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井泉在18岁那年加入革命队伍，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戎马生涯。在这段岁月里，他经历了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原本有望进入中央常委的他，因名字被划除而未能如愿，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依然坚守革命信念。面对治下百姓的饥荒，他仍决定调粮支援其他省份，这一决定虽引发争议，但他坚信自己并未做错。文革期间，他的儿子惨遭杀害，他却批示“不再追究”，这并非他不想为子报仇，而是他内心的复杂情感使然。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持续前行？
【一、“委屈你了”】
1909年，李井泉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身为家中第一个孩子，他承担着繁重的责任：既要协助家务劳动，又得勤奋学习，以实现父亲对儿子成才的殷切期望。
1927年，年仅15岁的李井泉就读于省立师范期间，受其导师章涤昌的启蒙，初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位老师的引荐下，他正式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
1927年盛夏，李井泉毅然决然地离开校园的舒适环境，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南昌起义。
李井泉被委派担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政治宣传工作。为有效履行职责，他不顾危险奔赴前线，在战火中向官兵传播革命理念。其激励使部队屡获战果。此外，他还深入乡村普及革命知识，引导农民为部队提供粮食、担架等前线支援。
九月份，起义军委派李井泉驻守梅县地区执行任务。这项使命对李井泉构成了严峻考验，但他以革命者特有的坚韧品格成功克服了困难。
经过二十四个月的等待，李井泉迎来了人生转折的契机。
1930年夏天，李井泉奉命前往苏区负责联络任务。在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中，主席语重心长地勉励这位年轻干部："你年纪轻，具备文化素养和开阔视野，应该多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你的条件非常适合从事政治工作。"
毛主席的秘书团队中新增了李井泉的身影。
当年十二月，李井泉的党员身份获得正式批准。
1931年，鉴于李井泉出色的政治素养，毛主席决定重点栽培这位年轻干部。年仅二十多岁的他，从秘书长职位起步，逐步晋升至师政委要职。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战略转移。作为直属纵队的后勤负责人，李井泉在长征途中严格遵循纪律准则。对于地主财产，他坚持按政策执行，不该收缴的坚决不动；面对普通群众，则采取银元支付或出具欠条的方式获取粮食补给。这一系列举措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污蔑红军为"流寇"的谬论，同时充分彰显了红军的正义本色。
1936年6月，为确保革命事业顺利推进，红一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展开了干部轮换。鉴于李井泉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出色才能，他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然而，张国焘却萌生了叛变革命的企图，在其煽动下，部分被蒙蔽的官兵甚至对朱德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进行围攻，逼迫他们否认"毛儿盖决议"的正确性。
面对胁迫，朱、刘两位同志毫不动摇。与此同时，张国焘试图通过同乡情谊拉拢李井泉，却遭到了对方从容而坚定的回绝。
因无法对朱德和刘伯承发泄不满，张国焘将李井泉调任至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担任政治教育职务。
张国焘执意南下的决策导致部队遭受重创，红四方面军主力损失惨重。面对这一局面，李井泉凭借政治教员的身份，积极向学员展开思想工作，最终有效制止了张国焘的分裂企图。
1937年8月，为响应抗日号召，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向北方进发。李井泉被调任至贺龙部队，出任政治委员一职。在贺龙的领导下，他们成功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在大青山这一多民族聚居区域，李井泉积极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将其作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略。他深入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力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成功将各族群众凝聚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随着大青山根据地局势趋于平稳，李井泉被毛主席召回延安，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政委，并全面负责该校的整风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众多蒙冤同志得以昭雪。通过这段经历，这位贺龙曾经的得力助手逐渐成长为与其并肩作战的亲密伙伴。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会议前期讨论平稳推进，但在中央委员选举提名环节，代表们产生了重大分歧。在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后，与会人员明确了提名标准。当各代表团将提名名单提交至中央时，毛主席审阅后指出："李井泉同志的名字需要删除，他不符合入选条件。"
