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非常之早，早在公元前26-27世纪，黄河流域就诞生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写下了中华文明极其光辉的起源之页。虽然“生得伟大”，但中华民族一路走过来却极其艰辛。

不论是史前新石器面临的庞大哺乳动物，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年兽”的恐怖阴影，还是封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群雄逐鹿中原造就的生灵涂炭之惨状，无不述说这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

非常值得肯定的是，中华民族一路虽艰辛，但永不服输、宁死不屈的劲头一直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流淌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如此铸就了中华文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在这种大背景下，促生了一种超脱世俗的精神文化传承于中华文明史中，使得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认知，偏离了客观世界的正规，转而步入到了以精神追求唯一化的歧途。比如，影响后世2000年的儒家思想。

克己复礼，安贫乐道，杀身成仁：儒家理想化成分过于突出，认为老百姓只凭各种思想就能喂饱

儒家思想虽然由春秋时期的孔子首创，但因为孔子对周制的极其迷恋，以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座右铭的指引下，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选择了儒学的“全盘周化”，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教授由此下结论：

“儒家思想虽由孔子发展趋于系统化，但其内容核心来源于周则是事实。”

由于周朝时期生产力极度不发达，中原地区适宜人居住的范围和可供人类生存的资源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务实不如攻心成为了政治正确，于是，周朝开始了在全社会推行生存标准，这也即是孔子及其推崇的“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矣。”

郭沫若在《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中对“周之德”进行了剖析：

“德字始于周文，于文以省心为德，故明德在于明心。”

在周德标杆的引领下，孔子逐渐将“束心之德”进行了推广，提出了“克己复礼，安贫乐道”之观点，认为只要约束住自己蠢蠢欲动之心，对周朝的礼法、周朝的制度进行无条件服从，做好“我贫困我快乐”的心理，也就天下大治、民间无事了。

其实站在今人的眼光看来，周朝之所以提出“正心明德”，实际上让大家安于现状、不要造反，如此才能深入贯彻“上下有等、亲疏有别”的天命。作为周朝贵族后裔的孔子，自然对其是极其拥护的。

虽然周朝的这一套等级制度在今人看来诟病不少，但毕竟稳定传承了800年。认知到其“巨大作用”的孔子于是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认为所谓的“德”、“义”、“礼”这些思想当真能够喂饱劳苦大众，让他们即便饿着肚子、身心俱疲也能安贫乐道、安于现状，共同维护统治者的“大治”。

故而当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菜种地时，孔子虽然当面没有发作，但樊迟前脚刚出门，孔子后脚就进行了嘲讽，斥责他为小人，并且重申了他的思想治国：“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现实情况往往又打了孔子的脸，且不论历朝历代王朝末期，由于土地大量兼并，造成了很多活不下去的农民，结果无不因为饿肚子问题而选择起义，就是孔子自己，在饿了十天之后，面对子路偷来的饭和酒，还不是化作饥不择食的乞丐，端起来就喝，抓起来就吃。此时的“礼”、“义”、“信”，可还能喂饱他？

伟人毛主席：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因为其成长环境的特殊性，铸就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催生出了儒家这样重思想轻物质的“治国思想”，使得封建王朝2000年原地转圈无法进步，即便是它追求的稳定，也在饥饿的驱使下被击得粉碎。

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明严重脱离实际，这注定了它成不了科学、合理的治国大法，更无法适应与时俱进的现代文明，这也是我们选择了马列主义而不是沿用儒家思想的根本原因。

现代文明讲究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打碎了习惯于活在别人眼光当中的思维定式，必要时将让别人看得舒服的“礼”、“义”、“信”击得粉碎，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方才切中这个世界的要害，助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伟人毛主席就是典范。在红军长征期间，执政的博古、李德忽略了红军战士两只脚走路、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的事实，以为只要高呼几声口号就能战斗力爆表，一举粉碎来犯之敌，导致长征途中屡屡受挫。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明确指出战士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需要通过两条腿走路。而某些同志不顾这些事实，只是在地图上简单一画，让红军战士限期打。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观点非常正确，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实事求是的领导下，红军逐步走出困境，并逐步走向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