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70章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该章文简意深，字面理解相对简单，但意涵深远，通常被世俗化解读：我的话简单易懂，也很好实行。但天下人都不能懂得，不能实行。话是有道理的，事也是有根据的。但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不了解我。了解我的人很少，取法我的就更难得了。因而圣人穿着粗衣而内怀美玉。

唐玄宗、李约、成玄英、憨山德清、陈鼓应等名家都是这个思路。比如，憨山大师注解说：“则，谓法则。言取法也。”

如此解读，则由以下几个问题没法解决：

1、既然言论易知易行，为何莫能知、莫能行“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2、为何“不了解这个道理”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所以不了解我”？“我”指的是谁？

3、是“取法我的人贵”呢，还是“我贵”？

4、取法我的人少，是怎么得出结论“因此圣人穿着粗衣，内怀美玉”的？

一、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何易知易行，却莫能知莫能行？

答曰：因为“道泛呵，其可左右”，所以老子说“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又因为万物无需大道亲力亲为，而能“弗为而成”，所以“甚易行也”。

为何老子却说“莫能知，莫能行”呢？因为被私欲所惑，被荣利所迷，总想做那些满足私欲的“有为”之事，所以不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也就不知“道”，不能行“道”。

需要注意的是：“不出户”只是比喻，并不一定要有户外活动。圣人的使命是“爱民治邦”，不是道士和尚只需念经打坐即可，所以治天下怎么是可能整天呆在家里呢，所以老子还说“圣人终日行”。这句话意在说明大道无处不在，无需到处乱找也能知“道”。

二、为何“天下人都不能懂得，不能实行这个道理”？“我”指的是谁？

答曰：所谓“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也”，是因为“言有宗、事有君”，他所说的话是至理妙言，所举案例有根有据，但对有于大道无知的人，才会不理解他所说的道理。而不是陈鼓应等人理解的那样：“不了解那个道理，就不了解我”。

这个“我”指的是大道。在《道德经》语境之下，“我”通常特指大道或为道的圣人。

三、是“取法我的人”贵呢，还是“我贵”？

答曰：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贵也”，是“我（即道）”贵，而不是“取法我的人”贵，这个“我”还是大道，万物尊道贵德，不是说取法他的“人”贵。并且，《道德经》原文是“则我贵”——于是我贵，而不是“则我者贵”——取法我的人贵。

为何说原文是“则我贵”，而不是“则我者”贵呢？

这就涉及文本问题。传本是“则我者贵”，帛书甲乙诸本即传本傅奕本均是“则我贵”，就是说至于“河上公本与王弼本有“者”字。不要轻视这个“者”，多了这一个字，“贵”的对象就被移花接木，从“道”转移到“人”身上了。

那么，河上公和王弼是如何解释的呢？他们二人的传本原文虽对了一个“者”字，但他们的注文却与帛本一致，以王弼注为例：

“知我益希，我亦无匹，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也”。王弼的引文和注解的文义，均不是“则我者贵”的意思。

他接着解释“被褐怀玉”说：“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也不含“取法”之意。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经》原文是王弼之后的编校者笔误或理解有误造成的理解障碍。在传本《道德经》中，像此类原文与注文不一致的情形很多，阅读时要特别注意比较其“注文”内容，这可以从中发觉传本原文中的错讹之处。

四、从“取法我的人少”，是怎么得出“因此圣人穿着粗衣，内怀美玉”结论的？

答曰：这样的理解前言不搭后语，条件因果关系牵强附会，不能成立，缺乏基本的逻辑根据，是对原文思想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取法道的人少，与圣人“被褐怀玉”有什么必然联系？

憨山大师、陈鼓应等人只是按照后人编校的“原文”，没有校核河上公、王弼、傅奕的原文与注文之间的差异，因此造成“贵”的对象发生错位。

按照老子原文“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其原文明所要表达的思想应该是：明白大道的人稀少，因此它就愈显其珍贵了。圣人为道，当然也跟大道那样，“为天下浑其心”，和光同尘于百姓，外表与百姓并无二致，而心怀大道，光而不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