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斯诺的话，毛主席爽朗地笑了，随即简明扼要地回应了一句，这句话令斯诺立刻心生敬意。

毛泽东是如何回应的？

“纸老虎”这一说法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原子弹是纸老虎”】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随即果断发动了内战。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没有获得任何国际社会的公开声援。这种孤立局面与我党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建国初期，国际格局处于冷战对峙状态，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分歧。这种国际形势导致我党在争取外部支持方面面临诸多困难。此外，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这也使得外部支持的获取更加不易。尽管如此，我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当时的老百姓心里直打鼓，老蒋会不会借着美国人的原子弹来给国民党撑腰？大家伙儿都挺担心的，生怕这事儿让国民党占了上风。

如果共产党遭遇拥有核武器的国民党，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一事件对抗日战争最终结果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文章深入分析了原子弹的使用如何加速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从而直接促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通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文章试图阐明原子弹在战争结束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其对整个抗日战争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民众的努力与付出似乎被忽视了，这难免让人产生美国无法被击败的消极情绪。

为了提振解放战争的士气，毛泽东在延安专门会见了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次会面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自信与决心，也通过国际媒体的传播，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念。毛泽东与斯特朗的对话，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前景和战略，进一步巩固了党内外的信心。

1946年8月6日，天空刚下过雨，毛泽东在当天下午与斯特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是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了。

他们初次见面就感觉特别投缘，热情地相互问好。

一群人在窑洞外的石桌旁坐着聊天，话题从国内延伸到了国际。

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美国动用核武器，中国将如何应对。

毛泽东坚定地回应道："核武器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用来唬人的工具，表面吓人，本质上并没什么可怕的。"

毛主席接着强调：“所有反动势力不过是表面强大，实际不堪一击。”

斯特朗听着，但不太明白。

毛主席立即向斯特朗询问具体有哪些地方存在疑问。

通过询问了解到，翻译人员把毛主席提到的“纸老虎”错误地翻译成了“稻草人”。

毛主席用轻松的语气解释道，所谓纸老虎，外表看似凶猛，实则脆弱不堪，就像用纸做成的老虎，一旦遇水就会变得软塌塌的。

这个生动形象的描述立刻吸引了斯特朗的注意力，她兴致勃勃地继续聆听毛泽东的讲述。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以坚决的口吻指出：“蒋介石及其背后的美国反动势力，不过是一戳即破的纸老虎罢了。”

在与斯特朗的深入交流后，他深受触动，随即创作了《中国人征服中国》这部作品。

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影响力跨越国界，在国内外广泛传播。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期间，在与中方会谈时，特别提及了"纸老虎"这一说法。这一细节表明，即便在当时的中美高层对话中，这一概念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成为双方讨论国际关系时不可忽视的议题。基辛格的引用，反映出"纸老虎"这一提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持久性和影响力，也体现了中美双方在战略层面的深度交流。

【“以核止核”】

这一观点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役中得到了验证。

此外，由于“人为的失误”，这一消息被泄露到了北京。

在"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这一理念的深刻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威胁性言论根本无法动摇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中国人民早已树立起强大的精神防线，不会被任何恐吓所震慑。这种无畏的精神力量，使我们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始终保持从容与自信。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应对各种挑战，任何试图通过言语施压的手段都注定徒劳无功。我们坚信，在正确的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1950年10月，中国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

11月，我军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杜鲁门面对媒体时情绪激动，公开表示美国可能会动用核武器。

我国早已未雨绸缪，全面构建了核防御体系。面对外部威胁，我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防护措施。这种战略准备并非源于他国的挑衅，而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长远考量。我们的核防御能力经过精心规划和部署，旨在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这种主动防御姿态体现了我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展现了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战略定力。

志愿军通过挖掘隧道、地下掩体以及构建防爆墙等措施来抵御核武器的威胁。

中国军队采用近身搏斗的策略，成功限制了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种战术让美军担心误伤自己人，最终放弃动用原子弹。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战场上的聪明才智。通过灵活运用战术，中方有效制约了美军的武器优势，展现了非凡的战略思维和实战能力。

成功的军事行动需要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撑。任何卓越的战略部署都必须以科学的理念为基础，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再精妙的战术也难以发挥最大效能。

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即便你使用原子弹，我们依靠手榴弹也能找到你的破绽，最终取得胜利。”

他的发言如同强心剂，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面对核威胁的勇气，为最终取得战争胜利注入了强大动力。这番话语不仅坚定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更在战略层面上加速了战争进程的推进，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明确表达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他成功激发了全民族的斗志，使全国人民在艰难时期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为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美国在战争期间因多方面考虑未使用原子弹，但核武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我国上空，持续构成威胁。

