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说明：本文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最后一任封建王朝末代皇帝退位的1912年为止的这段时间，时间跨度4600余年。

中华文明中的“华夷之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深不可测刘伯温》一书的作者度阴山在探讨刘伯温的治国思想时，除了针对中华文明中“天然感应”的观点发出了灵魂拷问，还借着刘伯温之口，对中华文明存在的“华夷之辩”思想提出了质疑。

“华夷之辩”：顾名思义就是严格划分敌我界限，是友是敌一定要分得特别清楚。对于中华老祖宗而言，常常以血缘亲疏来辨敌我。血缘亲的就一定是嫡系，是家里人，是“华”之一面；反之，血缘疏远基本就是庶出，是外人，是“夷”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对敌的莫大排斥和恐惧，故而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华夷大防”的观念，对于非本族血缘的外人，总是排斥防范，并且刻入到了骨髓之中、基因之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虽然中华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元和清两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本着“华夷之辩”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中原汉人对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是颇为排斥的，典型例证便是元朝风起云涌的起义和清初的“反清复明”。

当然，之所以中华老祖宗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深刻在自己的骨髓当中，必然与祖上痛苦的经历分不开。

唐朝天宝年间，唐明皇对胡人安禄山可谓是礼遇有加、赏赐不断，为的就是显示大唐海纳百川、四海皆兄弟。可是受了人臣极品待遇的安禄山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一心想着如何谋反从而取而代之，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的大祸，将盛唐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靖康之耻中，纵然宋徽宗、宋钦宗对金朝委曲求全、一应俱全，结果还是被俘虏到了北国，降奉为“昏德公”、“昏德侯”以示羞辱。原本养尊处优的宋徽宗忍受不了羞辱和饥饿，僵死于茅厕，宋钦宗则被令在炎炎夏日下在跑马场跑步，猝死；随行的3000妃嫔宫女大部分沦为了军妓，过上了极其悲惨的生活。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段痛彻心扉的历史，才使得中华文明拥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深刻记忆。自古而来，对于“非我族类”的提防，基本都是引人共鸣的存在。

科学是西方产儿，登陆中华大地为何不做间谍？

然而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事情并不代表全部，长在中华老祖宗记忆深处的东西也并非代表了真理，因为在世界的另一端迸发出了新的变革，给古老的世界带来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大惊喜。这就是科学，它的来临引发了工业革命的风起云涌，并直接促使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于科学，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西湖大学终身教授张卜天曾发出了无限感慨，他在《科学史丛书》总序中对科学的来临给予了高度评价：

“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新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

“在不少人眼中，科学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中心，是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成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体现。不深入了解科学的发展，就很难看清楚人类思想发展的契机和原动力。”

虽然张卜天对科学的评价很高，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一点：“科学，首先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随后，张卜天再次强调：“通过科学来认识西方文明的特质、思索人类的未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求。”可谓赤裸裸表露出了一个观点：科学，绝对是西方的产物，姓西不姓华。

按照中华老祖宗“华夷之辩”的观点，科学妥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可是对于这样的敌人，张教授却又觉得我们应该引进而不是对抗，而且还要通过科学来学习认知西方文明，这不明目张胆引狼入室吗？就不怕科学成为间谍，重现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吗？

事实证明：虽然科学是西方的产物，但登陆中国却不做“间谍”，理由很简单：科学是非人格化的客观规律的集合体，它本身并不具备辨别血缘亲疏、是友是敌的人格化特征，也不会拥有反复无常的情绪世界，故而不会做间谍。

西方之所以能产出科学，也跟对大自然的认知摒弃人格化特征有强烈关联。公元前6世纪初，古希腊文化中突然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关注证据，使得科学一只脚迈进了西方大门。

在这种文化新特征中，他们追问世界的组成、成分、运作和形状，他们并没有把自然人格化，诸神也从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中消失。代表人物是公元前435年的留基伯和公元前410年的德谟克利特，后者代表性的观点便是：世界万物由“原子”组成，而非天神的后代。

东方之所以未产出科学，根本原因也在此。长期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影响的中华老祖宗，一方面在紧绷神经大搞“华夷大防”的同时，也被这种观念反噬中毒：没有态度没有情感的事物他们根本看不上眼。故而科学在他们眼中，如同“无君无父、无父无母”的无德之人，完全入不得他们的法眼，还美其名曰“不屑于与此无德之物为伍”，真是让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