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师

我叫何福圣，是1913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拜师那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刷刷刷刷”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里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二、投红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

1931年3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与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红军进攻高家寨，师傅战死。第二件事是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三、带刀侍卫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大概满天下的警卫员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吧——自己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国焘当警卫员，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国焘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国焘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四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原当过军长现任十一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象。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

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的手中。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自从红四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以来，张国焘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并建立了十六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国焘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