朝鲜战争期间，对方多次以核武器相威胁，试图施压。即便在战事平息后，这种核威慑手段也并未停止，反而成为他们频繁使用的策略，意图通过持续的核恐吓来达到其目的。

1954年至195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进行了两次炮击，而美国在这两次事件中均公开表示可能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

在应对美国核威胁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核武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足以让那些鼓吹战争的狂热分子被迫选择和平对话。这种毁灭性的武器，能够让任何试图挑起冲突的势力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策略，转而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核武器的存在，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各方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它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让那些原本可能铤而走险的决策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核武器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的破坏性，更在于它能够改变战争的逻辑，让谈判成为唯一的出路。

毛主席借鉴了“以毒攻毒”的传统理念，进而提出了“以核制核”的战略思想。

1956年4月，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国启动了一项旨在成功引爆原子弹的重大战略行动。这一行动标志着国家在核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展示了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执行的工作，中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国防力量，也在国际舞台上确立了其作为核技术拥有国的地位。这一成就的取得，是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目标。

开发一款新型武器系统，必须具备三大核心要素：首先是专门的研发场所，这是开展技术攻关的基础平台；其次是专业技术团队，包括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等，他们是创新的主力军；最后是必需的实验材料，涵盖各类原材料、零部件及测试设备等，这是将设计转化为实物的物质保障。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武器研发工作才能顺利启动并持续推进。

首要任务是确定研发中心的选址问题。

我国幅员广大，但要寻个既偏僻又设施齐全的藏身之处，确实不太容易。

经过多方考察与权衡，中央最终确定了选址。

1958年秋，一部名为《金银滩》的影片，原本在全国各大影院热映，却突然被悄然下架。这部电影原本旨在赞美少数民族的风貌，却因某些原因被紧急叫停。

直到很久以后，外界才了解到，青海省的金银滩其实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地。这片看似普通的草原，曾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核武器研究场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聚集了众多顶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在这里默默耕耘，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金银滩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成为了中国核武器研发历史的重要见证。

接下来需要处理的就是团队配置的问题。

早在1950年，中国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始进行核研究的初步探索。这一举措为后续的核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这所机构迅速转型，正式更名为北京第九研究所，并肩负起国家核武器研究的重任。

科研机构已经建立，但从事研究的专家从何而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吴有训和钱三强夫妇等一批物理学家就已经从海外归来，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当时，毛泽东主席尚未正式发出号召，但这些科技人才已经主动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毅然回到祖国。他们的归来，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这批科学家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在建国初期为国家科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选择不仅体现了爱国情怀，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当时，彭桓武与四百多名留英学子一同回到祖国，他满怀信心地向同行者表示：“我们回来就是要大展拳脚！”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优秀人才纷纷选择回国发展。

各地的交通枢纽，如机场、港口和火车站，挤满了朝气蓬勃的学生。

这些杰出人物包括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中国核科学领域的开创者王淦昌，以及被誉为中国科技界领军人物的朱光亚等。

他们被内心深处对故土的眷恋所驱动，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国内刚刚起步的核能科研工作。

1958年3月，中国志愿军第19兵团从朝鲜战场撤回北京，随后便悄然撤离，去向不明。

翌日，19兵团的一支队伍悄然抵达戈壁，着手构建核试验基地。

一切准备就绪，唯独缺少关键要素。这个要素就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原料——铀。与前两个问题相比，获取铀的难度要大得多。

中国人最初对铀矿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该去哪儿寻找这种资源？即便找到了，又该如何进行提炼？

从清朝末期起，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经历了长达八十多年的艰难历程。

现有的技术体系主要源自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引入的西方技术，这些传统工艺已无法适应现代铀元素提纯的工艺要求。在核能开发领域，这些过时的技术方案难以达到铀同位素分离所需的高精度标准，严重制约了核燃料的生产效率。随着核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工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亟待技术升级以突破当前瓶颈。

【“原子弹也会被消灭”】

在研制原子弹的初期阶段，选址和团队组建这两大难题已经顺利攻克，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获取关键的铀原料。

20世纪50年代，中国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寻找铀矿资源的行动。这场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勘探和开发铀矿资源。

在短短数月间，一支积极探矿的队伍迅速在广东、广西等地表发现了铀矿资源。

获取铀矿石后，接下来的关键步骤是进行铀元素的提取和纯化。

1958年，王明健这位资深工程师被委派了一项紧急任务：在六个月内提取出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材料铀。

为了实现既定任务，王明建全身心投入研究，进行了大量实验。他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验上。通过反复尝试和不断改进，他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这种专注和执着的工作态度，体现了王明建对科研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和追求卓越的决心。

有一天，他在冲澡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像冲水一样把铀给冲出来？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停不下来，王明建立刻行动起来，穿上衣服，带着几十个工友投入了研究。

