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夏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产生过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甚至有些制度的影响延续至今，比如科举制等。从大的方向来说，科举制打击了贵族世家，巩固了皇权。从小的方向来说，科举制让寒门子弟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进身之阶。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无数士子不惜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十余载。

他们只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如能考中科举，受益的远不止他们个人，他们的家族和家乡亦都将因此增光不少，正所谓“春榜到春晚，一家荣一乡”。然而当科举制度和区域发展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有区域科举的强弱之分，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哪个地方的科举文化最强，出的进士最多、质量最优？

科举是很多人改变阶层的唯一途径

1、北方亦曾阔过

任何制度在刚出台的时候必然不够完善，且容易受掣肘。隋朝之前，门阀世家当道，寒门几无出头之日，皇权缺乏足够的安全感，遂有了草创的科举制。隋朝之后，唐朝虽然有意识地推进科举制的发展，可惜掣肘太多，成效一般，甚至原本应该为天子服务的科举制一度成为豪门贵族掌握的筹码和工具。

韩愈之所以连考三次进士科皆落榜，不是他的卷子答得不好，而是他无权贵相助。牛党魁首李宗闵之婿苏巢和中兴名相裴度之子裴撰之所以差点一试即登第，不是他们比别人强，而是他们上头有人，要不然他俩也不会被举报。也就是说唐朝科举有很多“人治”因素在里面，而这些所谓的“人”大多分布在都城一带。

唐朝科举流程

受限于史料，唐朝的很多进士难以查证籍贯，不过在可查的六百多名进士中却可以看到有将近一半出自于关内道和河南道，还有五分之一出自于河北道。关内道有长安，而长安所在的京兆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等第”之说，即士子一旦被京兆衙门推送，便可坐等中第，其比例甚至可以达到十之七八。

河南道有洛阳，武则天掌权时期酷爱洛阳，以洛阳为神都，让此地集聚了大量权贵和优质教育资源，一经科考，此地的进士数量常常能达到长安的三倍之多。河北道有山东世家，文化底蕴深厚，朝中关系错综复杂，仅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就在唐朝先后出了二十八名宰相。故而虽然当时的江南已逐渐成为经济重地，但是在科举方面，还是北方的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更强。

唐朝皇帝亲自考查进士

2、风水转到南方

宋朝自五代而来，对藩镇和武人甚是提防，遂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准则，大幅增加科举的录取名额，优化科举制度，提升科举公平性。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和副相吕蒙正之侄吕蒙亨同科参加进士试且两人的成绩皆可中得进士，然宋太宗却认为“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下令“俱罢之”。可见宋朝科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一大步。

据相关数据显示，宋朝的进士中有半数以上出身寒门，这个比例是唐朝士子想都不敢想的。然而新发展亦有新问题，北方人突然发现南方人在科举上面把自己远远甩在了身后，心里落差极大。单一个福建就培养出了七千多名进士，约占总数（有籍贯可查者）的四分之一，正所谓“龙门一半在闽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寒门爆发之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口向南方流动。

宋朝科举阅卷施行更为公平的糊名制

福建、浙江和江西等远离宋金交战前线的南方地区均吃到了红利。福建自然是两宋时期的第一，浙江和江西也不弱，分列第二和第三。随着南北差距的不断增大，终于在洪武三十年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案”，事情的起因是当科所录进士均为南方人，然后北方学子越闹越凶，朝廷无奈只得处理相关考官，并重开殿试，弄出一个由北方学子构成的北榜。

经此一遭，明朝统治者认为科举改革势在必行，遂于洪熙年间正式颁行“南北卷制度”，没多久又增设一套中卷，形成定制。三个大区以定额取士，南卷百分之五十五、中卷百分之十、北卷百分之三十五。明朝两百七十六年的科举历史中，头一百年是江西出的进士最多，中一百年是浙江，后面几十年是江苏，福建则因为人口基数偏少的原因落到了这三省之后。

