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的一生是丰硕的，也是孤寂的，尤其让人唏嘘的是，在1966年，他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

他的好友，著名电影剧作家柯灵这样评价傅雷：

身材颀长，神情严肃，仿佛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过分的认真，在他性格里构成了强烈的色彩。

傅雷

一种近乎病态的自律，以及宁折不摧的风骨和处处严谨的态度，令身边人觉得傅雷“可气又可敬”。

但傅雷对此并不为意，他一生似乎从未想过要改变这种并“不讨喜”的样子。

正是如此的“刚”和“烈”，在人人都求自保的年代，他毅然宁折不弯，哪怕以死抗争，也不愿苟活在他不喜欢的世间。

傅雷在4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陷于悲痛的母亲一度使傅雷养成性敏感而激烈的性格。虽然家庭遭变，但傅雷的母亲也一位特别刚毅的女子，她后来带傅雷从乡下搬到上海，对儿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但也特别严苛，使傅雷的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1927年，19岁的傅雷赴法留学。这时开阔了眼界的傅雷非常倾心于西方浪漫派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罗曼·罗兰所写的《贝多芬传》，仿佛受到神启，傅雷“读罢忍不住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

贝多芬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乐圣”，但他的一生其实非常艰难不幸。年轻时，几次追求爱情，都无疾而终，在音乐创作的盛年，却发现耳朵出了问题，以致他后期的作品都是在耳聋的情况下完成，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贝多芬画像

罗曼·罗兰称贝多芬为英雄，他还给他心中的英雄下了定义：“我所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他说在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罗曼·罗兰在我国读者中影响力最大的小说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小说描写了作者心中的英雄形象约翰·克里斯多夫，就是以贝多芬为蓝本创作的。

罗曼·罗兰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该介绍我在整体规划这部书时的背景。我是孤独的。我像法国许许多多人一样，在与我的道德观对立的社会中备受压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对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伪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蚀的思想奋起抗争⋯⋯为此，我需要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该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权说话，具有相当大的嗓门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这个英雄。”他还宣称“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写给文人们看的”，“但愿他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

想必傅雷对罗曼·罗兰的这段话亦是心有戚戚，他最著名的译作之一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傅雷在译文序言中写道：“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段话，使很多读者都为之震撼，它就像一束光，刺破了黑暗，将光亮照进人内心的幽暗之地，给人安慰和勇气。

傅雷对待工作一向严苛，有时甚至到不近人情，他曾给自己定下规则，每天译千字，放一段时间再回头琢磨、修改，字斟句酌、字字珠玑，因此才有这个直击人灵魂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傅雷赋予了克里斯多夫灵魂，没有他的翻译，就没有克里斯多夫。

傅雷在艺术评论《塞尚》一文中说：“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他有敏慧的目光，使他一直遥瞩着未来；有锐利的感觉，使他对于现实时时感到不满；有坚强的勇气，使他能负荆冠，能上十字架，只要是能满足他艺术的创造欲。至于世态炎凉，那于他更有什么相干呢？”

傅雷一生埋首于翻译工作，与外界交往不是很多，但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曾经和钱钟书、杨绛夫妇交往比较多。

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在1980年出版的《傅译传记五种》一书的序言中，回忆了他们与傅雷的交往。据杨绛回忆：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傅雷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严肃的，总是板着脸，特别自我的那种。

然而和杨绛夫妇熟悉后。他表现出的更多是纯真的、温柔的、和善的那一面。杨绛说他谈话时，“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傅雷的朋友并不多，他大多数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阅读、翻译和写作。

我们很多人知道傅雷是在学生时代读《傅雷家书》开始的，这一本傅雷与儿子傅聪在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对许多父母和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平等的像朋友一样的相处模式，让人非常羡慕，但实际上，傅雷的两个儿子在小时候没少挨父亲责打。

杨绛和钱钟书在傅雷家做客聊天时，曾亲眼看到傅雷对儿子严厉训斥的场景，真的是过于严格，不留情面。

后来据傅聪自己回忆，那时候“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傅雷和朱梅馥

傅雷的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而他的妻子朱梅馥从小与他青梅竹马，完全懂得怎样安抚和包容丈夫的个性。杨绛说，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

正是有个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傅雷才可以不问世事，只一心潜身书斋。

杨绛形容傅雷的性格像“硬米粒儿一样”，她讲到傅雷在对待工作上的一件事，曾引发“众怒”。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但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因为挑出别人的错直接大加评判，不留转圜余地，以致于触怒了许多人，他们都大骂傅雷狂傲，甚至有一位老翻译家竟被气哭。

杨绛说，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干净。但傅雷不管这些，他有问题就直接指出，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也无疑使他很难不被人抓住纰漏，实施打击报复。

傅雷这种刚正、直率的性格，让他在文革中首当其冲，遭受了难以避免的劫难。

1964年，傅雷夫妇在自己上海的寓所

文革开始后，傅雷夫妇遭红卫兵连续多日的抄家和凌辱，一生刚烈、宁折不屈的傅雷如何能忍受这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折磨呢？

1966年9月3日早晨，当他们的保姆去敲门时，才发现傅雷夫妇已自尽双亡。

死之前，他们认真打扫了屋子，写好了遗书，将后事安排妥帖，没有惊动任何人，也不愿拖累任何一个人，走得干干净净，十分决绝。

那时，傅雷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在国外，二儿子傅敏远在在北京。

由于父亲从小的严格教育，傅聪后来在钢琴上取得非常高的成就，享有“钢琴诗人”的美誉。父亲过世后，傅聪傅敏在父亲的墓碑刻下：“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而这也是傅雷在家书中教导儿子的话。

傅雷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傅雷曾不断告诫儿子，要“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傅雷夫妇和儿子傅聪

在做人上，傅雷说“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种‘做人’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八面玲珑，而是精神上升华了的人。

傅雷非常瞧不上没有骨气和原则的人，他曾训斥刘海粟：“你刘海粟做人从来不讲原则，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你怎样讨好巴结他们，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你还跑来替他们做说客，还要我同你一样投降他们？”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人格的尊严和高尚的情操，这些都可以从傅雷留下的书信和作品中感受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