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 - 90年代，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差距，这一差距深刻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选择和命运走向。当时，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普遍只有100多元，即便400元的月收入在当时也已算得上高薪。而在1990年，香港的人均工资处于8,000 - 15,000港币之间，即使是收入最低的香港工人，每月也能有几千港币的收入，这对于大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高薪。
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使得一些大陆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偷渡到香港打工，还有不少年轻女性期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选择嫁到香港。然而，她们未曾料到，这条看似通往幸福的道路，却充满了荆棘与坎坷。对于这些来自大陆的新移民而言，融入香港的生活并非易事，许多人仅仅是为了获得香港的居留权而结婚，对自己的丈夫缺乏深入的了解。婚后，各种矛盾和摩擦逐渐浮现，甚至引发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悲剧，其中天水围灭门惨案便是这样一起典型的案例。
本案的男主角李博森，在80年代偷渡前往香港，并从事装修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偷渡到香港的人只要能够抵达，便有机会获得香港身份证。据相关统计，从1950年至1980年，共有56.6万人从大陆偷渡到香港，李博森便是其中之一。
女主角金淑英来自四川，文化水平有限但性格温和。1993年，她和众多年轻民工一样，南下广东打工赚钱。1994年，机缘巧合之下，金淑英结识了经常到深圳游玩的李博森。当时金淑英比李博森小13岁，两人交谈甚欢，金淑英在得知李博森是香港人后，便萌生了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想法，很快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于1998年在四川注册结婚。
婚后的两年里，金淑英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儿。由于当时她尚未获得前往香港定居的单程证，只能带着两个女儿留在四川等待。所谓单程证，是指一旦获得香港通行证，便会随即注销大陆的居民身份。然而，每年发放的单程证数量有限，金淑英迟迟未能等到。无奈之下，李博森只好先回香港工作，抽空回四川探望妻女。
金淑英一心渴望早日拿到单程证，憧憬着一家四口能在香港过上美好的生活。然而，命运却和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02年年底，李博森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右脚受伤并安装了钢板。这次意外让他行动不便，从而失去了工作，只能依靠政府每月3,000元的援助金维持生计。面对经济困境，李博森希望妻女能够尽快来到香港，这样便可以申请更多的援助金。
2003年，为了方便妻子申请单程证，李博森带着两个女儿先行来到香港，并虚报两个女儿是双胞胎姐妹。通过这种手段，他成功获得了政府分配的位于天水围天运村的公屋单位。同时，两个女儿每月还能获得政府发放的6,000元补贴金，并且幼儿园的相关费用也可以报销。
2004年1月16日，金淑英终于盼来了单程证，满怀期待地来到香港与丈夫和两个女儿团聚，一家人也搬进了天水围天横村的公屋，而这里也成为了后来惨案的发生地。天水围这个地区，80%的住宅都是政府兴建的公屋，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主要依靠政府的援助金生活。
金淑英本以为幸福生活即将开启，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妻子来到香港后，李博森立即为她申请援助金。但由于金淑英是新移民，刚到香港不符合申请资格。不仅如此，政府认为母亲可以协助照顾小孩，这样李博森能够专心工作，反而减少了他的援助金。这一结果让李博森极为沮丧，他将怨恨发泄到妻子身上，经常对她辱骂。此时，金淑英才知道丈夫已经失业一年多，性格也变得暴躁易怒，常常因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然而，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金淑英选择默默忍受，不敢反驳丈夫的恶行。
