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康德主义，这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重量级角色，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派，而是一场思想的复兴运动。它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德国，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一样涌现出来，随后席卷了奥地利、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影响深远。这个学派的哲学家们，他们像是康德思想的忠实粉丝，每个人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复活和拓展康德哲学，形成了多个独特的分支。尽管他们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即主体创造客体的理论——有着共同的信仰，并且强调了主体的创造性。他们坚决反对将自在之物看作是物质实体的唯物主义解释，而是认为自在之物是认识的“极限概念”。他们还对黑格尔等人的绝对理论性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理论会淹没主体的活动，并且对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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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们可不是闭门造车，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依据生态学、心理学、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等科学的新进展，对康德哲学进行了论证和重新阐释，特别是康德关于先验主体和先验客体（即“自在之物”）的对立思想。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茨、哲学史家费舍和策勒的著作中已经显露出复兴康德主义的倾向。1865年，李普曼在《康德及其模仿者》一书中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这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正式诞生。这个口号就像是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中的康德哲学，让其重新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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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格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史》中，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康德哲学的看法，他认为康德哲学对现代人来说，意义比康德时代更为重大。他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新康德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像是一位热情的导游，带领读者深入探索新康德主义的奥秘。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迎来了它的繁荣期，在德国哲学界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新康德主义的多数分支纷纷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柯亨、那托尔卜、卡西勒为代表的马堡学派和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首的弗赖堡学派。这两个学派都利用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来支持伦理社会主义，就像是一对双胞胎，虽然长得像，但各有各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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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内尔逊和科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1863—1947）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以及以黎尔和屈尔佩为代表的实在论学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心理学派因内尔逊在格廷根大学任教而被称为格廷根学派，他们利用心理学来解释康德的认识论，否认建立普遍认识论的可能性，认为认识的出发点只能是直接知识，即知觉，而知觉的判断无法用逻辑证明，只能通过心理反省来理解。实在论学派则接受了康德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同时保留了自在之物作为认识过程的前提，因此与正统康德主义较为接近。这两个学派就像是新康德主义的两翼，一个注重心理学，一个注重实在论，共同支撑着新康德主义的天空。

新康德主义的早期代表李普曼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的著作中试图建立“批判的形而上学”，这一尝试后来被称为新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派。德国哲学家法兴格于1896年创办了《康德研究》杂志，并于1904年成立了国际新康德学会，这些举措促进了西方哲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和新康德主义的传播，实际上成为了连接新康德主义各派的纽带。就像是一条条小溪汇聚成一条大河，新康德主义的各个分支通过这些平台交流思想，共同推动了新康德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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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雷诺维叶的新批判主义与新康德主义极为相似，就像是一对镜像，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但思想却惊人地相似。在奥地利和俄国，通过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家的宣传，新康德主义也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康德主义开始衰落。由于受到纳粹势力的排斥（包括禁止《康德研究》的出版和康德学会的活动），以及遭到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领域，导致新康德主义逐渐解体。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宴会，最终曲终人散，但留下的回忆和影响却久久不散。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康德主义可以被视为连接康德哲学与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的桥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康德研究》杂志和康德学会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恢复活动。对康德的研究再次变得活跃，但并非是原有新康德主义的复兴。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新一代的学者们接过前人的火炬，继续在哲学的道路上奔跑，虽然方向和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探索却从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