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00/11-1346南京，11月13日，1946年

阁下:我荣幸地向您报告，自从我上次电报之后……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领袖们)连日积极从事调解国共纠纷的活动。他们同马歇尔将军和我保持经常的接触，我们尽力之所及鼓励他们。最后，他们之中几个人在11月6日来会见我，承认他们过去三个星期的努力都未生效，要求马歇尔将军和我再度参加谈判。我回答，共方迄未答复蒋委员长11月16日通过我们交给周恩来将军的声明，说明他们(按指共产党-译者)完全忽视我们，而我们只在国共双方俱都要求我们进行调解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做。他们(按指第三方面人士-译者)离开的时候，表示尽力劝说共方给以某种答复。

次晚，他们把周恩来将军和王炳南先生带到大使馆寓所。周将军滔滔不绝地解释为什么没有答复，不承认其中有什么反美的情绪。他谈论了这封信(按指美方转达蒋介石八点声明的信件-译者)的问题:他不能接受蒋介石的八点，但他也不愿意驳斥它从而使谈判决裂等等。我建议他发一封简短而客气的信，指出由于政府和第三方面的敦促，他回到首都来商谈一切有关的事项。由于中国人特别重视书信上的口气和分寸以及严重事态所产生的激动心情，他们(按指共产党-译者)为这一封短信斟酌了一整天，到次日晚上六点钟才写出来。英文译件送至马歇尔将军，原件到十一点钟才送到蒋委员长。

在此同时，蒋委员长告诉我，由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迫近，他决定听取我们的忠告，发出无条件的停战令。我建议他除此而外再发表一个有助于和平的声明，争取第三方面，并如有可能，争取中共参加国大。他在11月5日送给我两份这样文稿，请马歇尔将军和我做我们认为最好的修改。这是一份措词散漫的为自己辩护和批评对方的混合体，肯定是对共方的一个挑衅，而且写得非常冗长。我们删去了几段之后，认为还是重新写过为好，最后只好由马歇尔将军亲自执笔重写。当我们把信稿送达蒋委员长之后,他解释说在他的原稿中他已经是说服了他的文官们,尤其是说服他的军事官员们，叫他们同意发停战令的，在这一点上他说他几乎是孤立的。他做了几点文字修改之后，除了有关宪法那一段外，同意了我们拟的稿件。

在11月10日他请求我向第三方面领袖们建议，叫他们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来换取国大延期。他们(指第三方面一译者)表示时间太短促了，等等。但当晚及次日各方面都积极努力争取达到能有一个解决办法。结果是经过多次各方会谈之后，宣布了国大延期三天(至11月15日)。青年党和民盟的一个组成部分(按指民社党--译者)准备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共产党的态度则更加倔强了。国民大会将先开两个星期的“预备”会。

周恩来将军偕王炳南先生11月11日下午会见我，当晚并会见马歇尔将军，意思是前往延安之前来辞行。会见的气氛是相当沮丧的，他表示看不出有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他对蒋委员长及政府领袖们如此丧失信心，他对问题如此不妥协地追求细节,以致对我劝说应集中注重两个真正的关键事项一停战和起草一个真正代议制宪法一的呼吁全不理会。他反复说蒋委员长是“在共产党脖颈上套绳索”或“用匕首对准我们的胸膛”，表露出他怕假如他同意了问题的部分解决，那将会招致严重后果。他强调政府必须按照原来政协决议的全部程序办事，否则一切都不行。

只在一点上他表示不明白:美国政策究竟变了没有。我回答说他对此应当非常明白,那就是,美国的政策始终严格遵守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他引出美国官员说我们为了应付苏联的威胁而需要支援中国政府的两个谈话，并表示怀疑共和党最近在选举中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我们外交政策的改变。我重复说我们政府多次表示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愿望，以及我自己对中国民主改革、开明自由以及消除流行的贪污和无能现象的关心。我指出，欲达到上述目的，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而共产党能对此做出爱国主义的贡献。我告诉他，我曾为此同蒋委员长辩论过，而蒋氏衷心地同意我的观点。我提醒他，假如美国的支援能够更加有效的话，那将对整个中国是有利的。又提醒他，假如马歇尔将军负责进行军事改组的话，那将对共产党及其占领区更加安全。这时候我因事被叫出去离开几分钟,他问我的中国助手(即傅泾波-译者)有没有可能整个取消美国军事援助的五年计划。后者回答他说，这非常简单，假如政府连同共产党共同这样要求的话。这个问话表露周将军及其同志们不惜为了同仇恨的国民党的内部斗争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从他们最近的反美宣传中也可以看出来。共产党的态度最终将会导致交涉的完全破裂。周将军保证将留下代表团中一个人来代表共产党，但他的撤退是意义重大的。我问他离开这里表示对前途无望或是为了回去报告请求新的指示，他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回答可能两者都有。

以上这个使人厌烦的冗长报告旨在略为叙述一下在把共产党拉入联合政府的努力中所出现的阴沉气氛。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这看起来一一至少是现在一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结束报告的时候，我愿意用一种使人高兴的建设性的口气说，我们没有必要悲观，而且我相信在我们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中还是有许多潜在希望的。

注：司徒雷登是当时驻中国大使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三辑，有叶笃义编写于一九八一年，文字少变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