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西安市的道路，特别是几条大街，并不复杂。我们平常很少出去，偶 尔上街也是集体行动，跟随别人往返，不留意道路情况。
1940年夏季之 后，社会上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国民党警察宪兵活动增多，特务抓人时有传闻。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街办事，路过西安市“集中营”的门口，看到 高墙上架着铁丝网，上面亮着灯泡，显示白天还通着电，大门紧闭，持枪 的卫兵虎视眈眈，给过往行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面对如此形势，我们 尽量避免外出。
有天也是凑巧，电台用的大号干电池没电了，领导便安排我与赵永清 上街采购。我们下午两点多出发，心想个把钟头就能回来，不会有什么困 难。上街走了一阵，我以为他认识路，他以为我认识路，结果两个人都不 认识路，跑来跑去，连方向都摸不清楚。只知道办事处在七贤庄，可是在 哪条街?怎么走?弄不明白。
马路中间有警察站岗，我们怕暴露身份，不 敢去向他问路。那时西安没有公共汽车，坐人力车回来身上没钱，向人力 车夫问路，他赚不到钱乱指一下，弄得我们更加糊涂。这样在街上东转西 转，好长时间回不了家。
偏偏这段时间，街上宪兵查得很紧，十字路口的 四个角上各站一个宪兵，监视过往人员。沿着马路两侧还各有一队宪兵并 排搜索前进，看看有无可疑分子。
焦急之中，我们互相检查一下服装，结 果出来时大意了。我穿着整齐的军装，胸章上单位、姓名、职务、军衔都 很清楚。他穿的是便衣，八路军办事处的证章别在里面的裤腰上，外边看 不见，更未想到他脚上还穿了自己编织的布草鞋，出门时也没换。如果让 国民党宪兵碰上，一定惹人注目，制造麻烦。
无奈之下，我们看到宪兵们 迎面走来，便赶紧拐进路边的商店里，背对街道，假装买东西，指这指 那，胡乱砍价，偷看宪兵走过去了，我们再出来继续找路回家。
直到天快 黑的时候，在几个老百姓的指点下，我们找到“革命公园”附近，才认出 了回办事处的道路。这时办事处同志也很紧张，门口停放着十几辆自行 车，警卫班战士与一些干部正准备骑车上街寻找我们，见到我俩平安回 来，大家才松了口气。
我们回来汇报了情况，领导看到我们疲惫不堪，回 来了也心中高兴，没有再严厉批评。但从个人来说，这次粗心大意造成的 迷路事件，教训深刻难忘。
父亲李克农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办公室
西安市国民党的特务虽多，但本事不大，许多人混饭为生，并非死心踏地。相比之下，我们党在西安的隐蔽斗争，却表现突出，仅就我看到的 一点表面现象，就印象很深，心中敬佩。
例如，我们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 吴德峰，那时在西安市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当官”,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 可他神态安逸，身后还跟着一位穿便衣的警卫。
罗青长那时也在西安国民 党三青团担任要职，有次看到他来办事处商谈工作。平时到办事处来往的 客人很多，身份不同，有的公开，有的保密，他们进出时都警惕“尾巴” 跟踪，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所以门口监视的特务，也弄不清楚客人们的真 实身份。
办事处有一辆小汽车，车库在一号院门边，个别特殊的客人来办 事处，就由司机开车到约定地点接头，拉上汽车窗帘，从外边直接开进办 事处车库，关好外边大门，客人再从车库的小门进来，门外特务根本看不 见人。
经常来办事处的地下交通员小陶，机智勇敢，一次他在街上看到警 察欺侮人力车夫，跑过去打抱不平，与警察争吵，引得群众围观，许多人 鼓掌称赞他的勇气，警察狼狈不堪。事后他到办事处讲起此事，又兴奋、 又生气，我们赞扬他的精神，也很高兴，可是办事处领导得知此事却批评 他犯了错误，自己身上揣着机要电报，万一出事，泄露党的机密，岂非因小失大。
另一件事也记忆犹新。
有天下午四五点钟，办事处门口突然跑进来 一位年青人，后边有个中年人紧追着进来抓他，被办事处的门卫挡住 了。追的人又吵又闹，不肯罢休。
原来他是国民党集中营的看守，跑进 来的是他管押的犯人。由于看守财迷心窍，听犯人说在西安有位亲戚， 非常有钱，只要能找到，就可以取得许多钱，并分给他一半。
为了减少 看守的顾虑，犯人主动提出由看守陪他一块去找，以防自己跑掉。看守 想要发财，便帮助犯人请假外出，并与他一同上街。这位“犯人”在西 安工作过，情况比较熟悉，领着看守绕了一些地方，最后来到七贤庄， 眼见八路军办事处就在前面，突然甩开看守，自己冲进办事处。
我们门 卫也有斗争经验，一面放前边跑的人进来，交给其他干部接待处理。一 面挡住追来的看守，假说刚才并没看见有人跑进办事处。双方吵吵嚷 嚷，办事处了解情况后，又出来一批人，帮着门卫说话，都说没看到有 人跑进办事处。
看守自己理亏，又没有合法手续，无权进来搜查，最后 蹲在地上边哭边喊，说自己无法交代，回去死路一条。天黑以后，见无人理睬，他才勉强走开。
