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

——《商君书去强》

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为了避免短时间内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和人员失业，以大幅降低利率和亲自下场在证券市场购买股票的方式为日本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此举确实让失业潮和倒闭潮来得不那么剧烈，但是却也催生出一个神奇的存在：僵尸企业。

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逻辑，这些企业早该死了，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金融托举他们一直活着，一些僵尸企业甚至能以这样的方式苟延残喘十几年，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严重削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大量本该投入到更有竞争力企业的资金在这些早该死去的企业身上空耗。

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机构将金融衍生品这门生意玩出了花，一个无比普通的项目能在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下左脚踩右脚一飞冲天，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甚至能被加到20倍。

次贷危机的惊雷炸响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抓住彻底整顿金融业让美国经济回归正轨的机会，而是以海量资金进场救市，结果就是金融业彻底绑架美国经济，一家独大的金融业成功带来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效果，美国曾经引以为豪的制造业因为收益低而越来越少有人问津，美国领先世界的科技企业对真正产品的兴趣也开始下降，毕竟科技成果落实到产品上，再投入市场这期间都是风险，只炒一个概念出来，在金融市场上圈一波好钱可是稳赚不赔。

结果就是整个美国经济迅速脱实向虚，2020年疫情爆发，人们惊讶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竟然无法爆产能生产口罩。

日本不知道这些僵尸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严重影响了日本社会的经济活力吗？当然知道；美国政府不知道整个经济体系被金融业绑架的可怕后果吗？当然也知道。

既然知道，能不能改呢？对不起，改不了了。

当初日本经济能在七八十年代强势崛起，并在短时间内在一些重要领域反压美国一头，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间技术共享和企业对员工的终身雇佣制带来的稳定关系；美国能在苏联解体后在经济领域迅速“一统江湖”也离不开各个金融机构充当开路先锋。

昔日成就你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杀死你，而更让人绝望的是，当你被昔日成就你的东西裹挟时，即便你知道错了，也很难进行改正了，因为长年累月的路径依赖已经基本将你的思维塑造完成，理智告诉你该去踩刹车了，但多年的思维惯性却会导致你在实际行动时狠踩一脚油门。

日本一边感慨失去了30年，一边寄希望于，不，是幻想于那几家老牌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并帮助日本经济重振雄风，美国社会一边痛骂金融误国，但在行动时却仍想靠着金融收割大捞一笔，帮助美国政府渡过财政上的难关。

路径依赖一旦形成，你就不得不与它同生共死，世上无永胜之人，无不灭之朝，无恒强之国，就是这个道理。

商鞅变法后，一路滚雪球般壮大的法家迎来了自己的盛世，但是路径依赖的魔咒往往就是在你自认为最强的时候发挥作用的，法家治下的大秦即将被自己的路径依赖害死，法家的盛世即将终结，在大泽乡，一个叫陈胜的人有话要说。

之前的两篇文章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讲了法家的主张，简单回顾一下：

法家与儒家不同，其认为决定人做出何种选择的并非一些所谓的道德情操，而是实实在在的利害关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国家治理者应该顺应人的这种本性，并对其加以利用。

国家要想让国民服从自己的意志，比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更加管用的是让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国民获益，不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国民倒霉。

为了让国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国家需要利用好两个工具：“赏”和“罚”，赏，对应的是人性中的趋利；罚对应的是人性中的避害，而“赏”和“罚”这两个工具又需要借助法条这个载体来呈现。

至此，法家在理论上形成了闭环，但这只是理论上，任何理论在接受实践的考验时都必然遇到问题，而这些问题将被如何解决，就不是理论的提出者能够左右的了。

法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意志必须以法条的形式呈现，但法条一定有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国家意志如何实现？另外，法条的载体是文字，只要是文字就可以有多少解释方式，当各方对法条的解释不一时谁来决定哪种解释是最终标准？

