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閶錫山同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起初经閻錫山的表兄曲淸斋介紹，到太原督軍公署密电室任譯电員工作，以后升任中校秘书、上校参事、軍用实物补給处副处长，以及在閻錫山官僚資本企业山西貿易公司天津分公司及晋兴企业公司担任经理等职，为閻錫山反动統治集团服务，前后共达二十七年之久。本文先将閻錫山家族所办的企业,按照时間先后加以介紹;至于閻錫山統治山西时期的官办企业,容再另文撰写。
一、北洋时期
(一)三十万两銀子的一笔“綁票”
閻錫山在掌握了山西省政权的初期，得悉山西祁县“万財主渠筱洲家中存有巨額的現銀，遂挖空心思打渠家的主意。他后来了解到太原商会会长、山西省議会議員渠本澄是渠筱洲的族侄,胁迫渠本澄去祁县向渠筱洲借銀子，并派亲信卫兵十余名随同前往,将“万財主”的住宅包围起来。渠筱洲起初坚不同意,后经开威胁,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允借予現銀三十万两。閻錫山就这样“綁票”方式得来的銀錢,去充实山西省銀行。閶初派閶竹l(祁县南路人)为山西省銀行经理,齐孟彪(定襄县北路人)为协理。1917-18年間,山西省銀行内部因南北路的派別发生意見,閶竹国辞职。閶錫山邃让他的叔岳徐子澄(原任山西粮服局局长)兼任山西省銀行总理。自此,閶錫山在軍政費的开支外,特規定一項他本人的机密活动费，在山西省銀行开支。按山西省銀行本属于官僚資本的企业,但是閶錫山利用这个省銀行的资金,充作他私人活动的用費,故此必須在这里加以叙明。
(二)閻氏家族早期的商号
閤錫山之父閶昌春于前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左右，在河边村开設小杂貨鋪,并出了一些錢票。后来由于所发钱票过多,发生挤免，杂貨鋪因此倒閉。閶父被迫变卖家产,以埙补亏空。后经其友人曲长和借給他二百吊錢,才保留下几亩地和几間住房。1920年間,閶昌春在河边村先后开設庆春茂及庆春泉两家商号。閻家的堂名是“庆春堂”,所以这两家商号均冠以“庆春”二字。庆春茂的資金为二千元,由曲和亭任经理,除经售、杂货外,并出錢票和经营高利貸。庆春泉的資金为三千元,由我叔父閶愈荣任经理,经售米、面、杂粮,亦出錢票,另設烧鍋、粉房,造酒和制做粉条,并利用粉房的粉渣、烧鍋的酒糟飼养猪牛出售。庆春泉于出錢票时,閶昌春會暗地吩咐閶愈荣說不兌現。某年腊月二十一日有一穷汉曲富天祿,持五百文錢票一紙到庆春泉兌現,閶愈荣未允兌給。曲富天祿憤怒之下,即在庆春泉門首以鞋底捶打那张不能兌現的錢票。閻昌春聞悉此事后,竟責問閶愈荣說:“河边村只有这一个穷人,你为何不見給他?”因此,即将閻愈荣辞退。閶愈荣因遵照財东的指示办事,竟被斥退,以致憤懣成疾,一年余即故去。庆春茂经理曲和亭，后来也被闇昌春以曲的年岁大了，且以柜上应酬客人花錢过多一些为理由,加以辞退。但是实际上是因曲和亭在号中年久,报酬过高,故而被辞的。
山西五台县是个穷苦的地方，河边村也不例外。那时村里开設的几家商号，都是自财自本自当家，为了节省开支，在柜上不另立伙食。閶昌春在河边村开設的庆春茂、庆春泉两家商号,共有店伙二十余名，也随旧例,不立伙食。规定三年算一次小帐,五年算次大帐,伙計、东家是按四、六成分红,即身股四成，财股六成。凡未定生意股份者,在年終酌給津貼,最多亦不超过五十元。伙友們諷刺說:“我們河边村的买卖,是齐年三頓飯，早晨羊肉白荣餃子，中午猪肉韭荣飽子,晚上是油茶月餅。”这就是說，大年初一是餃子,五月端阳节是包子,中秋节是油茶月餅，这就是全年在店里吃的三次飯。这也足以說明那时閶家商号对待店伙的苛刻。
