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充斥着各种势力：本地帮派、军警宪兵、特务机构以及外国巡捕房，形成了全球最复杂的城市格局。这种独特的背景使其成为冒险者趋之若鹜的舞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于这座城市开展情报活动，期间不断上演着扣人心弦的谍战剧情。

在中央特科时期，陈赓与李克农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位功勋将领不约而同地向昔日上海的老朋友鲍君甫伸出援手，展现了重情重义的品格。

1924年，鲍君甫成为国民党成员，持有进步思想。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与上海总工会保持联系，并结识了青帮成员杨剑虹。由于同乡关系，两人交往密切。随后，杨剑虹投奔了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成为其心腹。通过这层关系，鲍君甫得以接触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

陈养山作为上海地下党成员，奉命接触鲍君甫以探明其政治倾向并争取支持。通过频繁的聚会和时事讨论，双方建立了深厚友谊。即便在知晓陈养山的真实身份后，鲍君甫依然保持了真诚的交往态度。

1928年，CC系特务机构调查科在上海由陈立夫创立，这后来演变为中统。杨剑虹负责招募人员，他相中了能力出众的鲍君甫。虽然鲍君甫最初不愿从事特务工作，但陈赓受组织委派前来劝说。鲍君甫早已听闻陈赓的传奇事迹，对他十分敬佩，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

陈赓通过情理结合的方式，成功说服鲍君甫加入国民党调查科，并渗透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与租界情报系统，为特科工作提供协助。鲍君甫当即表示同意。

在陈赓和陈养山的运作下，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成功发展了一位关键线人。鲍君甫被委任为国民党调查科中央特派员，化名杨登瀛，与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建立了密切关系。尽管他并非中共党员，但这位活跃于上海的情报人员，通过广泛收集和传递重要信息，并多次协助营救我方人员，为特科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鲍君甫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受陈立夫远程控制，享有高度自主权。他频繁往来于警备司令部和租界之间，同时担任英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职务。根据周恩来的部署，陈赓为鲍君甫配备了一名兼任司机的保镖，并提供丰厚的月薪作为工作经费。值得注意的是，鲍君甫的秘书安娥实为我方杰出的情报人员。

为获取国民党的信任，特科安排鲍君甫传递无关紧要的情报，并主动暴露废弃的联络点。这一策略使陈立夫对他另眼相看，随后委任其担任调查科上海办事处主任。鲍君甫不仅与陈赓保持频繁联系，还与特科的李克农建立了密切关系。

1929年8月，军委委员澎湃在上海与几位同志秘密集会时，因消息泄露遭敌特抓捕。面对酷刑，他始终坚不吐实。陈赓受命联系鲍君甫寻求救援。鉴于澎湃身份特殊无法保释，鲍君甫建议在转移途中实施营救计划。

鲍君甫亲自前往拘留所探视澎湃，在庭审期间通过暗语传达了特科的营救方案。尽管营救行动以失败告终，导致澎湃等人牺牲，但泄密的叛徒很快被鲍君甫锁定，随后特科人员执行了处决任务。

在澎湃遇害后不久，任弼时在一次会议中被英租界巡捕逮捕，但幸运的是他的身份未被识破。鲍君甫迅速前往公共租界警务处，向处长解释这是一场误会，称任弼时是他新招募的情报人员，请求予以释放。为促成此事，鲍君甫还奉上了一包银元。次日，任弼时被移送至"杨登瀛办事处"。

1930年，周恩来遭遇危险时，得益于鲍君甫的及时情报才得以脱险。此后，当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查获其住所的重要文件时，组织立即展开全力营救，而这次行动同样由鲍君甫策划实施。

1931年，上海特科因顾顺章事件陷入严重危机，不得不紧急撤离，导致鲍君甫的真实身份被揭穿。陈赓冒着风险找到鲍君甫，建议他暂时离开上海躲避危险，鲍君甫对此深表感谢。然而，他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好友张道藩已获得晋升。被捕后，鲍君甫始终坚持自己无罪，在张道藩的斡旋下，几个月后他不仅获释，还被任命为南京反省院院长。

鲍君甫退出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切断了与地下党的联系，过起了普通生活。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他靠摆摊维持生计。次年，公安机关在清查敌特人员时将其拘捕。审讯中，他辩称自己并无恶行，并提到曾为上海工作立下功劳，可由陈赓证明。

陈赓从越南归来后，收到南京法院的来信，要求确认鲍君甫供词的真实性。他迅速回复，证实鲍所说属实，并强调其在上海情报工作中对我方有重大帮助。经过法院进一步调查，确认鲍君甫并无犯罪记录，最终予以释放。

1952年，陈养山得知昔日上海旧识鲍君甫生活困顿，便以司法部副部长的身份致函南京公安局，请求对其提供援助。与此同时，陈赓也通过书信向南京方面反映鲍君甫的困境。尽管多方努力，鲍君甫的生活补助却始终未能落实，他依然依靠摆摊维持生计，处境艰难。

1954年，陷入困境的鲍君甫致函陈赓寻求援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的陈赓回信表示，对其生活困境尚未解决感到意外，承诺立即采取行动，并期待重逢。为此，陈赓在繁忙工作中与副总长李克农及陈养山共同商议援助方案。

陈赓提议由李克农向公安部发函，要求南京公安局每月向鲍君甫发放150至200元补助。1955年3月，李克农就此事致函罗瑞卿部长，迅速获得批准。鲍君甫随即开始领取每月100元的补助，随后提升至150元，这一数额与团级干部的薪资水平相当。

1956年3月，鲍君甫应陈赓之邀赴京。南京军区安排专人护送，抵京时，已晋升大将的陈赓与上将李克农、陈养山等亲自到站迎接。阔别二十余载的重逢，令众人百感交集。接风席间，大家畅叙往昔，话题源源不断。

根据陈赓的安排，鲍君甫在北京逗留了近三十天。由于陈赓事务繁忙，他指派专人陪同鲍君甫参观景点，并协助其完成牙齿修复和购置新装。返回南京后不久，陈赓与陈养山专程登门拜访，通过当地部门为其添置了家居用品。此后，陈赓每次到南京都会抽空探望鲍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