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仓颉造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无疑中华文明距今已有近5000年的历史；若以古希腊城邦诞生作为西方文明的起点，西方文明无疑走过了3000年的时间历程。虽然在科学技术的强力加持下，不同地域的人类早已实现了沟通互融，地球村经济俨然形成，但这仅是近300年的事儿。

在漫长的4600年时间里，由于科学尚未被发现，生产力极度低下，面对巍峨的大自然和无处不在的凶猛野兽，人类没有枪支火炮，也没有大型挖掘机，仅能通过人力艰难前行。在这个并不轻松，可以说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再加上没有手机、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促使人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文明发展道路。

东方文明的“君父”思想：森严的等级差异天然而成，臣民对“君父”既害怕又依赖

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后知后觉”，东方文明起源可谓十分早。早在公元前26-27世纪，黄河流域就诞生出了中华始祖，他们依靠群居部落的形式，发展出了人类早期的文明形态。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中华大地上险象环生，尚处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华大地上横行着巨大的哺乳动物，有史料记载：让人生畏的猛犸象尚与夏朝人民共存于世，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面对如此险象环生的生存局面，生产力又极度不发达，单靠个体显然难以生存，故而中华始祖们便群居而生，依靠群体的力量战胜困难，这旋即作为一种基因信号，镌刻在了中华民族的骨髓当中。故而《吕氏春秋》开篇就将其作为立书成文的大前提。

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接下来的路就简单了，既然个体汇聚成群体是真理，那么谁为群体之首就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了：毕竟好的群体领导者能够凝心聚力，发挥出一加一等于二的优势；反之不合格的领导者将会使得群体离心离德，导致一盘散沙的崩盘局面。《吕氏春秋》开篇也抛出了这一大问题：“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

站在这个角度梳理春秋时期的百家思想也就一语切中要害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无非就是在争论如何当一个好君主，没什么玄妙的。

考虑到君主建立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法家思想认为要给君主设置无与伦比的“势”，与普通民众拉开巨大鸿沟般的差距，且君主又在神秘方面做足功夫，如此方能满足民众对君主神秘性的无限幻想，从而更好地被君主拿捏。

儒家思想认同了法家思想建立“势”导致的森严等级制度，但在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持反对意见：不能简单的将民众视为君主的工具，更不能用“毫无人性”的刑罚规范压迫他们；而应在感情上多做文章：

民众依赖君主而生，就像儿女依赖父母而生一样，所以君主应该将自己视为“君父”，将治下的百姓视为“子民”，带着父母关爱孩子的眼神和心态，老百姓就更容易产生依附心理。

所以说，东方文明的“君父”思想虽然听起来充满了无限的关爱，但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里面充斥着浓浓的等级制度：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儿子对父亲的绝对依附，还是让今人的我产生后怕心理的。

西方文明的“平等”理念：生活和人格上寻求独立，依附思想荡然无存

不同于东方文明生存环境的险恶，西方文明产生之初，新石器时期已然结束，再加上东方文明的诸多探索，为西方文明的诞生及发展减轻了不少负担，也为西方文明的另辟蹊径打开了新的局面：个体不再需要借助于群体的合力、“君父”的关爱，而是可以独立生存下去。

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西方文明产生了让今天的国人都难以理解的认知状态：生活上的独立和个体的自由是压倒一切的存在，而且慑于二战时期某些领导者打着国家、群体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后果，西方的德国甚至提出了“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口号。这种从根子上颠覆东方文明传统认知的口号并没有让国家支离破碎，反倒也能达到“繁荣昌盛”的发展局面。

西方崇尚个体自由和个体独立，直接促生了中华始祖难以预料的“平等”思想的诞生，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就发展出了民主思想。虽然站在某些国人学者的角度，古希腊这种民主是“不光彩的民主”，而且中华文明历史也出现过了这种平等思想，如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明眼人都知道：太平天国的“平等”和古希腊的“民主”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最主要的区别：太平天国虽然口头上宣传“平等”，但却又不落窠臼强化了天王的“天王”权威以及民众的“依附”意识，这实际是复古东方文明的“君父”思想：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子民对父亲的依赖。

反观古希腊“不光彩的民主”，虽然其中不乏谋私利案例，甚至有人公然违抗民主原则，但保持个体独立性以及避免的依附心理却延续了下来，为真正的民主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者结合：仅保留“君父”的依赖，还强烈要求与“君父”平起平坐，这将促使“巨婴”降临人间，无疑是一场灾难

东方文明有东方文明的好，“君父”思想虽然不平等，但在凝心聚力方面确实发挥出了强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君父”思想，才促成了大中华家国一体的形成，极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和今日版图的成型。有人说这是中华文明强大之所在，有一定道理。

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妙，自由独立意识的“唯我独尊”虽然削弱了国与家的一体化构型，使得西方自始至终都是零星小国的“松散”状态，但却在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统一呐喊声中，发现了科学真理并翻开了人类文明发展新篇章。

所以说，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成功的案例。

但如果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很显然将是一场灾难，表现在：很多不思进取之人有了“懒惰”的充足借口：我也是人，我要西方的平等；但我又不想努力，我又要东方的“君父”对我的关爱。

也就是说既要享受“君父”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又不想听从“君父”号令；既想要别人平等待他却又不想独立行事。这种两头好处都要沾，责任都不负的行为，将直接促成了“巨婴”降临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