1919年間,閶錫山以他父亲閭昌春的名义,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了銅元兌換所，任其亲戚徐西川(又名徐振渭)为经理。这个党換所用現洋兌換銅元,无本取利,同时兼营高利贷，几年后就积累了不少的資金。1924年間更名为源积成銀号,扩大了业务范围,接受存款，規定存款滿三百元者为“一份子”,利息較高。因此，太原的各級公务人員,以部分薪金在該号存放份子錢者大有人在。該銀号利用这种存款投资于其他企业，获得的利潤更大。
1920年間,閶昌春派其襟弟闇长卿(閻錫山的三姨夫，我的六祖父)在忻县城内接办聚丰泰錢庄,由閻长卿負总責，另任赵汝奎(原聚丰泰的掌柜,忻县人,和閻长卿有亲戚关系)为经理。忻县是晋北最繁华的城市,城内商号林立。閶家利用官府的势力,接办聚丰泰出放高利貸,其能攫取厚利,自不待言。閶家同时又在太原通順巷开設德生厚銀号,派聚丰泰錢庄的职員张雨田任经理，卢培庭为副理(张、卢二人均系忻县人,且和閻长卿友好)。閻錫山拨給德生厚銀号资金十万元,但是指定这十万元系川至中学的基金,交由該号运用,关于川至中学的固定开支,必須由德生厚銀号担負。
(三)閶錫山控制企业的手段
閶錫山经常說:“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实际上在他心目中沒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自己图謀私利,如不預为防范,小則营私舞弊，大則图謀 造反。因此,他利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視,甚至互相摩擦，以便由他操纵支配,而且无論远近亲友,都不例外。例如徐士珙 是閶的丙弟,赵戴文的門婿,徐子澄的三儿,由閶保送去日本留学的,关系可以說是十分密切的。但是閶委任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同时,又委同徐士珙閙意見的曲宪南(閻的表侄)担任协理,借以牵制徐士珙。彼时曲宪南担任西北实业公司营业处处长，他对我表示不願担任这个协理，要向閶辞职。我提醒他說:“你是长官(指閻錫山)的协理，而不是徐士珙的协理。”曲宪南方打銷辞意。
(四)閻錫山开設的銀号、当鋪等企业
閶錫山用“綁票”手段勒索到白銀三十万两，为山西省銀行的资金打下基础后,他认为山西省的富戶还不在少数，就通令各县县长动員境内的富戶“革命救国”，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时经一年之久,收集到的捐款仅八、九万两，内中尙有一部分現洋。閻錫山即用这笔款于1921年在太原設立晋裕銀号，聘李刚甫(崞县人)为经理。李刚甫与閻父系属至友，任晋裕銀号经理后，对国父逢迎备至,并经常代为做些买空卖空的生意，获利甚厚,更得到閻父的欢心。
晋裕銀号于1924年前后出资在大同、忻县等四个县城各設了一个当鋪,即大同县的晋同当、忻县的晋忻当、临汾县的晋通当和洪洞县的晋洪当。每家由晋裕銀号拨給资金一万元，另由各該当自行发行紙币三万元。
約在1928至1929年間,晋裕銀号复出資在太原成立了晋裕粮店及晋丰面粉公司，在临汾成立了收售棉花的晋通花店。1933年前后,晋裕銀号又出資在大同成立了晋同银号，在太原成立了元丰銀号。七七事变后,晋裕銀号停业。日寇投降后,晋裕跟号在太原复业，仍由李刚甫任经理。李于1946年病故，经我向該号董事长曲宪治推荐,由天津亨記銀号駐綏远主任馮子久任经理。
晋裕銀号经理馮子久，后来将所有属于該銀号支持下的一些企业的資金,全部兑到上海,购换了黄金、美鈔,待机运用。这項巨額資金，最后均交与閻錫山了。
1921年,閻錫山在太原开設斌記五金行,即任其侄閻述先为经理。因为閻述先对于五金行的生意一窍不通，几年中业务毫无进展。那时榆次县流行这样两句謠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二千年才出了个賈俊臣。”閶听說,就通过他的叔岳徐子澄的了解和介紹，聘賈俊臣为斌記五金行总理。賈俊臣担任总理后，就取得閻錫山的同意,扩大斌記五金行的组织，并在天津、上海設立办事处。他一面拉攏山西兵工厂厂长李寿菴和工程师、技术員等，一面拉攏天津、上海等地的礼和、西門子、安利、禅臣等洋行和聚兴成五金行等。自此,所有山西兵工厂的成套机器設备以及軍火原材物料等均由斌記五金行经手,代为訂购。天津各洋行也派员常住太原，禅臣洋行的吳明焯、會伯杰,礼和洋行的米祿斋等，在太原設立事处,专門和斌記負責人賈俊臣、閻述先等联絡，接洽生意。
