给我们八个副官每人一块大洋，叫我们买指甲刀。还有一回，那是夏天，他反复检查我的袖口、衬领，看见洗得很干净，就问我：“这是你自己浆的吗?”我说：“是我自己浆的，浆完了用棒槌槌的。”他听了很高 兴，当时给了我一双墨菊袜子作为奖励。　　张将军对下属的学习和生活也非常关心，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学习。有一回看见我在练习写水笔字，问我仿谁的帖。我告诉他仿王羲之的，他又仔细看了我写的字后说：“你的字写得大有进步，还需好好地练。我也是同样，要不，你会超过我的。”并且送给我一个端砚，可惜在后来动乱年间丢失了，只剩下了那个装砚的盒子。后来，他又送给我两块刻丝的料子，叫我做椅垫用，我一直没有舍得，现仍然完好无损的保存着。现在我一看见这两样东西，他当年那种和蔼可亲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1930年，张学良在北平

　　张将军的习惯　　到西安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朝夕伴随张将军。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来不骂人，不打人，但对部下要求很严，同时对自己在各方面也毫不松懈。　　在西安时，我们的饭厅里一共有七八张饭桌，却没有规定专用饭桌。他每次到餐厅来吃饭，总是和赵媞小姐随便地往哪张桌前一坐。那阵子，他生活上比较节俭，早饭经常是一杯牛奶和可可，有时是一碗在大米粥里放少许糖、葡萄干、山楂、果脯等的八宝粥。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抽中国烟，喝中国酒。抽烟一般都抽“白金龙”牌香烟，喝酒一般喝“西凤”、“汾酒”等，从来不用外国货。　　张将军非常注意穿着的整沽，每次出门总是要对镜整容，看帽子戴得是否端正，扣子扣没扣好，领钩挂得严不严。里边的白衬衣总在领口和袖口处微露出一点点白边，显得非常英俊，显示出一个标准军人的风度。张将军喜欢穿高领子衣服，他曾很风趣地对我说过：“我长得本来就瘦，如不穿高领衣服，头不就像葫芦头子插在衣服里了吗!”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回到屋里就摘去帽子，脱下军服和皮靴，从不在屋内穿着军装，从来也不戴像戒指一类的装饰品。他说：“作为一名军人，就应有军人的风度。”所以，我们在穿着上特别注意，经常保持服装整洁，不敢马虎一点。就连于学忠、董英斌一些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张将军看见警卫连长的军帽沿上有点灰。便说：“你是扒炉子的，灰都带到军帽上了，快收拾干净，要不就到军需处换顶新的。”　　在西安时，张将军和赵秘书(当时我们对赵媞小姐的称呼)感情非常好。张将军的夫人于风至虽然当时也在西安，但不经常到公馆来。张将军习惯在饭后和赵秘书打网球，一般都是玩半个小时。有时他们谁要是打累了，就让我上场陪他们打一会儿。即使是打球，张学良的服装也穿得非常整洁。我记得有一次赵秘书穿着拖鞋打球，张将军说：“你是打球呢，还是摆阔呢，穿这鞋打球方便吗?”从此后，赵秘书就一直没穿过拖鞋打球，她非常尊重张将军。　　他们有一个儿子，叫张闾琳，当时只有六岁，张将军就经常给他讲故事。小闾琳只是听，也不做声，张将军说：“我给你讲，你怎么不提出问题呢?”有一回张将军讲的是三国里赤壁之战的故事，赵秘书说：“那么大的小孩连数都数不过来，他能懂吗?”张将军说：“慢慢就懂了。”有一次，张将军叫李副官把我找去，问我刘备是不是袅雄。讲长了，对小孩的智力很有启发，小闾琳也经常提出问题了，还问过我鲁肃是谁呀?是好人吗?张将军和赵秘书还经常让他在地上的沙子上练习写字，还给他讲唐诗和英语，使闾琳从小就受到了教育。

　　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前十多天，我们感到有些异样，我们看到张将军住的三楼上的电灯，经常是通宵不熄。一些军政大员经常来去匆匆，神色显得严肃、紧张。我记得当时车向忱、宋黎、于学忠等人来过几次。当时的兵工厂厂长米春霖和军长王以哲也常来，他们来一般都是到二楼客厅等候。当时的客厅周围都是沙发，能坐八九十人，外屋有两个柜子，一个是食品柜，一个是茶具柜，装有喝茶及冰激凌的器具。客厅正面挂的是郑板桥画的竹子，横幅是阎立本画的孟母三迁图，两侧是王羲之写的条幅。地毯上的图案是暗八仙(就是只画八仙用的东西，而不画八仙人像，如韩湘子的剑、张果老的渔鼓)。中间的长条桌上铺的白桌布，上面摆设有古玩、花瓶、盆景、青石山等。张将军和来人谈话有的在客厅，有时在三楼卧室。那些天，张将军命令谭海副官亲自把电话，不准离开一步。卫队团加强警卫，并且从前方把刘多荃师长和唐君尧旅长调回来。我记得有一天，张将军从华清池回来，都晚上11点多钟了，进院就问我：“唐君尧来没来?”我说来了，正在二楼等着呢!张将军又问：“何柱国、米春霖来没有?”我说：“没来。”张将军当时到三楼换了衣服，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丝袍。他到二楼和刘多荃、唐君尧、白凤翔(骑兵师长)说：“唐君尧，你知道找你做什么来了?”唐说不知道。张将军接着说：“咱们对蒋委员长要负责，刘师长和你要保证委员长的安全，不许打枪。在万不得已时只能向卫士开枪，把他们拖住，不要伤人。唐君尧说：“我的子弹不多了。”张将军叫我把我身上的五联子弹交给了唐君尧。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多钟了。庸君尧等人走后，不一会张将军也走了，说是到杨虎城公馆去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猜测是中央军从洛阳向陕西进攻了。这一夜谁也没睡觉，第二天早上张将军和杨虎城将军都回来了。不久，孙铭九营长来了电话，我们才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我听孙铭九说，他把蒋孝先打死了，钱大钧也受了伤。　　西安事变后，张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那一天，当周恩来到张公馆，得知张将军去飞机场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他非常着急，决定立即去飞机场。当时，我和两名卫士护送周恩来，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虽然车开得很快，但周恩来还告诉快点开。当我们车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徐徐起飞，我见周恩来望着天空，眼里含着泪反复地说“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张将军。一别就是50年，我的心总是思念着张学良将军，草成小诗，以示想念。　　十年戎马紧相随，　　回顾往事老泪垂。　　满头青丝成白发，　　旧部翘首望君归。　　(朴云良、刘进文整理，1986年) * 作者曾任张学良的中校侍从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