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3月，朱元璋派人出使日本，结果让他勃然大怒，使团中竟有5人被杀，领头的还被扣了3个多月才给放回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元璋是鄙视日本的，他说日本是“国王无道民为贼”，这里的“民为贼”说的就是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当然希望四夷宾服。

元朝几次派人招抚，日本终元朝一世，也没能称臣纳贡，现在改朝换代了，江山姓朱了，朱元璋希望他们遣使来贺。

元朝皇帝没能干成的事，我朱元璋办到了，岂不证明大明强于元朝么？没想到日本国没给朱元璋脸上贴金，反而给了他一耳光。

这就相当于请人赴宴，客人没来，还把请柬撕了，把去请的人打了一顿，给轰出来了。

刚把蒙古骑兵赶到漠北漠南吃风沙的朱元璋，怎么能忍？

事实证明，朱元璋能坐上龙椅，从万人之下走到万人之上，不是侥幸，面对这种情况，他忍了。因为有比脸面更重要的事，比如边疆的安定和百姓的安宁。

朱元璋遣使去日本，也是希望与其建立良好邦交，好解决倭寇问题。

朱元璋对于倭寇犯边，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非常愤怒，在国书里他直接质问：看到诏书，要不称臣纳贡，要不各自备战。要是再甘为寇盗，扰我边疆，必兴王师征讨，你们好自为之！

朱元璋和使臣都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份国书压根就没送到日本国王面前。

当时，在朱元璋率军与元军大战的时候，倭寇就趁乱打劫，不断在东南沿海犯边生事。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日本国内还继续乱着呢，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

一南一北，两个天 皇，一个被推 翻，一个是傀儡，双方征战不休，顾不上其他。倭寇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海上掳掠的财货，运回日本，都用在了战争上。

所以从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朱元璋的国书强硬不强硬，他希望日本取缔倭寇的这一愿望是好的，但是一定不会实现，因为日本当时的南北朝掌权者就是倭寇持续不断侵犯东南沿海的直接得益者。

当时使臣见到的怀良亲王，其实是南朝天皇的儿子，这个人手握重兵，久居高位，对于朱元璋这种训孙子一般的口吻非常不满，一怒一下，杀5人，扣留2人达3个月之久，才放他们回国。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的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

但与忽必烈不同的是，朱元璋并未在一怒之下，派兵远征，因为当时的明朝经过战乱之后，百废待举，要紧的是休养 生息，恢复生产，不宜轻启战端。

还有一点是元朝残余势力，依然在北方虎视眈眈盯着这个新兴的王朝，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在朱元璋看来，倭寇只属小疾，北元才是心腹大患。

思前想后，朱元璋决定忍下这口气。但是怀良变本加厉，倭寇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山东，还侵犯福建沿海郡县。

于是朱元璋在1370年3月，又派莱州府的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还是因为倭寇。

赵秩这个人很有气节。他坐船到了日本，守卫不让他进关，他就想办法托人给怀良捎信，怀良才见他。

赵秩向怀良宣读了朱元璋的诏书，责备他们纵容倭寇，不行臣子之事。

良怀说：“当年蒙古人派使臣来哄骗我们，随后就派兵十万来征讨，如今又派你来，他姓赵，你也姓赵，莫非你是蒙古人？又想先来哄骗，再要动兵吗？”说完就暗示左右动手，要杀赵秩。

赵秩不为所动，凌然傲立：“我乃大明使臣，我大明天子岂是蒙古人能比？我也不是蒙古人后裔，如果你执意要动手，尽管来吧！”

良怀慑于赵秩气势，一收之前的嚣张气焰，对其礼遇甚优。派僧人与赵秩一同到南京奉表称臣纳贡，还让赵秩将被倭寇掳去的70名明朝百姓带回，一行人于1371年10月到达南京。

朱元璋非常高兴，不管怎样，终于称臣纳贡了，他赏赐给良怀《大统历》和文绮、纱罗等礼品，让使臣带回日本。

怀良虽然称臣，但是倭寇犯边抢人抢物却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朱元璋为此大为生气，认为怀良言而无信。

怀良称臣本就不安好心，低个头而已，给你面子，但是该抢人抢人，该抢物抢物，两不耽误。

日本这个民族自古就“惧威而不怀德”，戴季陶先生曾有一句对日本的经典论断：“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归根结底，终明朝一世而不堪其扰的倭寇之乱，始于此！如果当年元世祖的十万精兵没有沉入大海，相信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后来朱元璋从日本僧人的口中得知这个怀良根本就不是日本国王，大为失望，又因几次三番被其所骗，对这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寇侵扰的方法不再抱幻想，开始加强防御，在发布禁海令的同时，又让汤和在沿海地区修筑卫所，驻扎大军30万。

朱元璋因误信怀良，从此对非日本朝廷派来的使臣和朝贡，一概表示拒绝接受。他认为当时的日本是“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岛民为盗，天灾难免。”

朱元璋在位期间，倭寇年年侵扰，并未因称臣纳贡而有丝毫收敛，哪里有臣服的样子！如果朱元璋知道后来倭寇会给他一手创立的大明朝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知道当年会不会天子一怒，兴兵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