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肃反信号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部分干部被降职。不久，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国焘评价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那一套做法，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新来的首长们听了张国焘在这番话，似乎都有一点诧异，但又不好说什么。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国焘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国焘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这时，张国焘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有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国焘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国焘的护理。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四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做法。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张国焘补充道：“我以为陈昌浩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四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五、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肃掉了 黄超根据张国焘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四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国焘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张国焘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两百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国焘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国焘同志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四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部队包围了第十一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反抗，被许继慎制止。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四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是相当有力的。他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总指挥和曾中生政委可以作证。”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不可靠的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保卫局抓起来了。关于自己的妻子，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六、肃反狂潮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ＡＢ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镖，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