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被杀，就其本人身份之高，该案所牵涉面之广，以及情节之复杂和对政局之震动，都堪称北魏前期的第一大案。因此对此案之解析，可以作为了解当时北魏社会政治的一大入口。

崔浩出身北方一流高门清河崔氏，是崔玄伯之子。在前秦兴亡的动乱中，崔玄伯本想趁机避祸江南，但未能成行。北魏道武帝素闻其名，以为黄门侍郎，甚至"魏"之国号也是采用了崔玄伯的建议。可以说，崔玄伯由于其对礼法之熟悉，是用汉晋制度为北魏创建了外朝。不仅如此，由于最早那些投靠拓跋政权的汉人都被纳入鲜卑部落中，以及道武帝的亲信，崔玄伯还参与分部制的改编。明元帝时，崔玄伯基本是被当作鲜卑本族的元老来看待了，所以崔玄伯也一度为六部之一的天部大人。

作为崔玄伯的长子，在泰常三年（418年）崔玄伯死后，成了北魏朝廷中地位最高的汉人官员。拓跋焘为监国时，明元帝为其择六位辅相，除崔浩外，其余长孙嵩、穆观等五位都是鲜卑重臣。太武帝登基后，对崔浩也十分宠爱。崔浩博识多智，当时北魏很多重大政策，都是由崔浩谋定的。同时，崔浩平时也是很小心谨慎的。如与道武帝相处"浩独恭勤不怠"。那么既然"谋虽盖世，威未震国"，为什么又"斯人而遭斯酷"呢?

崔浩的门第、才智、权势在当时北魏是无人能出其右，处于如此优越的地位，虽然他还能做到谨慎自律，但由此产生的巨大自信是不难想象的。通观《魏书·崔浩传》，其与谋军国大事，凡在争议后诸帝听从崔浩意见而成功者有六次，即反对迁邺；立皇子焘为国之副主；始光年间击赫连昌；同年击蠕蠕；讨赫连定而得平凉；讨沮渠牧犍得凉州。争议而未听从崔浩意见，事后又证明其正确者也有五件事：兵拒刘裕而败；遣奚斤南伐不成；没有穷追蠕蠕；从公卿议增兵备刘宋入侵；讨盖吴而军无所克。还有一件是关于再讨蠕蠕，尚书令刘洁异议，太武帝从崔浩计，但因刘洁"沮误诸将，无功而还"。此外，由崔浩占验，或分析作预言而被证明正确者，也不下五、六件事之多。

由于崔浩自信正确，所以总是直言不改，坚持自己意见。然而争议是要得罪人的。因此崔浩参与争议越多，树敌也越多。特别是他不顾皇太子拓跋晃的反对，坚持要把"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推为郡守，涉及掌握地方政权的根本利益。

更主要的是冒犯了皇家的尊严，因为这涉及皇帝制度的要害。有那么多次，不论是明元帝还是太武帝，都被证明是听信了错误意见，而崔浩是正确的。虽然太武帝有时把出错误主意的大臣杀了解气，但对帝王的自尊心来说总是一种伤害。关键的是，《魏书·崔浩传》把这些情节细处都描绘出来，这说明当时有不少人知道，且做了记录。

崔浩一案中惨被诛杀面之广，在北魏也可算是空前绝后的了。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只要是跟崔浩有关联的姻亲，尽夷其族。其诛杀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一般的"门诛"和"族诛"。陈寅恪先生认为崔浩一案主因是崔浩要在鲜卑政权下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还要努力提高士人的政治地位。

儒家重夷夏之防，也就是必定带有民族意识。这一切时间久了，太武帝对此是不会不感觉到的。与此不无关系的是，几乎在所有相关东晋南朝的朝议中，崔浩都是主和主退避而反战的，虽然在每件具体事情上崔浩的理由都很有说服力，可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起来看，就能说明一种立场。一种会使拓跋统治者感到不安的立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汉人有，鲜卑人也会有。

处理崔浩之案虽然来得凶猛，但毕竟是起自于太武帝内心的莫名愤怒，所以事后依然勾画不出实行如此严酷重刑的罪状来，甚至太武帝自己恐怕也讲不清什么名堂，只得说一声"崔司徒可惜"，来表明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于是除了给后人留下可作种种猜测的谜团外，对当时北魏的政治体制和政策方针也难以形成意识上的冲击力。再加上太武帝不久后死去，所以北魏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依旧，那些曾被灭族的高门，春来草生，仍然是北方的赫赫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