我们看到跑回来的这位同志，脸色苍白，身上 浮肿，可以想象他在集中营里受到的迫害与虐待，都为他的机智逃脱感 到庆幸。为了避免国民党寻找借口、制造麻烦，办事处领导很快将这位 同志转移到其他地方，进一步妥善安置。办事处内没有这个人了，即使 国民党派兵搜查，我们也不怕。
转眼到了1941年，长期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发展停滞，通 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不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通过精心策划，又一次掀起新的反共高潮。
1月 中旬，他们组织大批军队，武力围歼正在转移中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 队，战斗中叶挺军长等多人被俘，上千名指战员死伤，成为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同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公开宣布英勇抗日的新四军为 “叛军”,撤销其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立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延安召开大会，愤怒谴责国民党蒋介 石的反动罪行，要求严惩肇事罪犯，并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任命陈 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抗日，坚持斗争。
一时间 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乌云密布，政治气氛非常严峻，西安市的反共气焰 更加猖獗。国民党政府通知八路军办事处，限定保留少量人员，多余部 分必须撤退，否则人身安全不予保证。我们内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 为了避免损失，各地办事机构，根据情况，决定有的撤回，有的减员。
这时候，新的元旦刚过，春节将临，可是大家没有欢乐心情，而是镇 定自若、紧张有序地进行应变活动。同志们纷纷表态：完全拥护党中央的 决定，在严酷形势面前，个人服从组织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去哪 里就去哪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斗争，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 节。
那些天，只见许多同志手里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证件与证 章，换上符合证件上身份的衣服，有的是中山装、有的是长袍礼帽，有的 像学生，有的像职员，有的像家庭妇女，等到夜深人静，先由别人到门外 去引开特务，探明情况，然后化好装的同志迅速离去，或者就近转入地 下，或者转移去外地继续革命。
短短几天，办事处人员减少许多，显得有 点空旷。疏散的人员陆续离开后，剩下的同志一部分留守坚持工作，大部 分随办事处领导撤回延安。我们电台按照上级规定，确定林英才、赵永清 两位老红军留办事处工作，邱正才与我两个人，随办事处领导与大队人员 撤回延安。
我们离开西安时，正是严冬季节。两台卡车，几十个人，由办事处李 华副处长与唐彬领队，对外名义是护送国民参政员董必武的夫人与孩子回 延安。
出发前，公家有些国民党区域发行的纸币(当时称为法币),数量 不少，怕被国民党检查没收，就让我们每个人分一小捆，装在身上，外边 是厚厚的棉衣棉裤，比较隐蔽。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带孩子坐在驾驶舱内， 我们坐在卡车上边，大家挤成一团，倒也不冷。
一路上，开始比较顺利，车队到达中部县城(今为黄陵),却遇到了麻烦。
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围住，先让大家下车，在街上由当兵的把每个人 身上搜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武器。没有发现问题，却硬不让走。我们责 问扣留的道理，他们无法解释，就说这是执行上边的命令。然后把我们领 到一个院子里住下，前后门派了哨兵站岗，街上也布置了许多士兵进行监 视。
第二天经过交涉，他们还是不放，我们也没办法。为了预防万一，这 天下午办事处领导唐彬，在过道里摆了一张桌子，他坐在后边，桌前放一 方凳，装扮成审问犯人的模样，分别叫办事处的人员去谈话。
邱正才谈话 后立即告诉我，唐彬问了他的姓名、职务、年龄，还问他是不是共产党 员?他答复当然是党员，而且感觉奇怪，大家相处这么久，领导明明知道 自己是党员，为什么还要问!
