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主宰中华文明走向的儒家思想，好的方面则为文明有礼、为民作主、德行天下，不好的一面则是求全苛责、牢笼人才，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可谓褒贬有加。

但是论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生，相信大家的意见都会出奇得一致，坚守道德操守、安贫乐道、有原则有底线，值得夸赞。

但有的时候又过于迂腐，对于儒家思想中的“礼智仁义信”和“孝悌忠顺”的准则过于坚守，致使留下了愚忠、愚孝的不好名声。

更有甚者，因为死啃道德准绳、以别人眼光为自己行动指南，以获得别人好评为自己奋进目标，而弃现实于不顾，留下了“书生误国”的骂名。

历史上的儒生，多以不知变通的书呆子闻名于世

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大笔一挥之下钦定为治国的不二之策，并且本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原则，儒家成功“罢黜百家”，成为了古往今来治国思想的无上尊者。

考核标准在哪里，人群就会自发以此为目标朝着那个方向跑。在儒家“君子”和“彬彬有礼”的感召之下，后世读书人都自发以儒生自居，以熟读儒学经典为己任。

并且后世不乏不甘平庸的读书人以孔孟为榜样，纷纷在解读儒学经典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儒学分支，比较著名的有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

虽然二者势同水火、不同戴天，但对于儒学的金字招牌十分的引以为傲，一个钦定了儒学经典的四书，另一个则以孔孟为目标，立志做圣贤，成为流芳千古、教化万民的好老师。

前有所述，儒学虽然文明有礼，但因为“礼”的繁琐性和对人行为的要求过度，使得后世对其产生了浓厚的“牢笼人才”的感觉；

而且儒家倡导的忠顺之德本就有摒弃个人思想、盲目崇拜权威的基因，故而也为后世儒生成功转化为不知变通的书呆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后世儒生眼中：办事不如做人，做人不如听命，听命不如受德。

这就让后世君主很是头疼：儒生对君主确实非常忠心，是维护“家天下”不可多得的御用文人，但是头疼的都是：他们认死理、不知变通，只顾道德之完美无瑕，却毫不顾及现实问题的错综复杂。跟他们商量事儿，太难。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清朝康熙朝的王琰，作为太子的老师，王琰十分忠心耿耿，对我大清王朝和太子可谓是玩命地呵护；但让康熙十分头疼的是：

王琰完全不知变通，太过认死理一根筋。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太子明显不是储君人选，还在极力推选太子、替其争辩，实在是忠诚到了愚蠢级别了。

从四阿哥去找王琰谈心的那一段对话中我们得知：原来他老人家自古都有忠君基因的，其祖父无视明武宗长不大孩子、贪玩的事实，拼了命地保君；如今轮到他了，又开始将眼光聚焦于对扶不起的阿斗太子身上，真是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儒家祖师爷孔子曾现场教学如何“圆滑”，为何后世儒生学不会呢？书呆子一抓一大把

如果将时光倒流至春秋时期的儒家祖师爷孔子身上，便会发现：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对儒学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他老人家，可一点不迂腐，而且堪称高级别的“圆滑”层次。

一次，孔子一行人例行推销儒学，正赶上陈国和蔡国打仗。他们被困于犄角旮旯地方，饿了十天。子路偷了酒，孔子不问酒的来历，张口就喝；子路又偷了饭，孔子不问饭的来历，张嘴就吃。活脱脱一副市井习气。

等到孔子回到鲁国，鲁哀公接待了他们。此时的孔子就又恢复到了正襟危坐的君子模样：肉切得不方正不吃，坐席摆得不正不坐。

后来子路十分不解，问起前后判若两人是何缘由。孔子淡定地解释：之前他是偷生，现在他可是在讲义。

这话搪塞憨憨的子路可以，但是搪塞不了我们。既然君子应该安贫乐道，君子应该不吃嗟来之食，那孔子作为制定标准之人更应该以身作则，而不能出现所谓的双标现象。

当然站在另一个角度，孔子也是在现场教学如何“圆滑”：肚子饿了自己就是俗人，该吃吃该喝喝；肚子吃饱了被人请去讲学，自己就应该立马转变为守礼文明的圣贤，严格标准高要求，将众人从被污染的尘世中解救出来。

孔子安排了如此现场教学，为何后世儒生都学不会呢？形如王琰的书呆子还是一抓一大把呢？根本原因在于：孔子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边界，导致世人并不知道如何进行君子和圆滑小人之间的灵活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