当金淑英得知原本的援助金无法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后，她决定找份工作赚钱。很快，她找到了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仅仅做了一个星期，李博森就发现了她私自找工作的事情，顿时暴跳如雷。他认为妻子这样做会进一步减少援助金的金额，于是坚决不允许她外出工作，甚至无端怀疑她在工作期间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关系，担心妻子在香港结识有钱人后会离他而去。李博森不仅对金淑英大声责骂，还开始动手殴打她，家暴行为愈发严重。
有时在深夜，李博森会强迫金淑英与他同房，如果遭到拒绝，他就不让金淑英睡觉，让她整夜坐在椅子上。当金淑英困得实在支撑不住睡在地板上时，李博森会用冷水将她泼醒。更过分的是，他还时常将妻子和两个女儿赶出家门，让她们在走廊上睡觉。金淑英来到香港还不到一个月，对香港生活的美好憧憬就已完全破灭。
李博森突然购买了两把刀，并且经常说一些诸如“最后的晚餐吃一顿少一顿”之类的话，这让金淑英感到极度恐惧，担心他会伤害两个女儿。走投无路之下，2004年2月9日，金淑英向家附近的社会福利署寻求帮助，社署建议她报警。于是，她来到天水围警署报案，然而警方却将此事视为普通的家庭纠纷。事后，警方安排金淑英与丈夫李博森当面对峙，金淑英由于害怕回家后会遭受更严厉的虐待，不敢说出真相。而李博森在警方面前表现得十分友善，警方便认为李博森不会伤害妻女，没有进一步跟进此事。
回到家后，李博森对妻子的报案行为极为愤怒，他剪破了金淑英的衣服，使其无法外出。此后，李博森的家暴行为变得更加频繁，金淑英感到无比的无助和绝望，只能无奈地顺从丈夫的命令。10天后，也就是2月19日，金淑英和两个女儿再次被赶出家门，在走廊上过夜。邻居们对她们的遭遇深感同情，第二天，邻居带着金淑英去找社署求助，社署立即安排她们入住了庇护中心。
李博森回到家中发现妻儿不在，且一直等不到她们回家，便以为妻子带着两个女儿跟其他男人跑了，于是开始疯狂地四处寻找。当他得知母女三人入住了庇护中心后，决定投诉社署擅自将她们带走，认为这会影响他的援助金。此后，他不断打电话给妻子，要求她回家。金淑英不堪其扰，后来直接关掉了电话。直到2月23日，金淑英在庇护中心住了4天后，开始心软，她担心丈夫不能照顾好自己，于是开机接听电话。很快，她就接到了丈夫的来电，李博森在电话中不断向她道歉，声称自己会重新做人，再也不会打她了。天真的金淑英选择相信了丈夫的话，答应第二天回家。
第二天，金淑英向社署职员表达了感谢后，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家中，她满心期待丈夫已经悔改。然而，现实却再次让她失望。几天后，社工进行家访时，金淑英坦言自己担心丈夫会伤害她，因为丈夫经常说“最后的晚餐”之类的话，这让她深感不安。然而，两位女社工却认为金淑英的担忧是多余的，觉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金淑英也表示相信丈夫没有伤害她的意图，这个事件似乎暂时平息了下来。
但社工离开后，李博森立刻原形毕露，对金淑英的家暴行为再次升级。金淑英陷入了极度的无助和绝望之中，她意识到离开庇护所回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于是，在2月28日，她再次拨打了社署的电话，颤抖着告诉他们李博森要用刀杀害她们。社署立即安排她们再次入住庇护中心，并与警方和女儿的学校取得联系，商讨处理方案。然而，由于各方都有事务在身，会议被推迟到了一个礼拜后的3月5日。
会议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众人认为李博森没有家暴意图，所谓的恐吓只是发脾气时随口说的话。面对这一结果，金淑英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悲惨下场。会议后，社署安排金淑英和李博森见面，希望他们能够和平协商解决问题。当天，李博森声称他们的争吵是因为经济困难，并承诺以后会冷静处理冲突，保证不会再恐吓妻子，然后要求金淑英回家。在社工的陪同下，金淑英无奈地再次回到了家中。
不出所料，李博森再次食言，家暴行为变本加厉。他甚至公开对邻居说：“我要买点好东西给她吃，把她养肥了，到时我要策划轰动全港的大案，你们等着看。”金淑英多次求助却始终无法摆脱李博森的控制，她感到没有人能够帮助自己，于是萌生了与李博森离婚，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回四川生活的念头，她觉得这或许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她打电话给四川的父母，然而母亲的话却让她彻底绝望。母亲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说在乡下，哪有男人不打老婆的，还说女儿嫁得好，嫁到了香港，要让她忍住，不要离婚。
一个月后的4月9日，金淑英再次遭到李博森的殴打，浑身是伤。为了保命，她只能报警求助。警方赶到时，李博森已经停手，并清理了地上的玻璃碎片。警员发现金淑英蜷缩在地上，不停哭泣，右脚底被玻璃碎片割伤。警员先将两个女儿交给邻居照顾，然后带着夫妇两人去医院检查伤势，并进行分开问话。金淑英向警方哭诉，丈夫殴打她的头部和脸部，还用力推她撞向木门，导致她的左肩受伤，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踩到了破碎的玻璃杯。