关于这点，商鞅给出的解决方案叫“王在法上”。

法条中触及不到的地方，最终解释权在王，法条中明文规定的内容，最终解释权也在王，如果王的意志与某些法条不一致了，那么可以修改法令，总之，王的意志就是最大的法。

另外一个问题则更为现实：既然国家让国民以自己意志行事的工具是“赏”和“罚”，那么，“赏”和“罚”是否一定要做到对等呢？

如果停留在理论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当然要对等，这样才公平嘛。

但是公平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实现量化的标准，你认为的公平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是不公平，既然公平的定义无法确定，那么“赏”、“罚”也就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标准了。

这一条在结合上面的那条“王在法上”，就衍生出了法家制定赏罚标准的原则：同一件事，根据王的需求不同，赏罚标准也不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就拿秦国用来鼓励作战的军功爵位制度来说吧，它可不是砍脑袋换爵位那样简单的，最初的限制有必须是“士”的首级才算数，后来这些限制又不断增加，比如说不光得砍够脑袋，还得保证秦军在战争中是胜利方才有赏赐，再后来又演化出不但秦军得是胜利的一方，还得保证你们军队的伤亡人数小于地方。

前几年，有一篇名为《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员》的爆文火遍全网，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那么个意思了。

法家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本恶”，这一学派里面的佼佼者大多是“人性精算师”，他们在真正参与到改革活动后不久便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赏罚分明”这一理论上的原则。

原因无他，“赏罚分明”这种模式的成本并不是最低的。

如果单纯从理论出发，一直搞赏罚对等当然是正道，但在实际情况中，个顶个脑子灵光无比，个顶个把人性琢磨的无比透彻的法家改革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赏罚不对等，或者说赏罚灵活变动的方式。

人对赏的渴望和对于罚的恐惧是不对等的，这就为法家最终走向重罚轻赏的道路提供了依据。

法家是这样利用人性中对得到和失去的不对等感受来上演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的：

在变法的最初阶段，并不是重罚轻赏，而是真正的重罚重赏，商鞅变法第一步是徙木立信，那个搬木头的人有多大功劳？其实没多大，他获得50金不是用来赏他的功劳的，而是奖励他的表率作用的，简单说，这钱是给别人看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商鞅治下的秦国是绝对的赏罚分明，一方面，王子犯法也要受惩戒，另一方面，平民只要遵守新法是真给好处，好处是什么呢？

是那个时代最能触动人灵魂的东西：土地。

商鞅变法里有一些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内容，比如说：孩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分家住。

这是要干什么？后面商鞅以及秦国的历代君主会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

商鞅强迫人分家的原因是要把尽可能多的秦人变成个体自耕农，因为这样好管理，但是人家大家庭过得好好的，凭什么你说分家就分家，那时候变法刚刚开始，你完全来硬的不一定好使，所以国家层面还真得拿出点真金白银，土地是真给，一个五口之家，给100亩土地，这么大的土地收成足够这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分土地和砍脑袋得爵位都是秦国“赏”的重要手段，想要土地吗？想要爵位吗？变成自耕农吧，加入拥护新法的大军吧。

一旦足够多的人拥护新法，足够多的人进入到了秦国这套编户齐民的系统里了，“赏”的成分就悄悄降低，“罚”的成分则慢慢提高。

土地已经发出去了不会再要回来，但是税可以提高呀，就算税不提高，服徭役兵役的频率也可以提高呀，你不满，对不起，惩戒体系已经运转良好了，连坐制度已经搞的很成熟了，这时候就算秦人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亏了，好像是被玩了，之前的好政策好像只是引自己入局的把戏，但是也只能被动接受，因为脱离这套系统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秦国对于“老秦人”和“新秦人”的“歧视性”政策大家就能彻底搞清楚这个请君入瓮的局是怎么搞的了：

秦国为了吸引人口，曾有这样的规定：外国移民要是来秦国居住生活，要当秦人，不但给土地，还保证前10年你不用服徭役兵役，有时候甚至前5年的税都减免。

同样是秦人，怎么“老秦人”反而比“新秦人”低人一等了？

再强调一遍，秦法的赏罚原则的制定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怎么做对大秦最有利，给“新秦人”待遇好可以吸引更多他人之人加入大秦的这套系统来，而你们老秦人，对你们好不好似乎也就那样了，你们已经在系统里了还能掀起什么风浪？老实待着吧。