(五)閻氏家族增設的商号和粮店
1927年間，閶錫山在河边村先后增設了营业公社(经理曲隆富)、思远源(经理曲隆登)、积厚长(经理曲隆虎)和协同兴(经理曲全治)四家商号,每号由閻拨給資金五万元。各家都是经售锻布匹、洋广杂货并兼营高利贷(这四家商号加上庆春茂和庆春泉，簡称为閶家河边村的“六大号”)。这四家商号正在筹备的期間,我由北平函电处請假回家。当时閻錫山正在河边村，他知道我熟悉天津情况，便派我带着四家商号所派的人员到天津去买货。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来办貨，不知道应該买哪些货。我除了告訴他們应該挑选些大路货和易于出售的綢緞、洋貨之外,还对他們說:“我們家乡面粉每袋二元九角,这里二元一角,总买的話还能便宜些。我負責給你們从天津的山西采运处通融火車皮,不花运費运回太原，一袋如賺五角,一万袋就是五千元,这生意还賠了錢嗎?”他們都高兴地說:“就这样办吧。”我便去找山西采运处駐天津的主任李尊九,說明閻总司令在河边村的商号来天津买下一万袋洋面,还有些綢緞、洋貨等,請他在采运处运貨的車皮内多要一辆，或随采运处的货車一并运回山西。李算九认为洋面多少不成問題,就是綢緞、洋货不是軍用物資,让路局看見提出质問,就不好办。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稠緞、洋貨等装到木箱里,随軍用物資装在一个車皮内,运回太原。
从此以后,河边村的“六大号”就经常派人来往于天津、河边村之間,利用采运处的車皮,把他們所购的货物运回太原，再利用太原汽車管理处的汽車运到河边村。他們在天津购买的綢、洋货等,因为不花运费,所以价格比太原市面上的价格还要便宜些，而且货色新鲜,易于銷售。因此忻、定、台、崞等县城的商号都粉粉到河边村买货,从此河边村也就成为繁荣的集鎭了。
在山西五台和崞县之間,有一条名叫“金沟”的沟渠,距河边村約有三十里路，山里泉水冲涮下来的沙泥中，含有金屑。附近居民即从这条沟渠里,采取金屑出售。庆春茂、协同兴两家，均经常派人去当地以低价收购,集有成数后,再到太原或忻县卖给首店,获利甚大。据庆春茂经理惠富治对我說，該号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买到金骨二十余斤,卖出后所得的净利，較放高利貸更为优厚。
約在营业公社、思远源、积厚长、协同兴等四家商号成立的同时,闇昌春在大同城内开設了元丰粮店,任李万春为经理(李是定襄县芳兰村人,和閻有亲戚关系)。大同是晋北一带的产粮区，可以买到大批粮食和油料等农产品,既便于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又能够以小价收买,大价卖出。
(六)在河边村成立源記的由来
閶家开設了十余家商号后，閶錫山惟恐各商号营私舞弊，遂在河边村成立“源記”,派曲淸斋、閶福斋(閻的族兄)和閻长卿三人共同負責,专門稽核各商号的帐目和盈亏，向閶錫山报告。自此，天津的亨記銀号,太原的德生厚銀号、源积成銀号、营远汽車公司、斌記五金行,忻县的聚丰泰錢庄,大同的元丰粮店，河边村的营业公社、思远源、积厚长、协同兴、庆春茂、庆春泉等十三家商号,都须于每年年终造具清册，由負責人亲到源記分别向曲清斋等三人詳細地交代。曲清斋等三个老者，均各有一些经营管理买卖的本領,对各家报来的淸册,都一一仔細地审查核对,而且常是三番五次找寻差錯。各家经理們背后說“每年过三关(指过这三位老人的关),兵感到头痛。”只有斌記盈余多，該号经理賈俊臣过三关比較容易。