为了逃离丈夫的伤害，金淑英趁着丈夫接受警方问话的时候，独自逃到了庇护中心。然而，4月11日，金淑英接到了李博森的电话，他威胁说如果金淑英不回去，就再也见不到两个女儿了。金淑英担心女儿的安危，立即赶到天水围警署求助，希望警方能够派人陪她一同回家救出女儿。但警员查看记录后，认为之前的报案只是琐碎的家庭纠纷，觉得她没有面临危险，便拒绝了她的请求。
金淑英求助无果，但救女心切，无奈之下只能独自回家，希望能带走两个女儿。当她回到家时，发现李博森手持菜刀。为了不激怒李博森，她小心翼翼地听从他的每一个指令。然而，李博森的情绪突然失控，挥刀乱砍。金淑英为了保护女儿，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女儿前面，身中数刀，面目全非。母女三人遇害后，李博森并未表现出慌张，反而冷静地试图将此事嫁祸给金淑英。他向自己的腹部挥刀，然后在当天下午7点左右报了警，称妻子要持刀伤害他。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母女三人已经没有了呼吸，卧室里传出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他们冲进卧室，只见李博森躺在地上，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地上有一把沾满血迹的利刃，他的腰部被鲜血染红，手微微颤抖，仿佛在向警员招手。警方立即将李博森送往医院。在李博森意识相对清醒的时候，他向警方声称金淑英打算搬离家，他表示反对，后来他去了洗手间，出来时就发现两个女儿浑身是血，接着自己也被金淑英持刀攻击，在反击的过程中错手杀害了金淑英。
警方起初相信了李博森的话，将金淑英视为嫌疑人展开调查。然而，法医报告出来后，调查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法医经过检验确定，三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下午3点左右，而警方在下午7点左右到达现场时，李博森仍然清醒。警方根据李博森的伤口判断，他的伤是在送医前的一个小时内造成的，从时间线来看，李博森的伤不可能是金淑英造成的。
此外，金淑英穿着一双白色的袜子，如果她是凶手，在行凶过程中不可能不沾染血迹。而且，法医对李博森的伤口进行验伤后发现，除了腹部的3处刀伤外，他全身没有任何其他伤势，全身衣服也完好无损，没有任何与防卫有关的伤痕。相比之下，金淑英身上有10多处刀伤，从伤势来看，金淑英在临死前应该是竭力抵抗的。警方从李博森腹部刀口的位置判断，更像是他自己刺伤了自己。至于衣服没有破，很有可能是李博森先拉起衣服然后刺下，这是自残者下意识的举动，如果是金淑英刺伤他，在激烈的打斗场面中，金淑英绝对不会先掀起对方的衣服再刺下去。
更加令人怀疑的是，凶器上的指纹大部分都是李博森的。此外，警方从邻居口中了解到，李博森经常对妻女大吵大闹，还曾将她们赶到走廊。而且，警方和社会福利署之前都曾接到过金淑英的求助电话，称丈夫打算用刀杀害她们。此时，警方和社会福利署才意识到，金淑英之前的陈述都是真实的。就这样，李博森嫁祸给金淑英的计划彻底失败。
由于李博森对自己下手过重，在12天后因伤势过重而去世，这起案件最终演变成了一起全家灭门的悲剧。一年后，死因裁判庭判定，金淑英及两个女儿死于他杀，而李博森则死于自杀。
后来，天水围灭门案在社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案发的10年后，人们对这起悲剧依然难以释怀。为了纪念这场悲剧，妇女团体在天水围天横村举行了一场默哀仪式，向金淑英和她的两个女儿表示沉痛的哀悼。
家庭暴力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黑暗、最残忍的一面，暴力和压迫的欲望被无情地释放。有人认为，家庭暴力反映了特定时代和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等问题。然而，事实上，无论处于哪个年代，类似的悲情案件都时有发生。当然，在任何一个时代，也都不乏温情感人的故事。归根结底，家暴或许并非仅仅是时代的产物，而更多地是人性的缺陷所致。
就像导演许鞍华在根据这起案件拍摄《天水围的夜与雾》时，还拍摄了另一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如果说《夜与雾》展现的是这个城市悲情、黑暗的一面，那么《日与夜》呈现的则是这个城市温情、美好的一面。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年代，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这正如人性中善与恶的并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发掘和弘扬内心的善良，坚决抵制和战胜内心的邪恶。希望我们的存在，能够为自己的家庭、为这个社会增添一丝温暖与安宁。
最后，再次郑重提醒大家，在面对家庭暴力等危险情况时，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当发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时，要懂得及时止损，不要让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