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解敌军"到"壮大我军"
1946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歼敌5378人，其中俘虏3128人。为了处理大批俘虏，我们将苏中1分区复员局改为"苏中俘虏管理处"。不久，又在苏中俘管处基础上，成立"华中野战军俘虏理处"，韩念龙同志任处长，房少庸同志任副处长。
我们对"宽待俘虏"的意义与目的，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认识也不断加深。实际上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过去的宽俘政策，重点放在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结果是"捉了放；放了又捉"，不少敌军兵痞子"二进宫""三进宫"，甚至被捉放五六次。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将宽俘政策由重在"瓦解敌军"发展为"瓦解敌军"与"壮大我军"两者并重。最后又将此发展为以"壮大我军"为主的"扩军方针"之一。
1946年9月5日，我给韩龙、房少庸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要从战争全局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敌军俘虏，从"瓦解敌军"和"加强我军组织建设"的高度，而不是仅仅从处理俘虏的狭小意义上对待俘虏工作。并就俘虏军官和士兵的处理，分别提出了一些原则意见。其中对争取俘虏士兵入伍归纳了三条好处：第一，节省根据地人力动员；第二，减少蒋介石兵源，使他不可重新武装来反共；第三，补充战俘，可以使我们连续作战，并利用其军事技术，提高其政治质量。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把大部分俘虏，经团以上政治机关训练教育后补充到部队，当时称为"融化俘虏"，提了个口号叫"从火线上扩军"。第1师和第6师做得最好。有个团补充700名以上俘虏兵仅一人开小差，我将此作为4个月自卫战争政治工作范例之一介绍了经验。与此同时，少量战俘教育释放后也收到好的效果。敌49军的机枪连连长和电台台长，是通海战役俘获的43名军官中的两个。他们被宽大教育释放后，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一弹未发，积极组织投降缴枪，带来的无线电台等装备一个零件也不缺。
融俘教育
1947年2月，经过宿北、鲁南和莱芜战役，战俘达10余万人。华野和山野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俘虏管理处，徐宗田同志任处长，房少庸、康明同志任副处长。5月孟良崮战役后，战俘人数更多，俘虏军官的级别更高。这时的野战军俘管处设5个大队、27个中队和1个将校队，收管俘虏军官6万余人。我们野战军主要管训尉官。为了保证安全和管训时间，提高管训质量，校级以上的俘官，经初步收容整理后，送后方"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总团"。俘虏士兵则由各纵队负责管训后大部充实连队。
打整编第74师，打得干净利落，全师人员基本被歼，极少漏网。班长以上官佐，除击毙和击伤送医者外，都集中到了俘管处。这就形成了74师一个较完整的建制俘虏军官集训体。74师是蒋军"精锐"之"精锐","建军模范",研究该师就可了解蒋军一般主力部队的轮廓与特点。我们觉得，这不仅有利于对俘虏的审查教育，而且是一个从俘虏中获取重要情报、研究敌军、知彼知己、以战教战的极好机会。决定对74师的俘虏官佐，提高一级审俘待遇，班长当尉官、尉官当校官处理，过细审讯与调研。由联络部长吴宪同志牵头，组织20余名得力的干部，找了百余名各级各类俘虏军官座谈调查，并参照缴获的文件资料，分历史沿革、组织编制、官兵成分与素质、官兵训练、新兵补训与残部概况、参谋补给卫生业务、参加战役经过及检讨、惯用战法、政治情况与"政治"工作共9个专题，经三个星期的突击，写成了一本十万余字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由我题写了书名。朱总司令得悉索要，我们赶印报送。这一调查研究下发部队后，发动全野战军研究74师，洞悉敌军的长处与短处，改进我军的战术技术。这对后来的作战胜利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解除敌军的武装，俘虏敌军的官兵，固然是很大的胜利，而教育战俘提高觉悟，改变思想与立场，由敌人变为朋友与战友，由被迫为俘到主动合作，并肩作战，以解除更多敌人的武装，则是更大更彻底的胜利。我们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党的政策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式方法，使战俘口服心服，教育工作很有成效。
对俘虏官佐的教育，一般地讲，蒋军主力俘官比杂牌俘官难度大，中高级俘官比基层俘官难度大，解放战争初期的俘官比战争中后期的俘官难度大。这是由他们所接受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深浅程度所决定的。曾经妄图组织整编第74师部分战俘暴动的指挥者，竟然是一名普通班长。这个师的多数俘官，一开始对打败仗很不服气。认为凭装备，论训练，打"正规"仗，解放军远不如他们："关云长大意失荆州，不是没有本领"。其失败，只是战略指挥失误，部队误人绝地，带有偶然性。经过形势教育、辩证唯物战争观教育、人民战争教育和政策学习，摆事实，讲道理，又目睹亲历了解放区军民关系、我军的官兵关系和对他们的宽待，多数人思想立场开始转变。各级首长找俘虏座谈、作报告，教育效果更好。陈毅同志不仅接见招待马励武、周毓英等高级将领，平等相待，晓之以理，还多次给大批校以上俘官作长篇报，有理有据，气吞河山，讲得他们心悦诚服。"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陈毅同志的这首《临沂蒙阴道中》诗作，在战俘中广为传诵。他们敬佩他不仅是难得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诗人，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认识。蒋军第74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钺被俘后，我们指定野政秘书处长谭肇之与其谈话。他们都是湖南人。谭以毛主席军事思想开导他，使其诚服，后又经高俘团集训，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南京军事学院的古代战史教员。军事学院的古代战史教员。