此外,閶錫山为了加强对他的家族企业的管理,又成立了所謂的“董事会”,由曲宪治、樊象离、陈子壮等五、六人組成，曲宪治为董事长。各商号的营业、盈余及分紅等,均須向董事会报告，在得到核准后,方为有效。分紅的成数,均按照“財股六成、身股四成”的原則办理。由此可見閻錫山在其家族企业上花费的心机，其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国民党时期
(一)閻錫山在北平、天津的经济活动
1928年閻錫山占据北平、天津后，即组织了北平日报社,任朱点(又名朱异三)为社长,另外成立了民言日报社,任方開(又名彥光)为社长。同时,閻家的企业也蜂拥而来，图謀乘机夺取暴利。源积成银号、德生厚銀号、晋裕銀号都派人到天津成立駐津分支机构,以高利貸为主,兼营汇凭等业务。太原斌記五金行亦在津設立办事处,此外,河边村的“六大号”亦均相继派員来津，捞了一些厚利。
1930年9月閻錫山与汪精卫在北平组织扩大会議时，曾拨出一百万元,在天津开設建設銀行,由山西省銀行北平分行经理王子寿到津聘請了山西平定县人黄益臣(黄是天津官銀号的老手，在天津銀錢业頗具声望)担任经理,王任副经理。未几，扩大会議失敗閶錫山即由天津建設銀行拨給汪精卫四十万元，汪随即携款逃国外。 天津建设银行于1930年9月1日开幕后，于当月18日即行均台。該行资金一百万元，除拨給汪精卫四十万元以及开幕前后花用外，仅余五十万元。該行結束后,遵照周錫山的指示，以所余的资金五十万元轉入地下，在天津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泰丰里三号組织了亨記銀号,半明半暗地进行活动,仍以黄益臣为经理，王子寿为副经理。亨記銀号自成立起至1949年这二十年中，逐步发展到太原、绥远、上海、兰州、西安、成都、昆明等地，直至天津解放始結束。
(二)閻錫山下野时搜刮的一笔三千余万元巨款
1930年閻錫山从平津撤离前，曾命第三集团軍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梁巨川,将晋、察、冀、粉、平津等地搜刮到的現金三千余万元，提出交徐子澄保管一部分，交源积成銀号徐西川保管一部分，其余一大部分交其侄儿閻达仁保管，分存于天津殷实可靠的銀行銀号,做为他下野的活动费用。他准备下野时，对所属的軍长、处长以上的官員和軍政方面的亲信,每人送給一万元至三、五万元不等。当时第三集团军总司合部总务处处长兼密电处处长高管城，闇會送給他一万元。彼时高會对閻表示忠誠,并說:“虎走山还在，山在虎还来。”这是高管城后来告訴我的。
(三)閻錫山妄想发財的一段趣事
1929年間，閶錫山第三集团軍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梁巨川在北平的时候,有一清室的太监名赵德山者密告梁說:西四牌楼羊肉胡同七号是清朝某王府的宅第，那里地下埋藏着很多的銀子。梁即据情吿知閶錫山,閶就决定設法用大价将这所住宅买到手，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三万元，经梁派卫兵一排住于宅内看守。当年8月开始动工，在該宅内四处挖掘地洞,由山西省銀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并逐月将情况密电向閻报告。当时挖地洞的工人約二十余名,許进不許出,夜以继日地进行挖掘。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間,七号住宅的地下全部挖遍了，也沒有挖到銀子,而地里渗出的水却越来越多，用抽水机排泄出去，以致附近的街道上,滿街都是泥水。王子寿把这些情形向閻錫山报告后,固复电要将六号或八号的房子再設法买下，继续施工。王子寿于是又将羊肉胡同八号住宅用三万二千元的大价买来，继续动工挖掘了半年之久,始終沒有挖到銀子。那时王子寿給閣錫山的电报,是由北平函电处代为譯发的,都由我一人经手,所以这件事的经过，我知道得很清楚。王子寿还对我唉声叹气地說:“我們这事做得太馬虎,也太开玩笑了,不但銀子沒有挖到，反而花了十来万元!”
