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一句话，自古及今，不以因果报应来解读这句话的，万中无一。

准确地说，除了王弼、河上公，查不到第三人——以《正统道藏》，以及本人所收录的“老子注”为例。

就连《御注道德真经》的帝王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等人，也人云亦云，走这个套路。

很多学者引经据典，来佐证这个套路，唐王真以李斯、赵高、白起、蒙恬的“佐人主者”为例，证明“以兵强于天下”的必然后果：

“胡亥弒于望夷，子婴戮于咸阳，扶苏死于长城，李斯父子糜溃于云阳，白起齿剑于杜邮，赵高取灭于宫闱，此皆事之还也。”

苏辙则以楚灵王、齐愍王、秦始皇、汉武帝的“人主”为例证明：“或以杀其身，或以祸其子孙。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似乎，“以兵强于天下”必遭报应，成了千古不易之定论，因此也成了老子敦敦告诫辅臣、天子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老子是自然主义者，他只是客观、理性地陈述事实，他真的有此“因果报应”思想吗？

很多人会以《太上感应篇》的“因果报应”，或《太平经》的“因果承负”为证，坚定地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本人不反对以宗教观解读《道德经》。然而，宗教观不能代替老子观点，《感应篇》不等于《道德经》，后人的“劝善”思想再丰富，影响再深远，那也只能是世俗教化，也不能强加于“自然主义”的老子身上。

那么，河上公和王弼如何理解“其事好还”呢？

河上公说：“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其举事好还自责，不怨于人也。

就是说：有道的君主能够以道“自辅”而治国。用道辅佐自己的君主，以“无为”治国，不依赖军队、强权来治理天下，而是顺从天道，顺任自然，如此，则敌对者自然归服。有道人主慎于用兵，对于其后果会反躬自问，不会埋怨他人。

王弼则是更直接地以“无为”思想来理解这句话，他说：“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为”。

就是说：万物作而弗始——顺遂万物之性而不主导。总想要做万物之主的，想方设法地生造事端以立功名。但有道者力戒“有为”，而能返还于“无为之治”。

为什么赞成河上公和王弼的解释？

先看原文：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有几处需要说明：

1、“以道佐人主”是帛书甲本、乙本和汉简《老子》文本，“以道佐人主者”，多一个“者”字，是楚简本和传世文本。

但无论文中有无“者”字，都不影响老子原意，即这句话是针对“人主”本人而言的，不是针对“辅助人主的人”，《道德经》没有一句话是针对“圣人”或“侯王”之外的人。针对“大臣”的，那是不部分黄老道学家或法家，比如韩非子。

2、本章以“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总揽全章，讲“无为”与“有为”的两种结果，一种是“以兵强于天下”的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之”；一种是“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其实就是在讲“有为”和“无为”带来的两种后果。

3、历来不乏将《道德经》视为兵书的学者、领袖。比如唐宪宗时期的兵家王真，他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就是完全以兵家思想来解读《道德经》的。

引用、延伸解读不行吗？当然行，就像道教、佛教、儒家、兵家、阴阳家、易学、理学、玄学、医学等，都以自家观点解读一样。

但老子所言“用兵”只是比喻，是喻体而非本体，不能本末倒置，就像老子以以橐龠比喻天地之间，用山谷比喻道之虚空，以牝比喻道之“生”，以水比喻道之“柔”等等一样，都是以人所共知的普遍道理作喻，引出所要归纳的“道”之真义。

本章“以兵喻道”，说明要柔弱无为，而不要“以兵强于天下”，强则不道，不道早已。

根据以上分析，所谓“其事好还”就是说：人主不以用兵而建功名，还是回归到“无为”的用兵之道上。

以此理解全章，大意应该是说：

以道相辅的人主，不依赖兵革以图建功立业，而是“执大象天下往”——顺应天道以赢得天下人心，回归“无为之治”的轨道上来。用兵则农事废，田不修，害五谷，伤人畜。善用兵者，解除了危机就停止军事行动，不以杀人为美事，不图强大之名。

解除危机后不要纵兵恣肆，也不自恃、自夸其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已。解除危机不要逞强欺凌对方。万物盛极则衰，强者不可长久。因为强盛是不合于道的，不合道的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