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四年，此时的杨坚已经将新生的隋王朝完成了改革，无论是内政还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都被杨坚很好的解决了。其实，光是打败突厥并使其分化这一项就已经足以让杨坚载入史册了。

三年的时间里，杨坚为自己亲手建立的大隋帝国的巩固呕心沥血，每天上朝他都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一起商讨处理政务，回到宫中后依旧不休息，批阅文件，直到深夜。在去世之前，杨坚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有过这样一番话∶"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事，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杨坚的这番话并非自我吹嘘，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询问大臣萧瑀对杨坚的评价，萧瑀给出的评价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杨坚这种工作作风，很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杨坚担任过地方官，了解民间疾苦和官场的潜规则，所以他并不完全相信公文汇报的内容，以防止被地方官蒙骗，而是强调要做细致的工作。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就频繁派使者到各地去巡视。除此之外，杨坚自己也是经常出巡，每路过一处，便亲自审理当地百姓的投诉，从而使自己了解基层的真正目的。同时，杨坚还让使者不但要观察各地风俗和民间疾苦，还要明察暗访，以方便自己对地方有真正的了解，不被地方官员所虚报。

杨坚开创的"开皇之治"与历史上其他的大治时代有不一样的特色，其中一点就是杨坚对于关心民间疾苦这件事，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与宽待百姓相比，杨坚对自己却要求很严格，其生活简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著名。例如日常吃饭只有一道荤菜，六宫之内都穿勤洗的衣服，每天上朝乘坐的舆辇也一再修理而不更换。

不过，很多外界官员不知道杨坚的脾气，往往向其献媚，结果碰得一鼻子灰。例如有一次，有关部门将大量干姜送到宫中，正好被杨坚看见，他看到这些干姜装在布袋子里，认为用布袋子装干姜有些浪费，就斥责负责运送的官员，但是责任部门却没有引起重视，下次进香料时竟然用毡袋包裹，惹得杨坚勃然大怒，将负责官员找来，一顿鞭答。

当然很多事情也不能都怪下属做得不对，但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绝大部分都是矫情虚伪，其梦寐以求的东西往往就是借着慷慨痛斥的表演说出来，如果完全相信这些官吏的豪言壮语，恐怕就不只是鞭答这么简单，但是杨坚以小见大，用警示的方式反对铺张浪费是真实的。

早在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就三令五申，宣布要革除奢靡腐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规定并不是虚饰套话，杨坚对自己的子女也一样严格要求，例如太子杨勇曾经装饰过一具漂亮的蜀中铠甲，结果被杨坚训斥一顿。杨坚提倡节俭无疑是出于对历史兴衰经验的总结，他将此作为一项长久的国策来推行，希望能够扭转南北朝两百多年的奢靡之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从杨坚的所作所为来看，勤俭节约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号召，而且还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来颁布贯彻执行。

开皇四年（584年），杨坚下令全国之内，无论是公私文翰，一律依据实际情况真实书写，而格式由皇帝亲自制定。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如果联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的文风来看，我们就会明白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较真，其实是一片苦心。

杨坚针对官场的不良文风进行整顿，其实是整顿官场的一种手段。他的这种手法没有受到积弊已久的官场重视，这些人接到要求整顿的文件后，便将其抛之脑后，依旧按照官场的潜规则行事。我们都知道任何时代的任何改革，如果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如果改革者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无畏的决心，改革很可能会半路夭折，杨坚当时面临的局面也同样。

就在杨坚下达整顿官场文风指示的半年后，泗州（今江苏宿迁）刺史司马幼之按照以往的规矩，精心写了一篇奏文，内容文辞极其华美，在司马幼之看来，这篇文章简直无可挑剔，皇帝陛下看了后一定会龙颜大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杨坚看完后勃然大怒。在杨坚看来，刚下发整顿文风的指示，就呈上来这么一篇虚文，这明显是顶风作案，竟然还敢恬不知耻地呈上，于是立即将司马幼之交给有关部门治罪。

杨坚十分明白治国先治吏的道理，官场陋习却又是最难整治的，尽管他三令五申杜绝奢华浪费，官僚们也确实有所收敛，但是只要一有机会，这些官僚便旧病复发。例如相州刺史豆卢通，本身出自鲜卑名门之后，又是杨坚的妹夫，因此难免有些自大，不将朝廷禁令放在眼里，刚一上任就忙着上贡，杨坚十分尴尬。皇亲国戚带头违反禁令，朝廷上下全都在暗地里看热闹，如果不惩处，人们就会认为杨坚所下的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杨坚决定当场焚毁那些贡品，并当众斥责了豆卢通。

应该说，杨坚从政治的高度提倡节俭，不断推进他在位期间节俭朴实之风的形成，有利于开皇年间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的管理。但杨坚过于强调政治的社会功用，因此将许多根本不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进而造成政治的扩大化以及对社会生活没有太多理性的干涉。以今日视角来看，就是缺乏一种宽容的态度与兼收并蓄的大气之风，闭塞精神、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使得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些单调刻板，甚至会制约社会文明的发展，但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又必然会呈现一种多样化的状态，这就导致杨坚时代在领导方法上有些简单粗暴。

司马迁曾说，治理国家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中国历史对于治理统一大帝国有很丰富的经验，古代政治家很早就总结了因势利导的原则，这也是"领导"称呼的内涵，就是要从所在的社会和环境的一定高度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引导，而不是以个人主观意志教条地强制社会或者所在环境，甚至是阻碍其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坚时代的某些政策性的东西，也是值得反思的。

行政法令驾驭社会的一种管理方式。不能否认杨坚时代提倡节俭，具有激励人心奋发向上、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如果不加以优化或者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为抑制人性、背离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禁欲主义。

从经济角度而言，鼓励合理的消费以刺激生产发展，是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例如《管子·侈靡论》就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杨坚时代并不是没有主张放宽经济管制的大臣，但是这些人被长期压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经历了北周时代的杨坚，其思想还没有完全脱离北周时代军国社会的管理方法。

他的时代对于新兴事物不是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更多的是以疑惑和排斥的眼光去打量，更谈不上引导发展，最关键的是杨坚所处的位置是金字塔尖，其个人思想好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政策迟早会被历史淘汰。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了隋炀帝杨广时代，修正杨坚时代过于严厉的管理制度和行政法法令，其实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当然杨广自身有他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但是他修正杨坚时代的很多政策是不应该被直接否定的。

所以，隋朝这个时代从总体上来看，思想文化并不发达，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用这个王朝存在时间过短来解释。如果联系他的继任者大唐王朝的政治远见以及开放包容的气度，就会看出隋朝很多政策存在弊端。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勤俭朴实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舵手，具有美德只是基础，如何建构社会合理化发展的管理机制，则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长期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