(四)禁烟考核处的内幕
閶錫山任山西督軍兼省长时期，曾一度按照禁烟禁毒条例实行禁烟。1932年間，閻錫山又重申禁令，表示要决心肃淸山西境内的大烟、白面,特委派馬駿图为禁烟总办。那时黄国梁(字少斋，第三集团軍总司令部兵站总监)的侄子黄泰清，倚仗黄国梁的势力,仍在太原販运毒品。閻錫山耳聞此事,即支持馬駿图派員前往黄泰淸家中查出大量毒品,当将黄泰清逮捕,按禁合执行枪决。此事轰动了山西全省。但是，山西禁烟一事，表面上虽然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实际上恰恰相反。1933年,閻錫山委任靳祥垣为太原、大同禁烟考核处处长,名义上虽是禁烟,而暗中是大量收购大烟，加工改装出售,并且居然名之为“戒烟药餅”。这种“戒烟药餅”按 :烟的成色分为“甲字”、“乙字”、“丙字”三种,每种均有五两、十两、二十两、五十两及一百两的包装。售价甲字者每两二元五角,乙字者每两二元,丙字者每两一元六角,人人都可任意购买，不过吸大烟者需要登記,登記时应即购买这种所謂“戒烟药餅”。禁烟考核处除径向绥远、兰州一带大量收购烟土外,尙委托绥远的晋业鲜及大同的晋同銀号两家代为收购大烟兼代加工制成“戒烟药餅”。
晋业祥是闇錫山于1933年前后在粉远設立的商号，经理为郝荣甫,是专門收购大烟的。閻錫山在大同所設的晋同銀号,表面上虽說是做倒把生意的銀号，但骨子里也是以替禁烟考核处收购大烟作为主要“业务”。
禁烟考核处一面在山西境内出售大烟，一面派靳祥垣到天津推銷。1930年閻錫山下野,来到天津准备去大連,靳祥垣随閻到达天津,开始与我相识。1932年前后靳祥垣来天津推銷大烟时，曾表示希望我能代为銷售，我拒絕了他。随后我介紹山西人赵子靑和靳祥垣商洽代銷烟土事。靳祥垣随即返回大同，我亦因家事請假回河边村,所以他們这笔大烟买卖究竟成交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后来靳會对我說:“赵子青对我們的事很帮忙，虽经过不少的周折，結果我們还滿意。”
(五)成立大同矿业公司之始末
1932年閻錫山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任梁航标为经理(梁航标即梁巨川,因閻錫山号“百川”,梁遂将名字改为“航标”),任梁上椿为副经理兼任大同矿务局局长，续子宪任副理。
梁巨川在1927年間充任閻錫山第三集团軍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时,关于山西軍政费的开支,即使经閶錫山划行后，仍必须经过梁巨川审核允准，方能支款。而梁常以经费支絀为辞，加以尅扣，以致引起軍政方面人員的不滿。实际上,这不过是閶、梁二人串通一气的鬼把戏而已。当閶錫山化装潜伏在天津，由日寇掩护做下野准备的时期,我在天津电台收到太原拍来一电,大意是說:“梁巨川和赵戴文以及随从人員由太原动身,約在明日到达天津。”我将电报内容向閻錫山报告时，閶的二太太徐兰生脫口而出地說道:“各方面的人都駡梁巨川,我們下野还带梁巨川干什么?”閶錫山說:“他們不知道梁巨川的好处。”后来梁巨川随閻回到山西后，闇就叫他和大同矿务局局长梁上椿、阳泉矿务局白云軒等，洽商在天津成立大同矿业公司,将大同、阳泉的煤炭尽量外运，由大同矿业公司向天津、上海、日本等地推銷，其中大部分是经塘活出口运往日本，供給日本工业应用。当时由于铁路車皮較少,运输困难,致使該公司煤炭运銷业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其所积累的資金已属可覌。該公司后在天津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以十八万元购置一所大楼，另在旧英租界三十三号路新建华美的楼房数处，经副理等每人一所。即此亦足見該公司获利 之巨。1934年間,梁巨川和梁上椿两人意見分歧,不能合作，閶錫山遂調梁巨川回太原充任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即由梁上椿任经理，续子宪为副理。