南北榜案之北方士子在礼部门前表示抗议

1、东南一骑绝尘

清朝入关之后，多沿袭明制，包括南北分卷制。然而随着行政区划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区域差距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比如顺治十二年福建出了十九名进士，同科湖南籍进士仅三名，等到顺治十八年，福建出二十九名进士，同科湖南籍依然还是三名。说白了，南方和北方的地理概念都有些偏大了。

满清深知欲治天下，必笼人心，而人心之中又以士子之心为重。放着这么好的“缺陷”不利用，满清就不是满清了。先是顺治皇帝将南北卷的按固定比例确定名额改为按报考人数确定比例，后是康熙皇帝推行“分省取中制”，即会试录取名额按各省当科报考人数的比例来分配。此制对科举强省会有些不利因素，省内士子会比以往更卷。

臻于完善的明清科举

对于科举弱省来说，此制却是极大的利好，比如河北籍进士总数排名从明朝的第七名上升到清朝的第三名。据相关数据显示，清朝共有两万六千多名进士，其中江苏籍占了将近百分之十一，稳居第一，浙江籍比江苏籍略少一点，居第二，之前可以和浙江pk的江西和福建则分别跌到第五和第八名。

如果考虑人口基数的话，这种排名似乎也不大科学，以嘉庆十二年的数据来看，江西和福建的人口分别只有江苏的百分之六十八和百分之四十九，而江西和福建在清朝时期的进士总数分别达到江苏的百分之六十四和百分之四十八，几乎和人口多寡情况一致。

明清两朝部分地区的进士数量

2、苏州特产状元

在“分省取中制”的影响下，以进士总数论，确实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孰强孰弱，由此可将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作为评价标准。关于质量，有“巍科几世属名门”，“金榜巍科姓字香”，所谓“巍科”，即人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和会元。进士侧重于省内较量，巍科却是省与省的较量。

据统计，满清科举产生的五百多名巍科牛人中有一百六十九名出自江苏，一百二十五名出自浙江，四十一名出自安徽，其中江苏和浙江合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江苏的第一和浙江的第二确属实至名归。曾经有一些来自各地的大臣在翰林院中聊家乡特产，轮到苏州人汪琬开口时，他说了“状元”二字，直接惊呆众人。

清朝部分地区的状元数量

汪琬的底气不是没有道理，苏州籍状元数量占了清朝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还只是苏州，如果放到整个江苏层面，占比可以翻一倍还有多的。如再将浙江籍算上，更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江浙的优秀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引起皇帝的另眼相待，比如乾隆二十六年的科考，乾隆皇帝直接将应为探花的陕西人王杰钦定为状元，至于应为状元的江苏人赵翼则降成了榜眼。

江苏和浙江的科举之所以能在清朝时期有如此卓异的表现，两地的经济优势发挥了巨大作用。地方官府和士绅的经济资本越雄厚，能投入到教育上的资源也就越多。以单个家庭为例，条件越好，能供养的读书人就越多，能请到的老师就越优质。前文提到宋朝的进士有半数寒门子弟，时间来到清朝，比例降到百分之三十多。

有钱人家的私塾

综上所述，不同的朝代会有不同的环境，而不同的环境会让各地科举的情况发生变化。唐朝以长安为都，陕西籍进士最多。宋朝在靖康之变后偏安一隅，远离战场的福建出了最多的进士。明朝早期，相对比较安宁的江西跃居第一，后来被隔壁靠海的浙江赶超。清朝重两江，靠北的江苏超过了靠南的浙江。

时至今日，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建设依然相当出彩，以两院院士的籍贯来看，江苏和浙江出的院士最多，而且人数第三多的山东尚不足浙江半数，这未尝不是两省长期重视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经济重地尚且如此重视教育，其他地方是不是更要重视？老话说得好，穷什么都不能穷教育。

参考文献：

《科举考试录》

《唐朝进士录》

《历代进士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