我们把俘虏教育的重点放在被俘士兵。他们数量大，年纪轻，多数思想单纯。从政治上分析，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劳动人民，尤其是战争中后期的蒋军士兵，基本上来自蒋占区的穷苦农民，因被逼被抓等多种原因卷入内战，在蒋军内部处于被压迫地位；但又普遍地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反共和内战的反动思想教育，对我党我军存有一些误解与偏见。他们一旦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他们视为阶级兄弟，不叫"俘虏"，而称"解放战士"。并且耐心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思想政治立场，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被俘敌军士兵一旦补入我军连队，就成为人民军队光荣的战斗员之一。他们在政治上同翻身工农入伍的士兵一样平等，思想上一样接受教育，生活上一样被关照，各方面都无所歧视。对他们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两种社会、两种军队的"阶级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建军宗旨教育"。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诉苦""挖根""换心"和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这些内容与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不断深化提高，不断完善丰富，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与经验。尤以"诉苦运动"最为生动感人。阶级仇、世代恨、自身苦，是当时广大劳动者的普遍社会遭遇，是颇具爆炸性轰动效益和深远号召力的"凝聚剂"。说到伤心处，满场悲声欲绝，许多人难过得在地上打滚，然后站起来，举枪宣誓："报仇雪恨","有我无敌","为人民立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施之以系统的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和科学的组织领导，这些阶级兄，随即掉转枪口，成为我军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一大批人立了战功，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优秀的各级指挥员。
1947年9月，当解放战争进行一年以后，我们已歼敌正规军8个师部、29个旅、278个团，非正规军23个团共43.1万余人。其中俘虏官兵26.2万余人，除将校尉官入学校学习和释放一部分外，被俘士兵绝大部分经教育后补入了我军。
为了教育好越来越多的新解放战士，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野战军政治部讨论，由宣教部教育科长奚原同志执笔，总结了一年来改造新解放战士的经验，写成三万余字的系统材料。我题写了《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的书名，以《华东前线》增刊第11期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
这个小册子，总结了改造新解放战士的三个基本经验：一是从组织翻身到思想翻身；二是开展控诉教育，启发阶级自觉，打开思想改造之门；三是领导上防止两种偏向：对俘兵估计过低，不要俘虏只要参军战士和对俘虏成分盲目乐观，只要俘虏不要参军成分。每个经验都多层次多侧面地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并以大量具体生动的事例，详细论证，颇具说服力。
《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连同第十章提到的《华野立功运动总结》，这是我们野战军政治部在自卫战争头一年中，在连续大规模运动作战的艰苦环境里，形成的一大批理论成果中比较突出的三项，是数十万指战员浴血奋斗、战争实践的结晶，较好地发挥了保证作战和部队建设的历史作用，也是难得的战时政治工作的历史资料。
即俘即补即战
1948年7月初，在睢杞战役的行军路上，第1纵队团长栗亚告诉我：战斗很激烈，虽然取得很大胜利，但部队伤亡减员也很大。为了保证连续作战，又尽量保持原来的建制，不失老传统，他们采取了一边战斗一边将俘虏补充到部队的办法。我问他：补入的俘虏跑不跑？他说：因基层骨干强，老战士觉悟高，补入的俘虏兵都能听从指挥，纷纷争取杀敌立功，很快被融化，连队兵源有了保证，战斗力得到增强。我随即将这个团"火线扩军，随补随打的经验"，迅速推广到其他纵队，普遍获得成功。
其实，早在1946年11月华中野战军宣教部长联席会上，我在推广第1师和第6师"融化俘虏"的经验时，就提出过"随抓随补随打"的"火线扩军"意见。但因当时战争规模、思想认识等局限，没有被普遍引起重视。随着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减员与补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单靠后方补充新兵，或等上一战的俘虏送后方审讯后再返前方补充，在时间和数量上都成问题。而当时战场上大量敌军士兵的被俘，正好可以解决这个矛盾。这是革命战争兵源认识与实践上的一个新突破，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发展。
紧接着是济南战役。我在为华野政治部起草《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时，正式列入"随捉、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被全野战军上下普遍接受。经过济南战役的实际执行，效果很好，上下一致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个经验转发全军时，改提为"即俘、即补、即战"。
部队在具体执行这个方针时，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不断总结经验。认为在战斗中随俘随补随打，可以了解敌情，了解敌人所构筑的工事，新解放战士可作我军开辟冲锋道路的向导，可以充实我之战斗力，及时补充战斗减员缺额，在某些军事技术上，可作军事互助的能手。等等。对有些人一时不懂我军传统、受反动派麻醉欺骗影响等缺陷，经过一段共同战斗生活的融化，很快可以得到解决。大家都负起转变新解放战士的责任，成为全连群众性的任务。在补俘数量上，到解放战争后期，统一执行全军编制，每个纵队自补2000，自管3000，多余的俘虏兵上交统一处理。
