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江青、康生等人策划将"文革"矛头对准刘少奇。4月1日，戚本禹在中央级报纸发表文章，借评《清宫秘史》之名，首次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批判。

该文通过"八个为什么"的论述，将刘少奇定下八项罪名，特别指出其"策划他人叛变投敌"的行为。这一指控与我党历史上一桩重大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密切相关。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起因是什么？

1936年3月，刘少奇克服重重困难抵达天津，出任北方局书记，负责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华北党组织因"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受重创，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同时面临日本的侵略威胁，北方地区党员干部数量急剧减少。

刘少奇从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处获悉，"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员干部。他指出，若能成功营救这批同志，将显著改善华北革命局势。然而，一旦他们落入日军之手，生还希望渺茫，这对我党将造成巨大损失。

然而，这一过程存在一个关键问题：被监禁的革命干部获释必须完成特定程序。虽然刘少奇完全理解这些手续的具体内容，但在特殊形势下，他认为应采取非常规办法。于是，他认可了相关提议，同时强调需向中共中央请示。时任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在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迅速与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商议，并立即批准了这一请求。

在草岚子监狱中关押的61位革命干部成功获释。

1937年12月会议期间，刘少奇在汇报华北工作进展时明确表示，该事件已获得"中央批准"。康生作为与会人员，对此补充说明："经中央许可的人员具有特殊性，这并不违背基本原则。"

文革初期，康生就着手利用"六十一人案"大做文章。他致信毛泽东，指控这61人并非正常出狱，而是犯下了严重的"叛党"罪行。在康生的指控下，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相继被揭发，被诬陷为"叛徒"，遭受了严酷的批斗和迫害。

康生的所有行动显然针对刘少奇，他迫切希望从张闻天口中获取刘少奇"私自决定"或"指使他人"的证据。然而，张闻天始终坚持表示，这件事是自己亲自签字批准的。

我完全赞同刘少奇的提议，认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解决当时干部紧缺的问题，这无疑是个绝佳方案。因此，我不仅回信表示支持，还在相关文件上签字后将其退回。然而，对于狱中干部的具体身份、人数、表现以及所谓"简单手续"的详细内容，我始终未获得任何信息。

张闻天随后回忆道："印象中，这件事我既未向毛主席汇报，也未提请中央进行专门研究。至于是否在后续的中央会议或其他场合提及，我的记忆已有些模糊了。"

康生对张闻天试图独自承担全部责任的行为极为不满，直言："张闻天又在耍弄欺瞒的伎俩。"

康生指示"中办"专案组对张闻天展开审讯，目的是要其承认"'六十一案'由刘少奇擅自操作"这一说法。审讯人员对其施加压力并试图用利益诱惑，但张闻天坚决拒绝提供虚假证词，并立即表明立场。

让我来承担吧，我绝不愿编造谎言去构陷他人。

由于坚持正义主张，张闻天先后遭遇了十六七次批斗，并遭到隔离关押。1969年10月，他的监禁生活告一段落，随后被转移至广东肇庆，在军分区宿舍区山坡的一间平房内安顿下来。

在受监管期间，张闻天抱病坚持完成了约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即后世所称的"肇庆文稿"。1976年7月，他在文革落幕前夕逝世，未能目睹"四人帮"的垮台。然而，这些著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面世，为我党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