话音未落，在场众人皆露出诧异神情，纷纷思索毛泽东此举的用意。
基于李井泉的革命资历，入选中央委员本应顺理成章。他不仅参加了南昌起义，还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他成功说服张国焘改变立场，并领导开辟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军事贡献，李井泉在候选名单中都位居前列。然而，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势，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将其从名单中剔除。
代表团提名的井冈山背景人员过多，导致红四方面军和西北地区代表比例失衡。为确保各地区代表分布合理，毛泽东主席决定将李井泉从候选名单中移除。
对于这一安排，毛泽东主席早已向李井泉作出说明，并宽慰道："这次让你受委屈了。"然而李井泉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只要革命事业能够取得胜利，个人得失根本不值一提。
【二、“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1949年冬季，西南地区获得解放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立即着手省内建设。面对遭受重创的"天府之国"，他积极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狠抓农业生产，推动经济发展，使四川呈现蓬勃景象。然而，作为全国的一部分，四川的发展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形势密不可分。
1959至1961年间，持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将全国民众推向了生存的极限。
1959年3月，中央关于调粮的决策得到了李井泉的批准。按照计划，从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期间，四川将向中央调拨至少55亿斤粮食，这一数量相当于当地粮库总储量的三分之二。
四川省即便遭遇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民众也不会面临粮食短缺。当时该省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未受灾害波及，农民每块地的收成甚至声称能达到几千斤。然而，地方官员对这种虚报的产量数据并未引起重视。
1959年下半年的四川，一场出乎意料的旱灾席卷了80多个县区，导致粮食产量锐减，损失高达60亿斤。
四川省委针对灾害情况立即向上级汇报，考虑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将直接影响来年的调配计划，他们向中央提出了削减外调粮食指标的请求。
然而，在全国普遍面临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四川省也难以幸免于难。
1960年5月，全国主要城市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北京、天津的储备仅能维持不到四天，上海更是仅剩两天口粮。中央紧急部署调粮工作，却发现四川粮库早已告罄。李井泉向中央如实汇报了四川的困境。考虑到京、津、沪断粮将引发全国性危机并造成国际负面影响，中央果断采取特殊措施，严令四川等地必须按时按量完成粮食调拨任务。
在中央多次下达征粮指令的压力下，李井泉别无选择，最终含泪签署了调粮文件。
李井泉深入基层，组织民众开展自救行动，通过开发替代食物资源，有效缓解了四川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成功阻止了灾情的进一步扩散。
1961年伊始，在李井泉主持下，四川省委紧急召开会议，重点商讨粮食配给与民生保障事宜。自1959年春季以来，省内多地频发浮肿病症，致死率攀升至54%。时至1961年，持续的自然灾害使四川陷入严重粮荒，饥荒与疾病的双重压力令省委领导层倍感沉重。恰在此时，主管全国粮食调配的李先念来电，提出从四川追加调拨1亿斤粮食的指令。
一通电话瞬间引爆了李井泉长期压抑的愤怒。面对中央"最大限度减少对京、津、沪影响"的指令，他无法坐视辖区民众陷入饥荒。迫于无奈，他只能从四川偏远区域调拨粮食，这一决策让当地百姓承受了巨大痛苦，也使李井泉被指为这场粮食调运的"始作俑者"。
1965年，在听取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问题已妥善解决时，毛主席作出评述："你只明白无私奉献，却不理解大义中包含着个人利益。"这句评语或许体现了领袖对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崇高的肯定。
【结语】
投身革命事业的李井泉始终以忠诚报国为己任。若其建国后继续从事军事工作而非地方政务，极有可能跻身将军之列。然而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领导干部，却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在那段动荡岁月里，他不仅失去了妻子，儿子更惨遭杀害。历经十年磨难获得平反后，尽管承受着丧子之痛，李井泉毅然作出不予追究凶手责任的决定，这份胸襟与气度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