七七事变爆发后,天津、太原相继渝陷，梁上椿即将天津大同矿业公司职工全部解散,宣告停办。
(六)营远汽車公司
1928年間,閶錫山以两万元的資本,在太原設立了营远汽車公司,任閶进文为经理，经营由太原至侯馬及太原至大同的客运长途汽車业务。此外，山西汽車管理处等单位购置汽車时，均由营远汽車公司代为购买，俾便从中取利。山西省所用汽車,过去一向是向安利洋行訂购的英国的雪佛兰牌汽車。营远公司成立后，天津公懋洋行的推銷員高敏时来到太原，推銷該行经理的美国道济牌汽車。高敏时了解到閣进文与閶錫山关系密切，同时对于汽車业务毫无所知,乃竭力能格閶进文，終于把道济牌汽車推銷到山西，并且夺取了雪佛兰牌汽車在山西的銷路。高敏时因此也由推銷員一跃而为公懋洋行太原分行的经理。
1935年間，閶錫山曾由公懋洋行在道济汽車厂訂制了一辆保险汽車。1945年日寇投降后，公懋洋行又选了一辆最新型的小汽車贈与閻錫山。但是那时正值解放战爭,正太铁路中断,汽車不能运至太原。公懋洋行董事长甘成恩(美国人)遂包用民航公司一架最大的运輸机,亲自把这一辆新型的汽車运赴太原,并带去大量的新鲜魚虾、螃蟹和水果等礼物,送給閻錫山。閻为了表示感謝，以貴宾之礼設宴款待甘成恩,并和甘成恩并肩摄影。
(七)太原营記公司
1933年春，閣錫山見到孔祥熙的祥記公司经理亚細亚的油类大发其財,不禁見猎心喜,遂集合亲信李鸿文(山西省财政厅长)、孔繁蔚(閻的总参議)和閻进文等計議,決定效法样記公司,在太原設立营記公司,代理美学、德士古两油行推銷油类。閪錫山指定营远公司、庆春茂、思远源、协同兴和积厚长等五家，每家出资五万元，由李鸿文与孔繁蔚二人各出资两万元,赵丕廉出資一万元,共計资本三十万元，任閶进文为经理，秦希白(李鸿文的亲信)为副理，另在天津成立駐津办事处，任孔子正(系孔繁蔚的侄子)为主任。一切安排就后,李鸿文、孔繁蔚、罔进文相偕来津，股宴邀請美孚、德士古两行的負責人,商洽代銷事宜。不料李等在津奔走了一月之久,而美孚、德士古两行均一味敷衍，毫无誠意。他們三人終于不得不乘兴而来,敗兴而归。
太原淪陷前夕,营远公司和营記公司的重要职员，均迁至四川成都,改名为裕文汽車公司,仍和美国公懋洋行联格，由仰光进口汽車并经营由成都至西安长途汽車业务，均获得优厚的利潤。1943年裕文汽車公司閶进文赴克难坡(克难坡原名为南村坡,在山西吉县境内,約在1938--1939年間,閶錫山在該地設立第二战区司合长官部时，改名“克难坡”)向閻錫山报营业情况时,閶錫山夸奖說:“所有的公营事业和我自己的銀号企业都賠錢，只有你在抗战时期还能賺錢,你的本事不小!”
三、 抗战时期
(一)所謂“軍用实物补給处”
七七事变后，閻錫山家族所办的一些銀号、企业等，都粉粉撤至上海、成都、西安等地。各家经理多带少数职員等逃亡各地，自行設法維持。閻达仁经手閭錫山的私人財产較多，閭錫山指示他要将其財产、資金分散开,以避免意外的損失。閻达仁即带領着太原亨記銀号、天津亨記銀号的少数职員逃往上海、成都、昆明、西安、兰州五处,更名为川記商行、松茂昌或达昌商行,均由閪达仁主持。上海松茂昌以张正庭为经理。德生厚銀号由张雨田带領一部职員逃至上海，暗中经营。該号另一部分职員由卢培庭带，逃至成都,也仿效张雨田在上海的做法,暗中活动。源积成銀号由徐西川带領該号职員逃到成都,更名合記商行,由徐西川主持，以曲廷瑞为经理。这伙人分散到上海、成都等地，仍然是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而且多将所賺的錢納入私囊。閶錫山虽有耳聞,因鞭长莫及,亦只得听之任之而已。1943年秋，闇錫山电合享記銀号周达仁、源积成銀号徐西川、德生厚銀号卢培庭等,限期到达克难坡，要他們交待几年来的帐目。他們异口同声地說,自抗战以来，每家跟随的逃难人员以及家属等人甚多,花费过大,虽有盈余，也随着就花用了,幸而各家将固定的資金还保存下来。随后,閶錫山就将三家的資金集中,人員合在一起,在克难坡成立了所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軍用实物补給处”,委任徐西川为主任委員(中将待遇)、卢培庭为委員(中将待遇)、閻达仁为委員(中将待遇)兼任实物补給处处长,并委我为实物补給处副处长(少将待遇),三家其余的人員共有四十五人,均分別委任为上校、中校等职。