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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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巴西、阿根廷、等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相继发生了农民运动。其中，巴西巴伊亚州的卡努杜斯农民战争规模最为庞大。

要知道，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通过创立新教派传播其思想和主张，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在农民战争的过程中，尽管他们运用了多种战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这场战争具有怎样的意义？

卡努杜斯农民战争爆发绝非偶然，这与19世纪末巴西社会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场战争的爆发也是有原因的。具体来说，巴西当时所面临的土地问题是导致农民战争的根源。

从葡萄牙殖民时代起，土地一直是地主们的天下。这些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之多，令人吃惊，比方说，一位种植园主所拥有的土地比整个葡萄牙都要大，而另一位则拥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加起来那么大。

尽管1850年巴西帝国政府颁布了《土地法》，但该法规定的地价过高，农民买不起。奴隶制度于1888年在巴西被废除。但是，在废除奴隶制度、建立共和国之后，土地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地产制不但保持下来，而且有所发展。

一八九一年颁布的《宪法》，也有支持大地主垄断土地的倾向。另外，单一耕作制度的推行，也加剧了土地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田产制度使地主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而广大无地或少田的农民却不得不承受劳役、实物或货币等多种剥削方式，生活十分困难。

土地生产制度的延续与发展，不但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对立，而且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究其原因，不只是贫穷的农民不能改进耕种技术，就是在大庄园里，也是如此。

据统计，1888至1890年期间，粮食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二，在1891年至1894年间又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一。从那以后，物价一直在上涨。地主往往把经济损失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造成了农民尤其是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滑。

在巴西东北部的不毛之地，农民们的生活更加悲惨，尤其是巴伊亚州，那里到处都是低矮的刺林，土地经常因干旱而开裂，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产量极低。

同时，来自欧洲自由劳工的大量涌入，极大地限制了巴西东北部贫困农民向南方迁移的步伐。他们不能像从前一样离开贫瘠的土地，去圣保罗州或者里约州的咖啡种植园谋生，只能被困在自己的家乡，忍受贫困与饥饿。

农民渴望占有土地，但大农场主对土地的占有却没有减少。地主们像往常一样，大肆搜刮土地，使得本来就很严重的土地问题更加恶化。于是，迫于大庄园主的压迫，被迫奋起反抗，终于在1890年代走上武装斗争之路。

起义的酝酿和爆发

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的精神领袖在卡努杜斯农民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激励和动员作用。

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出生于塞阿腊州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最早是个传教士，在巴西各地游历过。

1876年，由于反对当地当局，他在巴伊亚州从事宣传工作，被押解回国。后来，他又去了巴伊亚州，以打零工为生，在该州很多村子里做建筑、挖池塘之类的工作。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受了“饥饿，劳累，困苦，贫困”的考验。

安东尼奥·孔萨尔埃罗在与当地权威进行斗争时，把欧洲的天主教仪式，非洲的巫术以及印第安人的迷信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新的教派。虽然没有官方的名字，但是它明显反对正统天主教。

安东尼奥通过这一新教派，把他的思想和主张传播到巴伊亚州广大的农民之中。他自称是“神的信使”，民众称他为“劝世者”或者“孔塞列罗”（“出主意者，安慰者”）。

他反对私有财产权，反对私有财产权，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政府，不征税，不还债务。安东尼奥的这一主张，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贫苦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巴伊亚州的信众越来越多。

一八九三年，巴伊亚州中部的一个村子里，安东尼奥带着一群人劈开了一块写着征税告示的牌子，然后在广场上当众烧毁。随后，他们发动了一连串的行动，在各地烧毁了“索债”布告栏。

为了制止安东尼奥和他的追随者们，巴伊亚州政府派出了一支由30人组成的部队，从萨尔瓦多市出发，赶往事发地地。政府军队试图用武力压制安东尼奥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叛乱。

但是，在马谢特战役中，装备低劣的农民们突然发动了一次突袭，把政府军队打得溃不成军。1893年，安东尼奥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起义，尤其是在马谢特起义，这被认为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征兆。

经过第一次的胜利，起义的农民士气大振，许多人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农民由安东尼奥率领，到达卡努杜斯，位于巴伊亚州腹地，为长期战斗做好准备。

在政权的建立上，叛乱分子建立了农民政权，主要集中在卡努杜斯。在这个机构里，安东尼奥掌握着最大的权力，而他的亲密盟友们则成了各部的头头。

由于政权组织得井井有条，起义中心得以保持良好的秩序。偷窃、抢劫等违法行为，都会受到严惩，甚至很少发生争执，一旦发生，就会被驱逐出境。在军事防御上，起义部队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在通往卡努杜斯的路上，不仅有岗哨，还有游击队的严密监视和守卫。

