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就回来了？这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老段递给我一支烟，眼神复杂地盯着我，像是在等一个答案。
1970年的冬天，我站在大三岔村的田埂上，寒风刮得脸生疼，脚下的黄土地硬得像石板。一眼望去，田野里只有几个佝偻着身子的黑点，远山被薄雾笼罩着，看不太真切。这地方，连个响亮的名字都没有。当时的我，十八岁，背着行囊，满怀着对未来的迷茫和几分不甘。
离开昆州那天，车站人头攒动。母亲拉着我的手，眼圈红得厉害，嘴里却一直说：“去吧，去锻炼，别怕吃苦。”父亲站在一旁没说话，手里攥着一包用油纸包着的干粮，最后硬塞进我的行李里。我当时还笑着说：“放心吧，我能行！”可谁知道，车子开动时，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抹了把眼泪，那一瞬间，我的心像被揪了一下。
车一路颠簸，尘土糊满了窗玻璃。车上的人一开始还说笑，过了昆州城，渐渐地就安静了下去。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重。到了大三岔村，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难。住的是泥瓦房，窗户糊着纸，门是几根木棍架起来的帘子，风一吹就直往屋里灌。晚上冷得睡不着觉，白天一出门，冷风夹着土扑面而来。
刚到的头几天，村里的人对我们这些知青也没什么热情。老乡们干活利索，喊一声就扛着锄头下地了。我们几个知青站在地头上，手足无措。有人小声嘀咕：“咱们能干得了这些吗？”
下地的第一天，我跟着村里的李叔学插秧。李叔是个老木匠，干活麻利，话却不多。他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小伙子，别光想着苦，你得琢磨怎么把苦吃出个名堂来。”我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天还没亮就下地，割草、翻地、挑水，啥活都干。手上磨起了厚茧，肩膀压得直不起来。晚上回到屋里，煤油灯一亮，几个人围着一口锅吃饭，一边闲聊一天的见闻。虽然苦，但大家的热乎劲一直没散过。
可这一切，在1971年的春天被打破了。
那天队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说要从我们这批知青里挑人去县里开拓荒队。消息一传开，大家炸开了锅。有人害怕去荒地吃苦，不愿意报名；也有人觉得这是个机会，争着上。我呢，倒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既然来了，就得干点像样的事。于是，我报了名。
拓荒队一共八个人，拉着行李，坐着拖拉机走了整整一天才到地方。那真是一片荒地，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大山，满眼的杂草。我们搭了几间草棚，住下后就开始干活。白天砍树、挖土、修水渠，晚上围着煤油灯开会，研究怎么种庄稼。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的劲儿一直没散过。
可谁能想到，真正的困难不是这些体力活，而是人心。
事情发生在1971年的夏天，那天正午，我们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听见小高喊：“队里的钱不见了！”这一下，大家全都围了过去。钱是我们积攒下来准备买种子的，一旦丢了，这片地就算白干了。队长老段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语气严厉：“咱们是来干事的，不是来搞内讧的。要是没人承认，这事儿就报上去，让领导来处理。”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天还没亮，我无意间看见小高蹲在草棚后面，手里拿着个袋子，脸色煞白。我一下明白了。后来，我悄悄把这事告诉了老段。老段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钱找回来就好，这事儿别闹大了。”
小高把钱交了出来，脸色很难看，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从那以后，他干活比以前更卖力，谁喊他帮忙都不推辞。虽然这事儿过去了，可我心里总觉得，这种苦不该白吃，人心要是散了，再大的困难也扛不过去。
1972年，我因为表现出色，被推荐到镇上的机械厂学习技术。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辜负这次机会。在机械厂，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师傅是个脾气不好的老头儿，说话带刺，动不动就发火。可我不在乎，每天比别人早到半小时，把工具摆好，车间打扫干净。下班后，我就跑到师傅家里帮忙，慢慢地，师傅对我的态度变了，开始耐心教我技术。
三年后，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还带了几个徒弟。可是，我的心却一直记挂着大三岔村。每次回忆起那里，总会想起李叔和那片荒地。
1978年，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李叔的儿子小李写的，说李叔病了，想见我一面。我愣住了，心里五味杂陈。第二天，我请了假，坐车回到了大三岔村。
村子还是老样子，田埂上满是泥泞。见到李叔时，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躺在床上，眼神却依然明亮。他拉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小伙子，你出息了，我谢谢你回来看看我。”
我握着李叔的手，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李叔去世了，我在村里帮着料理了后事。就在那几天，我突然明白了，吃苦不是目的，苦里藏着的，是一种让人向上的力量。
回到城里，我又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1980年，我被提拔为厂里的技术科长。每次有人问起我的经历，我总是笑着说：“我是个老知青，吃过苦，但这些苦，值了。”
后来，我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他们听得入了迷，我摸着他们的头，说：“记住，不管身处什么地方，不管多难，都别忘了自己的根。”
人这一辈子，有些记忆是带不走的，就像那片荒地，和那些一起吃过苦的人。这些，永远都不会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