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欣是道光帝第六子，也是满清近三百年来十二个铁帽子王之一，从1861年被授议政王开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辅佐政务，领导并推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晚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方人称其为“清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然而虽身处权力中心，却屡遭皇权打压，宦海沉浮三十年，最后落寞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只留下“一生为奴”的历史叹息。

奕欣出生于公元1833年，是道光帝的第六子，与后来的咸丰帝，皇四子奕詝同属异母兄弟。

由于奕詝生母皇后钮祜禄氏去世得早，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将其养大，所以奕欣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

满清皇室对皇子的教育极其严格，奕欣与他的兄弟们从小学习满蒙汉三种语言，以及百家经典、诗文，同时还刻苦学习武术骑射。

在道光的诸皇子中，他的前三个儿子均早年夭折，这样一来，皇四子奕詝就成为嫡长子，符合儒家士大夫的继承制传统。

不过满清素来立贤不立长，而奕欣恰恰天资聪颖，才气卓著，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也最钟爱奕欣，因此在立储时犹豫不决。

奕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不能以时政文采和骑马习武取胜，于是对奕詝面授机宜，剑走偏锋，打算以仁孝之心取悦道光。

一日，道光领皇子们狩猎，奕欣射得猎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发。道光询问原因，奕詝回答:

“正值春季，鸟兽生长繁殖之时，臣不忍伤生以违天和。”

道光帝闻言大喜:

“这真是帝王之言啊！”

道光晚年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其仁孝表现让道光心中非常欣慰，而不善于揣摩心思的奕欣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优势。

1850年，道光帝决定立奕詝为太子，为了弥补对奕欣的亏欠，道光同时立奕欣为恭亲王，不久，道光病逝，奕詝即位，是为咸丰。

本来按清朝传统，皇位应传给才德兼优者，奕欣是最符合继承大统条件的，可是却被投机取巧的咸丰抢了先，奕欣心中非常不服。

由此，兄弟俩相互猜疑，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但奕欣作为先帝遗诏亲自指定的亲王，在血统和法理上注定奕欣身处权力中心，不能超然事外。

1853年九月，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浩浩荡荡的北伐军攻到天津附近，北京告急。满朝文武，咸丰身边值得信任的也只有同为爱新觉罗骨血的奕欣。

于是他命奕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并让其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

由于奕欣才能出众，博得咸丰帝的信任，此后一路高升，从1854年，奕欣先后任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内大臣等职。

当时清朝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对内，太平天国起义占据江南，与清廷南北分庭抗礼；对外，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

而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在震惊慌乱中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

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而奕欣则临危受命留在京师与洋人周旋。

一方面是清军在与英法联军的战场上节节败退，另一方面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

权衡利害，奕诉认为“攘外必先安内”，1860年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

先后与英、法代表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议和等事宜中，奕欣的聪慧机敏和风度翩翩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

同时奕訢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等一批朝廷要员，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兴政治集团。

在咸丰逃往热河过程中，奕欣成为咸丰与西方列强沟通的桥梁，并居中协调，为清廷谋求利益最大化，成功促成清廷和西方列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略方针。

1860年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总揽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大权，成为了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

至此清朝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奕欣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样，在咸丰回銮前，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欣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同时奕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参与制定洋务运动的各项政策方针，成为晚清崛起的洋务派的首领。

不过奕欣与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发生碰撞，肃顺等人主张对西方强硬，对奕欣的议和和洋务运动嗤之以鼻。

同时奕欣势力的壮大，也引起咸丰的隐忧，兄弟俩的隔阂逐渐加深。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后来的同治。

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就是所谓的顾命八大臣，而作为血缘关系最近的奕欣却被排除在外，咸丰对奕欣的猜忌至死也没有消除。

而奕欣与肃顺等人的矛盾却逐渐激化，此时奕欣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暗中加紧部署。

1861年八月，奕欣以奔丧为名，前往热河，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七天后奕訢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等部院大臣的支持。

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帮助，由此控制了京畿地区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的武装力量。

九月末，两宫太后携同治先行抵达北京后，次日黎明，奕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拿载垣、端华等人，并派兵至密云抓捕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

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全部被一网打尽，1861年十一月，两官太后正式垂帘听政。

而奕欣则被授以议政王称号，任领班军机大臣兼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同时兼任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