以若奥·阿巴德为例，他带领了一支巡逻小队，经常跑来跑去，对30公里以内的区域进行严密的监视。卡努杜斯还修建了防御工事，并设有生产刀棍、长柄斧、火药的武器制造和维修厂。

不仅如此，起义者还做了不少工作，修建了许多教堂，其中有一座80公分厚的花岗岩塔，看起来非常壮观。这些教堂所传播的宗教思想明显与传统天主教有很大的区别，根据有关资料，卡努杜斯的居民仍然保持着相当多的原始习俗与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政府军队首次发起“讨伐”是1896年，当时巴伊亚政府派遣了100多名正规军，由皮列斯·菲列义拉中尉率领，向卡努杜斯进发。面对政府军队的攻击，起义军主动出击，迅速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尽管政府军队在一片混乱中仓皇逃窜，但是官方报道却宣称政府获得了“胜利”。但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民军仅有短铳、短刀和棍棒等原始武器，因而在反攻中损失惨重。实际上，叛军的伤亡是政府军队的十倍之多。

总结了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起义的农民更多地注意利用地形等有利条件对敌。这次反攻的经验，促使他们进一步改进游击战术，使之能更有效地对抗政府“讨伐”。

1896年12月，政府军队发动了由菲布龙尼奥·德·布利托少校指挥的550名总兵力“讨伐”。政府军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作战勇猛。反抗军英勇反击，尤其是巴热乌领导的起义军，在离卡努杜斯30公里处取得了一场光荣的胜利，取得了胜利。

在1897年二月，政府军队又发起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讨伐”。政府军有1300人，指挥官是莫列伊拉·谢扎尔上校，他手下有一个炮兵连，一个骑兵连，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据说光是子弹就有一千六百万发。

面对强敌，起义军奋起反击，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战果。政府军指挥官谢扎尔上校和他的继任者塔玛林多上校在反攻中被打死。政府军炮兵连连长萨洛马奥·德·罗什大中尉也死了，他的炮也被农民军抢走了。政府军溃不成军，他们丢弃在路上的武器弹药全部落入了农民起义军的口袋。

巴西政府发动了几乎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卡努杜斯起义。阿瑟·奥斯卡将军受命指挥这支军队。这支四千多人的队伍，是第四次“讨伐”的先锋，由卡洛斯·德·阿玛拉尔·萨瓦热特将军、若奥·德·西尔瓦.巴尔博扎将军率领，共分两个纵队。

此外，在战争期间，政府向巴伊亚州内陆地区派遣了超过4000人的增援部队。元帅卡洛斯·马沙多·毕登库尔（Carlos Marsha de Pedenkul）也亲自到蒙特桑托指挥作战。

一八九七年六月，政府的第四次“讨伐”正式开始。在政府军队接近卡努杜斯时，巴热乌领导反抗军，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来对付敌人。

虽然农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是卡努杜斯被政府军队包围了，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武器太好了。7月24日，经过一场惨烈的战斗，巴热乌带领农民军突破重围，壮烈牺牲。

叛乱分子失去了领袖，但仍坚持作战，凡是能拿起武器的人，包括妇孺，都投身到卡努杜斯城市的保卫工作中。政府军队以炮火猛烈轰击，叛军仍在坚守阵地。在1897年10月5日，政府军终于占领了卡努杜斯，起义被完全镇压。

卡努杜斯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它只发生在一个地方，没有得到全国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由于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农民军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

卡努杜斯农民战争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我们不能忽略宗教因素。安东尼奥的宗教宣传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缺少先进的思想指导，能体现农民利益、体现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主张自然为农民所接受。

列宁曾经说过：“以宗教外衣来表达政治抗议，这是所有民族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尽管这些农民起义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但是它们并不能简单地用“盲目信徒”或者“宗教狂热分子”来概括。卡努杜斯起义实事求是地讲，是贫苦、饥饿的农民为争取土地而展开的一场正当的斗争。

其次，它体现了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卡努杜斯起义的人力图使土地公有，共同劳动，均分，提倡人人平等。

卡努杜斯农民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巴西的历史。1902年，巴西民主革命家艾乌克利德斯·德·库尼亚的著作《森林草原》，对卡努杜斯农民战争进行了详尽的揭露，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行径，表达了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这本书有好几个译本，有《干旱地区》和《腹地》的译本。195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关于康诺多斯战争》一文虽然不够全面，却把起义领袖安东尼奥称作“奇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