《大秦赋》里有一个“名场面”，一群楚国人越界跑到秦国，大声嚷嚷着我们不回楚国，我们要当秦人，而后有学者指出这些不可能发生，真实情况是有很多秦人为了躲避苛政往别的国家跑，其实这两点可以不矛盾，往秦国里面跑享受的是“新秦人”待遇，而往外跑的享受的是“老秦人”代价，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商鞅制定的这套赏罚体系的精妙之处在于越到后期，越多人加入，秦帝国获得的越多，而个体秦人获得的越少，这套体系越完备，赏这个手段就可以越少用，而罚这个层面则可以越多用。

乍一看，这个系统简直太妙了，当然，这个妙是站在统治者角度上看的，因为赏是要付出成本的，而罚不但看起来没成本，而且还可能有收益，罚钱罚粮国家得物质收益，罚做苦力国家得劳动力收益，总之怎么看都是赚。

但这个真的完美吗？轻赏重罚真的那么“划算”吗？“罚”真的就没有成本吗？

那时候大秦和法家都还太年轻，不知道一切命运的馈赠，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大秦与法家将在短短3年时间里，见识到那积累了百年的隐藏成本反噬起来将会是多么恐怖。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在法家那套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之后，秦帝国与秦人之间的博弈开始变得不对等，此时秦帝国对于已经失去了议价权的秦人就是这个态度：

知道给你们赏的少了，应该多给点，也知道对你们罚的重了，应该少罚点，但是你们又能怎么样呢？我聪明的法家制定的这套制度已经把你任何反击的路都掐死了，你只能接受。

占便宜的滋味是好的，既然能用更小的代价让你们干更多事，何乐而不为呢？

法家能够给自己的这种赏罚不对等的行为找到一百种理论依据，文章开头那句就比较典型，一旦统治者迷恋上这样的操作，可怕的路径依赖就会形成。

也许在某个午夜梦回，秦帝国的统治者也会想：这么干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应该多赏点，少罚点。

但是当真正遇到具体事务，他们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依旧会选择“再苦一苦百姓”。

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会朝着赏愈轻，而罚愈重的方向一路狂奔，直到那个临界点到来。

现在要去回答那个关键性问题了，临界点什么时候会到？

这个问题还得跟另一个问题一起回答：既然秦帝国的那套赏罚制度它不公平，为什么还能维持一百多年，并且还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壮举。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讲一个经济学概念：明斯基时刻。

经济发展可以有几个阶段，最初是理性投资阶段，企业投入本金，获取利润，然后进行再投资，当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种投资方式太保守，于是开始举债投资，这样赚钱更快，这时候企业赚到的利润是可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润的，这个时候虽然大家都在举债，但是经济整体是健康的。

而随着经济热度再次上升，企业们会更热衷于规模而非利润，于是为了快速扩大规模，一些企业大规模举债，这时候企业的利润根本覆盖不了本金了，只能覆盖利息，本金只能靠借新还旧来维持。

这是个不健康的阶段，但是只要玩得明白，只要企业还在扩张，这个时期也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游戏什么时候一定会玩不下去呢？答案是企业的利润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崩溃时刻，真实情况是大多数企业挺不到那个时候。

秦帝国这个赏罚游戏其实也是这样的，还记得秦帝国用于赏赐的最重要东西是什么吗？对，土地嘛。

只要秦帝国能一直获得土地，在这个赏罚游戏中，赏的那部分就还不是零，只要让一部分人获得赏赐，就能调动大部分秦人的积极性，这个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

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土地的流入消失了，这个赏罚游戏开始失控了，没有额外土地了，也没有多少立战功的机会了，还怎么赏？