至此，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攫取清朝最高统治权，恭亲王奕欣以议政王辅政于下，总揽清朝内政外交，在朝廷中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是奕欣距离皇权最近的时刻。

辛酉政变的成功，列强感到非常满意。英法等驻华公使认为亲西方的奕欣上台掌权要远好于强硬的肃顺。

奕欣自己也清楚，身为议政王的他已是清廷实际意义的政府首脑，终于可以一展宏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对内执行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大臣平反复职，安抚人心，迅速将政局稳定下来。

对外开展洋务运动，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汉族实力代表创办近代军用工业，通过学习西方器物，来壮大清朝实力，同时与西方列强搞好外交关系，以图剿灭太平天国，帮助清朝发展现代工业。

在奕欣的努力下，清廷暂时渡过难关，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奕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

不过很快一场政治危机就席卷而来，随着奕欣的崛起，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极大不安，同时洋务运动导致倭仁等顽固派不满，慈禧开始有意识地扶植并放任顽固派对奕欣的攻击非难，以此削弱他的权势。

另外，奕欣是议政王，但不是摄政王，两者一字之差，权力却差之千里，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两宫太后，奕欣办事多有掣肘。

由于其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也对他不满，慈禧利用朝廷内外的矛盾，决定先发制人。

1865年三月，编修蔡寿祺首先发难，弹劾奕欣，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早有准备的慈禧在两日后以同治名义颁诏。

以其“目无君上，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为由免去他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炙手可热的奕欣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踢出局，举朝哗然。

当然，慈禧明白，奕欣在朝中地位甚高，简单的弹劾并不能彻底扳倒奕欣，这次免职不过是一次敲打。

在朝中大臣求情下，慈禧顺水推舟让他重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第一次政治打击。

从此奕欣稍稍收敛锋芒。不过奕欣作为政府首脑，依然作风如故，这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1869年，奕欣在慈安太后支持下，杀掉慈禧亲信安德海，遭到慈禧怀恨，1874年，奕欣等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责奕欣：

“此位（指皇位）让尔，何如？”

不久奕欣再力谏同治，同治一怒之下发革其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后经过两宫太后干预，同治才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当年十二月，同治驾崩，奕欣与慈禧太后等共同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1881年慈安太后病逝，奕欣失去了宫中唯一的依仗，在此之前，奕欣与慈安心照不宣的联手与慈禧抗衡，奕欣得以对慈禧稍有强硬。

可是慈安的去世，让奕欣更为孤立，在此之前的五年，奕欣的心腹文祥、沈桂芬先后病逝，随着奕欣集团的老去，朝廷中慈禧的羽翼已占据绝对优势。

此时奕欣已主持军机处近二十年，反复的浮沉磨平了他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昔日被称为“鬼子六”的奕欣沦为唯唯诺诺的木偶亲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以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导致军队节节败退。

1884年，慈禧太后借口奕欣“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该年系甲申年，这一事件又称“甲申易枢”。

至此属于奕欣的时代彻底结束，一代英明恭亲王不过是慈禧集权道路上的垫脚石。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屡招败绩，清朝统治危机四伏，矛盾重重。

在此情况下，慈禧想借奕欣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起用他为军机大臣，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派其总理海军事务。

然而，此时的奕欣已年老多病，再加上多年失势，一再遭受慈禧的打击，锐气大减。奕欣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曾经雷厉风行的恭亲王已是暮气沉沉。

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奕欣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时加牵制，而且与帝师翁同龢和康梁等人严重对立，积极向慈禧靠拢表忠心。

不过奕欣已病入膏肓，走到生命的尽头，1898年三月，光绪与慈禧三次前往探视，奕欣虽气息奄奄，仍“殷殷以国事为忧”。

当光绪专门问奕欣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翁同龢时，奕欣毫不犹豫地回答:

“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一个月后奕欣病逝，光绪和慈禧特地为他辍朝五日，懿旨赐谥号“忠”（终清一代，宗室中只有奕訢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得单谥“忠”）同时入祀贤良祠，并配享太庙，不久翁同龢被革职，永不叙用。

奕訢作为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他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以加强中国实力，大力兴办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化历程。

不过奕欣性格锋芒毕露，再加上宗室血统和位高权重，屡遭皇权猜忌打压，奕欣终归是皇权的棋子被随意摆布，不过结局相对圆满，这也是对他“一生为奴”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