通过长时间不间断且充满风险的实验，王明建最终成功研发出了简易的铀提炼方法。

成功提取出首批铀元素后，整个工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王明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核能研究项目纷纷启动。

在中苏关系最为密切的那段时期，借助苏联的鼎力支持，中国开启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艰难历程。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苏联作为技术领先的老大哥，为我国核武器研发提供了重要帮助。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迈出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关键一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核技术体系。苏联专家的指导与援助，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使这一重大科研项目得以顺利启动。

尽管苏联专家们态度友好且工作严谨，但根据两国协议的规定，他们仅限于解答与仿制技术相关的疑问。这种限制意味着他们在其他技术领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只能专注于协议规定的特定范围。

随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6月，苏联的技术人员全部撤离中国。

工厂技术人员撤离时，将所有生产设备的相关技术文档一并转移。

这台昂贵的机床一直闲置着，没人敢去碰它，原因很简单——谁都不懂怎么操作。

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称，苏联的这一行动对中国核能领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外界普遍认为，莫斯科的决定使北京的原子能发展计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有分析指出，苏方采取的措施直接导致中国在核技术研究方面陷入困境。国际观察家们一致认为，这次事件使中国核工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打击，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1960年正值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全国上下饱受饥荒之苦。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原子弹研究基地的科研人员们忍着饥饿进行实验，同时还要给工人们授课。

当时的目击者描述，饥饿难耐的人们会采集杨树的叶子充饥，尽管味道苦涩，他们却将其幻想成美味的肉食来缓解饥饿感。

全国民众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终于挺过了那场大饥荒。大家把能省的口粮都省下来，凑在一起，这才勉强渡过了难关。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总算熬到了头，饥荒的阴影渐渐散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开始质疑：我们是否还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研发核武器？

金庸曾多次撰文，认为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根本不可能研制出核武器。

外交部长陈毅坚定地表示：“就算倾家荡产，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做成！”

陈毅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他指挥的著名战役多如牛毛。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参与领导了无数重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作为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的军事对抗中，武器装备落后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技术差距在战场上意味着更大的伤亡和失败的风险。他深知，如果武器系统不如对手先进，部队将面临难以承受的损失。这种认知让他意识到，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明白，在现代战争中，科技实力的差距往往决定了胜负的天平。

关于是否暂停或继续推进的讨论仍在进行中。针对这一争议，毛泽东主席亲自听取了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

最终决策明确要求项目持续推进，并严格设定完成期限为1964年底。这个决定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和任务的不可拖延性，表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达成目标。决策层对项目进展给予了高度重视，要求所有相关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按期完成。这一指示体现了对项目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执行效率的严格要求。整个团队被赋予了明确的时间框架和具体任务，必须在既定期限内交出满意答卷。

自此，我国自主研发核武器的计划正式步入正轨。

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

北京时间下午2点59分，一座高达102米、重达76吨的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塔顶的铁质结构将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最终存放地。

指挥员高声倒数：五、四、三、二、一，引爆！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天际，话音未落，一团巨大的蘑菇云便如预期般腾空而起。

尽管国内一片欢腾，锣鼓喧天，但美国媒体的刻意压制使得这一盛况在国际上几乎无人知晓。

为此，我国邀请了一位国际友人，美国记者斯诺，来帮助我们进行宣传工作。

1965年，美国记者斯诺抵达北京，毛泽东亲自安排与他进行了会晤。

在对话中，斯诺回忆道，1946年毛主席曾发表过“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的言论。

他接着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原子弹，您是否依然坚持之前的看法？

毛泽东稍作思考，微笑着说道："总有一天，人类会彻底结束战争，核武器也会随之消失，到那时候，它们就没什么威胁了。"

斯诺听完对方的讲述，内心瞬间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态度也变得庄重起来。

毛泽东的言辞中，深植着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传统理念。他通过语言表达，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这种和平理念不仅反映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秉持着以和为贵的思想，这种精神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的话语不仅代表着个人观点，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对于和平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和平精神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通过分析毛泽东的言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一贯立场。这种和平理念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重要指引。

从整体战略角度，我们并不将核武器视为决定性因素，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充分认识到其威慑价值。这种态度体现在：我们既不在宏观战略上过分夸大核武器的作用，又在实际运用中认真对待其产生的威慑效果。我们坚持辩证看待核武器问题，既不盲目恐惧，也不轻视其实际影响，而是在不同层面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是我国核政策的核心内容。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将恪守这一承诺，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率先动用核武器。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展现了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决心。我们相信，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有助于推动国际核裁军进程，促进全球战略稳定。同时，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为人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非常清楚，和平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

期盼着未来的某一天，那些虚张声势的威胁都能在和谐的光辉下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