淮海战役是空前的大决战。特别是战役第一、二阶段，战斗相当激烈。全役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如不及时补充大量兵员，就很难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连续作战，而当时后方不可能动员和输送这样多的新兵到前线。"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满足了这个需要。不仅及时补充了伤亡缺额，而且还大大扩充了部队。其中我们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前仅36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发展到55.1万人。所增加的人数大部分是解放战士。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瓦解敌军、赢得人心而壮大自己的结果。
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共歼敌176.3万人，自己伤亡47万余人。总人数，却由1947年1月27.5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在诸多胜利因素中，"瓦解敌军""融化俘虏"和"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对加强部队建设、保证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策反敌军
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组织策反，削弱敌军，加强我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发出党内指示，提出了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组织策反的方针："长期埋伏，结交朋友（可以而且必须个别谨慎地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12月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据此，华东地区的中共党内和部队系统，于1945年12月成立了"国军工作部"。对外不公开，具体工作由部队政治部的联络部负责，一个机关两个名称。当时陈毅等领导亲自过问敌军工作。
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与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均成立了相应机构，由我分管此项工作。具体事宜先后由杨帆、陈同生和吴宪同志负责。后来成立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还是由我分管。联络部负责人先后有吴宪、黄远、徐宗田、廖卓之等同志。华东军区另有敌军工作领导机构，联络部长刘贯一，副部长黄远、陈同生、王兴纲。野战军和军区的联络工作，既有分工，又密切协调。
打入敌军内部的策反工作和搜集战略情报，风险很大，政策性、全局性、独立性与连续性都很强。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委到部队各级政治机关，都是上下一盘棋，分工协作，统一配合，主动积极地把工作做好。
我们当时打入敌军内部，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通过上级与友邻的间接渠道；二是我们自己的直接渠道，即成立华东野战军联络部"外线工作组",派驻徐州开展秘密工作；三是通过释放部分条件好的战俘，部署派遣任务。
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敌军李仙洲集团所属46军军长韩练成放弃指挥，对我军取得该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这个革命行动，就是打入敌军内部策反的成果之一。
韩练成统率的46军，是国民党李宗仁、白崇禧所属的桂系主力之一。中共中央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通过中共南方局打入桂系的地下党员与韩练成建立联系已经多年，做了许多工作，使其对我党我军的认识日益加深。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于1946年冬调韩部进入山东作战。中共中央即将与韩的关系由中共南方局转到中共华东局，由陈毅同志直接掌握。陈毅同志派舒同同志会见了韩练成，达成我军派联络员常驻韩部的协议。莱芜战役发起后，通过我党驻韩部的联络科长杨斯德（后任华野第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等同志，韩一直与我军保持联系，配合我军行动。原拟策动该军战场起义，后因韩是西北宁夏人，而46军是西南广西部队，官兵绝大多数为广西人。韩只能掌握一个特务营，不能直接掌握部队。为了保护韩的安全，只好改变起义计划，让韩提早离开部队，放弃指挥，使敌军陷入混乱，以利于我军全歼李仙洲集团。
韩练成，1908年生，1925年从军。曾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莱芜战役后我们将他秘密送出解放区。他于1948年10月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我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委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我和他自解放战争相识后，60年代前期又同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彼此相处甚好。1984年2月病逝，享年76岁。
华东部队争取原国民党军第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将军的工作，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吴化文将军是山东省掖县人，1920年从军。曾任冯玉祥将军所部的团长、韩复渠部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区司令等职。抗战时期走蒋介石"曲线救国"道路，投降汪伪，成为山东伪军的主力。日军投降后，吴部被国民党收编，任陆军暂编第5路军总司令。因不被蒋介石信任，其部又被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2纵队。后来王耀武为了利用拉拢他，亲自保荐他升任整编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
早在红军时期，吴化文部就有中共党员的活动。抗战时期，新四军江北部队和山东鲁中军区等，对吴部给予军事打击的同时，多方面开展政治争取部队和山东鲁中军区等，对吴部给予军事打击的同时，多方面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他的一些部属将领受我军政策感染，与我军建立了联络关系，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对我的军事对抗行动，逐渐有所收敛，比较谨慎行事。