这个实物补給处在第二战区来說,是組织最大、官級最高的机构，但是各家经理人员，内心均仍感不滿。他們旣不敢违背閶的命令，而又忍受不了在克难坡的困苦环境和一些束縛。因此，他們一再請求閶錫山将軍用实物补給处总处設于西安,在克难坡另設分处,旣便于搜购实物,又便于补給首脑部物資的供应。閶同意这項建議后，徐西川等邃均去西安組成实物补給总处，克难坡的分处只留我一人。徐西川等到西安成立总处后，就干起倒卖黄金的勾当。那时在西安、昆明、成都等地黄金的价格,較山西吉县、乡宁等地为低。徐西川等即由西安、昆明等地购买黄金,利用补給处的名义掩护北运。后来徐西川派来王茂生、徐隆和、康振全、宋遙峰等四人,带有黄金五十条和实物补給总处的公函,嘱我派人到吉县,把黄金按敌区的价格出售，价款速由山西省銀行兗至西安。我偕王茂生到吉县将五十务黄金悉数卖出，只留下一条黄金的款計七百余万元，就以这项现款，在吉县成立实物补給处分处。在那一年多的时間里,实物补給总处完全是以买卖黄金为业务，从中捞取暴利。最使我奇怪的是,每次从西安运到吉县五、六十条黄金，内有一半是因志敏(閶錫山的四子)的，另有十余条是沈丽萍(閒达仁的姨太太)的,而实物补給处的黄金不过二十余条。这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軍用实物补給处”在表面上虽然是个軍中的机构,而实际上不过是閶錫山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組成的投机机构罢了。
(二)閻錫山資产的分散和集中
七七事变后,閻錫山首先将閻达仁经营的亨記銀号的財产,以“狡兎三窟”的方法,分布在兰州、西安、成都、昆明、上海等地。兰州由李良师負責,西安由刘懿軒負責,皆用川記商行的名义分別保管一部分。成都由曲时斋、王蔭棠二人負責，昆明由馮子久負責，皆用达昌商行的名义分别保管一部分。上海由张正庭負責，用松茂昌的名义保管一大部分。以上各地的商号，統由閻达仁担負总責,他经常来往于上海、成都之間,并以函电指揮兰州、西安、昆明等处的負責人。分散于各地的負責人,在初期因人地生疏,不敢出头露面做生意,后来見到有机可乘,遂做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生意,大发国难財。
1941年間，閻錫山与日寇勾結妥协时，竟认为他私人的财产放在西南一带大后方，不如放在日寇占領的地区可靠。因此，他命令闇达仁加紧将分散在后方各地的財产集中于上海，就由上海松茂昌号张正庭保管。张则利用这一大批横財，在上海另行组织川記商行、达昌商行、松茂昌等商号,大肆投机,囤积居奇。
1942年閶錫山与日寇秘密举行所謂“安平会議”时,借故逃走。日寇随即一面派出大批飞机，轰炸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一面命上海日寇宪兵队将张正庭逮捕,非刑拷打，迫令交出他所保管的閶錫山的全部資产。
张正庭经日寇宪兵队释放后，于1944年去山西克难坡，向閶錫山报告說，大部分物資都已被日本宪兵队抄沒，仅剩下一些日寇所不知道的少数物資。閻仍甚怀疑,即将张交与他手下的特务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的执行部办理。該执行部主任梁化之(梁与张同是定襄县人)詢問了张正庭后，即嘱张返回上海,恢复松茂昌的营业,由张继续经营。
四 、抗战胜利以后
(一)閻氏家族末期经营的商号企业
1.晋丰銀号原系崞县巨商富戶集資在太原所設的銀号，经理为郝星三。郝星三的儿妇徐桂英(郝振邦之妻)系閪錫山内弟徐玉峰之女(徐玉峰是我的姑夫)。因此，郝星三和閻錫山就拉上了亲戚关系。日寇投降后,閶錫山依靠日寇的协助,搶占了太原，委任梁涎武(閣錫山的五妹夫)为山西太原社会处处长兼接收敌伪产业委員。閶将接收的敌伪財产和銀行現金等,在太原成立新兴銀行。該行开幕一年之久,因格于蔣政府規定,未获备案，而晋丰銀号却符合复业的条件,并已取得复业的执照。閶錫山就撤銷了新兴銀行,使用晋丰銀号这个字号,扩大組织,由梁誕武任董事长,续子宪任总经理(续当时任天津金城銀行副理),郝星三任经理,边廷淦任协理(边系太原外事处处长)，续承明任副理。此后，閶錫山即派梁艇武常駐上海,一面将他四十年来在山西剝削、压榨人民积累起来的大批資金，由梁代其存入美国銀行，以期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一面由梁在上海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嗣后,晋丰銀号派于潤之前来天津,担任該号駐津主任,在津申請了商行营业证照，进行黑銀号的活动。
