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后经孟子发扬光大，得以源远流长。历经700年的蛰伏，终于被董仲舒相中，推荐给了汉武帝。

此时对外征战匈奴大获全胜的汉武帝志得意满，未雨绸缪地考虑起了“平天下”的重任，于是启用儒家以仁孝治国，儒家学说也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不过话说回来，儒家思想创立之初，动机并不单纯，创始人孔子多少夹带了“私货”：希望有国君对他的学说感兴趣，进而授予自己官职，从而达到读书致仕，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

出于对这一“私心”的追求，孔子带领学子周游列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儒学讲学。虽然孔子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不勤奋，更不可谓能言善辩，但毕竟周礼已退居幕后，基本没有感兴趣的，最终“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含恨而亡。

孔子去世百年后，孟子接过其接力棒，本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心理，孟子一方面继续高举孔子儒学的伟大旗帜，另一方面又小心完善着孔子的儒学，使得其更“亲民”。

有了新成果的孟子果断为圣人绝学发扬光大，开始了重蹈孔子覆辙之举，在各国君主面前吹起了大喇叭：“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结局嘛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依旧“水土不服”。

《礼记·大学》提出了“成功学”，王阳明觉得不靠谱

由此可见，儒家学说一方面是治世之经典，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宏图，但另一方面也有其贴近现实的一面：通俗而言就是“成功学”。这“成功学”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现任统治者维稳，二来则是为即将有望登顶王位的新星提供帮助。

相比于孔孟时代诸侯并列背景导致的治国“小家子气”，儒学经典《礼记•大学》因为有了秦汉的大一统，故而追求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目标直接定位为“治国平天下”，相当霸气。

《礼记•大学》给出了这样的“成功途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按照此儒学经典的意思，要想为天下人服，在心理和实践中实现平天下的宏伟愿望，得按照这样单向“打怪升级”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平天下）。

初看很有道理，如果是有过经验的过来人，必然觉得这太“儿科”了：且不论成功的过程是否真如儒家经典设想得这般“乖巧”，就说这“格物”是啥意思？是探索未知世界还是搞面子工程？

如果一门心思“格物”，如同郑国一样投入到修渠事业当中，事实证明结果跟诚意、正心没啥关系，结果不过是帮助秦国兴水利，为秦国人民敬仰的“好劳模”。

显然王阳明也发现了这一点，当第一次听说“格物致知”这个观点时，他第一反应是不靠谱。在他看来，“致知”的主体是自己的心，一门心思跟物打交道，心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专门做了事业，来了个“阳明格竹”七天七夜，结果证明：虽然自己使出吃奶的劲儿“穷尽竹子一切真理”，但最终证明自己内心毫无波澜、两眼空空：“格物”不能“致知”。

既然“格物致知”不成立，后面的诚意正心还有啥经验值？儒学这种“成功学”极其不靠谱，放弃。

王阳明提出了“成功新学”，更不靠谱

推翻了儒学经典唬人的“成功学”，王阳明就琢磨着另搞一套自己的成功学说。对于有思想有行动力的他而言，这不是难事，为此创立了“成功新学”。

首先要对成功进行一个精准定义。王阳明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深受儒学经典影响的私塾老师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何为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还未回答时，私塾老师就给了标准答案：读书登第，与孔孟的目标何其一致。

自幼就有叛逆精神的王阳明对此嗤之以鼻，他心里笑道：这种俗物也配“成功”二字？在私塾老师诧异的眼神中，他大吼出了成功的标准——做圣贤。

那么做圣贤呢？接下来的日子里王阳明一致在寻求答案，终于找到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观点，但有一个问题还未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困难，让心安定？说白了，那什么理由搪塞内心，使其免受现实之困扰？

王阳明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和关禁闭，终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成功学”途径，只要自己想着不求人、自我循环，自己就离圣贤不远了。

这就是王阳明琢磨出来的“成功新学”，他为此发狂了一夜。但是在我看来，这不是精神胜利法吗？没有直面现实解决问题，那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问题还是存在，只不过麻痹了内心，更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