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中央军委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普遍号召下，对吴部的争取工作多层次多侧面同时展开。中共中央周恩来、董必武等，通过冯玉祥将军和民主人士李济深、刘子衡、孙墨佛等先生，打通了同吴化文将军的上层关系，共议时局，传达信息，政治争取，影响迟滞其军事行动。陈毅同志和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其他领导同志紧密配合中央领导同志的行动，派刘贯一、吴宪等一批得力的敌军工作骨干，通过吴化文将军的老上司、同窗好友、老师，以至他的父亲、妻子、内表弟等亲近关系，层层建立了联络关系，针对他的个性特点，开展深入细致的争取工作，逐渐增加了他对我军的了解和对蒋军的失望，在军事行动上逐渐由主动变被动，积极转消极，以致达成某些问题的默契与协议。
但当蒋介石气势汹汹地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时，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我军对蒋军的攻势难以抵挡，而对蒋介石的笼络抱有幻想。因而一度中断了同我军的联系，加入了"重点进攻"行列。
我们没有因他的反复而放弃争取。他中断同我们的直接联系，我们就通过间接关系继续做他的工作，而且更显诚意，从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哲理高度，对其通之以理，晓之以义。在军事上坚决果断地逐一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用铁的事实教育争取他，使其逐渐醒悟。在蒋军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他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对王耀武的调遣敷衍了事。
我们趁热打铁。陈毅同志明确向他提出上中下"三策"：在我们大军围困济南孤城未发动进攻之前，主动扣压王耀武，由他在内部单独解决济南问题为上策；在我军发动攻济打援战役时，他在战场起义为中策；下策是继续与其他蒋军为伍，内战到底，自取灭亡。
这三条，既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两军斗争的规律，又是对吴化文将军及其所属官兵的政治关心与前途爱护。我们不仅通过各个渠道，对吴化文将军本人反复逐条解释说明，而且上下统一行动，对吴部各级将领与基层官兵全面开展宣传教育，使多数人接受并理解我们的诚意与坚定立场，在其内部形成了一股"弃暗投明"的合力。
吴化文将军慎重分析了内外形势，客观权衡了自己的势力及其与蒋军的历史渊源关系，最后下定决心："三策"择其中，在我军发动攻济外围战时，于1948年9月19日率部2万余人战场起义。他的这一正确举动，为自己及所属官兵选择了一条光明道路，为我军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化文部战场起义后，移驻黄河以北的济阳地区。华野前委分工我负责对该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我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联络班子，由吴宪同志牵头，联络员有张普生、郑炎、孙萍初、刘东明、吴彻、陈霖、夏光、沙慕、茹志雄等同志，他们是第一批派驻起义部队的联络骨干。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当时确定的整编方针是：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与优良传统，组织和教育好起义部队，军事干部原则上原封不动，调配政治工作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政治上巩固部队，军事上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将起义部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具体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将起义部队调离前线，派去部分联络干部沟通联系，组织解放区人民群众沿途欢迎与慰问，组织好军需供应，稳住部队；第二步，宣布整编方案，配备政工干部，开展整编教育，学习政策，建立各项制度，提高觉悟，转变立场。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原国民党整编第96军于1948年10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原3个旅改编为103、104、105三个师。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副军长杨友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宪，副政委张雄，吴宪调离后政治部主任为孔繁彬（后任命副军长胡大荣、参谋长张荣湘，政委何克希调离）。为了充实和提高该军的战斗力，1949年2月将原鲁中南纵队与该军合编。35军后来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杭州市的警备与浙南的剿匪战斗。渡江战役中担负正面攻打南京的任务。他们在江浦、浦镇和浦口的战斗中打得很好。渡江后，攻占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并插上红旗的，就是35军。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
在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随后较具影响的策反成功事例还有：在淮海战役中，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两位中共地下党员，率蒋军第3绥靖区第59军和77军大部23000余人起义；11月13日，第1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107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和206师投诚；11月27日，蒋军第85军110师在师长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12月9日，第85军23师师长黄子华率部向我投诚。在渡江战役中，蒋军有1个军、10个正规师和11个非正规师向我军投诚或宣布起义。这些都是我军战略战役指挥和战时政治工作策反敌军的丰硕成果，对取得华东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和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