我听了他的介绍，意识到这是领导结合眼前 情况对我们的应变能力进行考验，所以轮到“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 时，我就假说不是，唐彬点头微笑，表示满意。
第三天早晨，我们刚起床，国民党军队的管理人员突然通知马上放 行，并要我们立即出发。这个消息让我们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但是 放行了，终究高兴。大家赶快收拾好东西，互相帮助，登车上路。
途中我 们才听说，原来我们被扣留的事，延安、重庆很快知道了，周恩来副主席 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要求马上放行，并表示他将亲自乘车赶到现 场进行调查，揭露真相。国民党当局本来没有理由，害怕事态扩大，陷于 被动，就赶紧通知下边把我们放了。知道后，同志们对党中央与周副主席 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那时候，西安至延安只是简单的土路，晴天汽车走过去扬起一片黄 土，雨天泥泞更加难行，还要翻越几座山，一般三天才能到达。我们车队 放行后，避免路上再有麻烦，便抓紧时间争取一直开到延安。
天色黑了， 车队进入邻近陕甘宁边区的洛川县，在边境地带只见国民党军队三步一 岗、五步一哨，口令声几乎不断，三五成群的士兵站在路边上，还架着机 关枪，摆开打仗的架式。我们车队业已获准放行，他们没有理由再找新的 麻烦，除了走走停停，耽搁时间外，通行尚属顺当。
不一会，进入陕甘宁边区地界，周围黑呼呼的，比较安静，偶尔听到一声战士发出的口令，却 看不到人影，说明战士们注意隐蔽，对比之下，让人感到八路军战士的素 质比国民党军队要高，由衷地觉得高兴。
又走了不久，到达边防部队的一 个单位，指战员们见到我们平安归来，热烈欢迎，我们见到自己的同志， 像回家遇见亲人一样，心情激动，止不住欢蹦乱跳。在这里我们把身上分 藏的法币掏出来交给组织，每人一捆，不知多少，反正没人贪财，也无须 点数。安心休息了一晚，第二天胜利回到期盼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没过多久，父母亲与二姐李冰、三弟李伦也从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撤回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热情接待，安排他们住在 招待所。我与李宁、李治赶去看望，全家人欢欢喜喜。这是父母亲1917 年结婚以来我们家的第一次聚合，机会难得，便用父亲的照相机拍了一张 全家福作为纪念。
因为父亲李克农一向从事情报工作，国民党特务机关对 他高度警觉，路过四川重庆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重庆，老对手相 逢，冤家路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担心父亲的安全，现在见他顺利 抵达延安，便请父母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吃饭表示欢迎。我与大姐、大哥已 在延安工作，电话联系不便，住地相距几十里，事前没接通知，所以未能 参加。
吃饭时，毛泽东笑着告诉二姐与三弟：“你爸爸是个大特务!”,把 他们吓了一跳。
接着毛泽东又说：“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姐弟俩高兴得笑 了。
随后一个星期天中午，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在市内一个小饭馆，提前约 会请我们全家吃饭，我们都去了。他们两位老战友边吃边谈，十分高兴， 有些内容我们听不大懂，看到这种热情亲切的场景，也受到了一次革命传 统的教育。
再过些时光，国民党地区越来越难生存，祖父母、外祖母等陆 续到达延安，大家庭欢聚一堂，又增加了许多喜悦的气氛。
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间将近一年，日常接触面小，体会并 不深刻。但社会是大课堂，实践也是学习，亲身体验中也增多了一些知识 与印象。
首先，西安的社会环境与办事处的工作实践，使我对统一战线的方针
政策与斗争策略，增加了感性认识。抗日战争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又联 合又斗争，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提出许多正确主张，做到有 理、有利、有节，不但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也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 响，取得爱国民主人士与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各地办事处宛如在国民党 统治区矗立起一座座闪亮的灯塔，展示着共产党人的革命形象，宣传党的 政策主张，使人们在迷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其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至理名言。抗日战争年代，国民 党许多方面比共产党占优势，它主持国民政府，握有外交大权，军队多， 地域广，经济富，控制着文化宣传工具。中国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战前夕 国民党政府认可的陕甘宁边区外，经过艰苦斗争，又在敌人后方分散建立 了一些抗日根据地，无论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人口、经济条件，都 无法和国民党地区相提并论。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优 良的革命作风，又有毛泽东这样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军民团结，官兵一 致，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发展壮大，逐渐显露出中流砥柱的重要作 用。即便国民党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大肆反共，也无法阻挡时代潮流的 胜利前进。
再次，适应复杂的斗争情况，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并取 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公开的斗争，也注意隐蔽的斗争。国民党组 织特务对我们监控破坏，我们党也有不少无名英雄，深入敌人内部取得情 报，进行工作，做到知己知彼，赢得主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西安工 作出色，甚至胡宗南的身边都有共产党员在秘密活动。解放战争年代，业 绩更为突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