但是以往的徭役、兵役可还存在，罚的手段不但没少用，还在不断加码。

秦帝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取得的巨大胜利让统治者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赏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只要用好“罚”这个手段，他们就得乖乖就范。

当帝国要达到某个目的是，不用费心费时费力搞什么赏赐，只要加大惩罚力度，让国人极度恐惧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一旦这个思维习惯形成，很多原则都会被打破。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记录一些徭律内容，人们惊讶于秦国法律居然那么人性化，服徭役是给钱的，是官府管食宿的。

于是很多人因此断定，《史记》是假的，陈胜是骗子，失期不会斩，骂一顿就完事了，一切都是司马迁这个混蛋为“黑”秦始皇编造的。

且不说陈胜吴广等人服的是兵役不是徭役，如果真完全按照秦律执行，陈胜吴广等人就不应该被征发，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闾左之人”。

这群人没有土地，所以也就没有储备，让他们去服徭役兵役而脱离劳动，他们是会失去生活来源的。

把兵役徭役征到陈胜吴广这样的“无产者”身上，这是油门踩到低了，是把重罚轻赏玩到极限了。

在路径依赖下不断狂奔的秦帝国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明斯基时刻”。

其实陈胜忽悠没忽悠那900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失期到底斩不斩也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没有什么比陈胜吴广带着900名武器都凑不齐的乌合之众在数月内攻城略地席卷数郡这件事更能说明问题了。

900人或许能被忽悠，陈胜吴广起义后，队伍数月之内达到30余年，30万人怎么忽悠？原六国土地上发生的大规模“郡杀郡守，县杀县令”事件，这可就不是靠一句轻飘飘的“忽悠”就能解释得通的了。

不断强化“重罚轻赏”原则的秦帝国终于迎来了滑稽的结局：你觉得你的惩罚加得越狠，大家就越怕，所以会愈发服从，但是当罚已经被加到极限，社会上最弱的那群人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时候，这条路其实已经走到头了。

当那个叫陈胜的人喊出一句“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吾死，死国可乎？”时，无数个与陈胜处境相同的人才会跟着说“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

当陈胜点举起抵抗的大旗后，秦帝国这套重罚轻赏的逻辑开启了无比滑稽的自毁模式：逻辑是这样的，既然你已经把罚的力度加到底了，那么只要向你妥协，回到这套体系里就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局，只有把你这套系统彻底摧毁才能获得生路，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不死不休了。

你不给别人留活路，别人又怎么会给你留活路呢？

《秦始皇本纪》的最后记录了秦二世与李斯等人的一段对话，当时陈胜吴广已经反了，关东六国已经大乱了，李斯建议秦二世暂时停止皇陵修建，把民夫们编入军队，然后国家拿出点真金白银去组织人马镇压起义军。

秦二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上马的大工程比我爹时候还少了，你们这帮人镇压不了起义军是你们无能，现在反倒要因为你们无能让我们停止修皇陵，岂有此理。

然后丞相李斯、冯劫被下狱，将军冯去疾自杀，看到秦二世的逻辑了吗？他在亡国之前的想法依旧是你们镇压不了起义军是因为对你们罚的还不够，把你李斯这个丞相做掉震慑百官，他们就会尽力帮我镇压起义军，起义就能平定了。

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很难逆转，因为你的脑子已经被格式化了。

昔日成就你的，最终也会杀死你。

历史让秦帝国用一次次重罚轻赏不断节约成本，积蓄力量，并最终完成一统天下的壮举，然后在大泽乡陈胜的一声怒吼中无比幽默的让秦帝国把所有省下来的成本一次性全部还清。

因果律在此刻以如此滑稽的形式呈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君何？

……

法家的盛世随着秦帝国的灭亡而戛然而止，儒法战争的胜负手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惊天大逆转，而在秦帝国最强大的时刻，有一个儒家人士来到秦国，受到巨大冲击的他说了几句在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话，但任谁都不会想到，这几句在当时他自己可能都不信的话却预言了儒家和法家最终的命运。

历史有时就是这般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