2.太原晋裕銀号经理馮子久在抗战胜利后，即常驻上海，亦进行黑跟号活动，运用大量资金，套购黄金、美鈔，为閭錫山 攫取暴利。
3.閶錫山利用潜伏在天津之希特勒納粹分子颜宁司、恩格尔、林登堡等人，在天津成立同記公司,任王俊士为经理，在颜宁司、恩格尔、林登堡等协助下,做一些进出口业务，并派賈乙和为太原同記公司经理(贾乙和彼时担任第二战区会计处处长)。
4.閻錫山在太原、天津設立了庆兴公司,分別任曲宪南、崔玉亭为经理,运用太原的資金,在天津购存一些面粉、纱布、黄金、美鈔等。
5.太原和天津两地的物产商行,均系閻于胜利后設立的企业。太原物产商行任李符之为经理，天津物产商行任祿子修为经理。这两处商行的主要业务，系由太原收购生漆、桐油、桃仁、皮毛等运至天津销售，另由天津购买太原所缺乏的物資,运回太原出售。
6.元丰銀号會派郭映渊为該銀号駐津主任，申請商行营业执照,进行一些汇兌和购存黄金、美鈔等活动。
7.太原运輸公司经理王算光、驻天津运输公司经理牛錦章,为了开展运輸业务，成立了运输公司。在解放战争期間,交通阻隔,王算光等遂改做投机倒把的活动。
(二)閭錫山勾結陈納德,投資航空公司
1947年美帝国主义撕破“調处”的假面具，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以后,閶錫山就积极活动起来，加紧充实军用物资，并派梁梃武在上海活动。那时美国流氓陈纳德計划在上海粗织航空公司来垄断中国的航空事业，并暗中示意需要有中国人参加，始可照准。梁铤武知道这一消息后，就立即报告閶錫山。図认为这是和美国合作的好机会，就向陈纳德组织的航空公司投资现洋一百万元,成为这个公司的大股东。閶錫山后来派其第二战区交通处处长朱点到上海和陈纳德联格，用飞机向太原运送物资，并要求将天津、北京、太原、西安、汉口等地私人及公家的财物均空运至上海,交与朱点保管。至于各地的現金，亦均汇至上海集中。
(三)間錫山汇存美国的一笔巨款
1946-1947年間，山西省銀行駐津主任閶孝先在津为閶錫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于天津大陆銀行保险庫内。嗣即遵照閣的指示,汇了一笔到美国,为数約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确数記不清),說是作为他的儿子閻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費用。該款由我和閻孝先会同天津公懋洋行会計长韓納士(德国人)三人去大陆銀行保险庫取出美金現鈔,点交与韓納士汇出的。閻錫山四子閶志敏、四儿媳裴炳、五子闇志寬及孙女闇树蓉四人，系于1947年由上海乘輪去美国的。
附記:关于本文资料来源,說明如下:
1.閶錫山用綁票方式勒索的三十万两銀子一事，系大德通銀号经理許敬甫提供的材料。
2.太原晋丰銀号将新兴銀行合并扩大组织，系于潤之提供的材料。
3.关于晋裕銀号出資在大同、忻县、临汾設立当鋪事，系土货商厂售货員秦宝斋提供的材料。秦現任山西工业厅沈阳办事处主任。
4.关于閶錫山其他一些经济活动，都是根据我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的。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資料选辑”第四十九辑，有阎子奉编写，唐克明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