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10 月 19 日晌午，昆明新南站广场的棉花糖机转得正欢。陈生梨低头往机器里添砂糖，再抬头时，三岁半的小杨梅不见了。红色毛衣、粉色发卡，还有攥在手里没吃完的棉花糖，全消失在攒动的人缝里。他发疯似的在广场跑了十八圈，最后蹲在卖烤红薯的炉子旁，把寻人启事上的照片摸得发皱 —— 那是前一天在巷口拍的，孩子舔着棉花糖，糖丝挂在嘴角像串没系紧的珍珠。

面包车的喇叭声成了十九年里最熟悉的背景音。第一辆车是二手的五菱，车屁股上用红漆喷着 “寻女”，开到贵州时右后轮爆了胎，他蹲在国道边补胎，看山雾把远处的村庄泡得发白；第二辆车换了辆长安，雨刮器总在下雨时发出 “咯吱咯吱” 的响声，有次在湖南山区迷路，车灯照见岩壁上的青苔，突然想起女儿出生时，产房窗外的梧桐叶也是这样油亮亮的；现在开的第三辆江淮，座椅上缝着妻子绣的平安符，尽管妻子在三年后因思念成疾去世，他仍把平安符从旧车拆下来，针脚里还留着当年的线头。

每个赶集的日子，他都把棉花糖车支在人流最密的地方。糖丝在热气里飘起来，总能招来几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他会多给她们半勺糖，盯着人家手腕上的红绳发呆 —— 小杨梅出生时，外婆给编过一条，绳结里还塞了颗辟邪的桃核。收摊后，他就着路灯往寻人启事上补电话号码，油墨渗进指甲缝，和糖霜混在一起，成了洗不掉的印记。地图册翻烂了三本，每个去过的县城都画着歪歪扭扭的圈，像撒在华夏大地上的问号。

2025 年 4 月 14 日，重庆九龙坡的巷子里，糖稀在铁锅里咕嘟冒泡。手机在围裙兜里震得发烫，他擦了三遍手才敢接。“采血比对成功” 几个字砸下来时，锅里的糖丝正拉到半空中，啪嗒掉在灶台上，溅起细小的糖花。他摸出揣在胸口的钱包，里面夹着的照片已经泛黄，妻子的笑容被磨得模糊，只有小杨梅的红毛衣还鲜艳得像团火。这些年他最怕接到电话，又最怕接不到电话，此刻握着手机的手在抖，突然想起女儿走失那晚，他在派出所录完笔录，蹲在走廊啃馒头，眼泪掉在馒头上，咸得发苦。

不知道女儿现在多高，会不会对棉花糖过敏，养母有没有给她扎过同款的红绳。他把新印的寻人启事收进后备箱 —— 这次启事上的电话是刚换的智能手机号，照片却还是那年的老照片，他怕换了照片，女儿就认不出记忆里的爸爸。发动车子时，车载 MP3 突然没电，停在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尾音里。他抹了把方向盘，上面全是这些年磨出的包浆，像层岁月糊的壳。

开往昆明的高速路上，夕阳把云彩染成棉花糖的粉。他摇下车窗，风灌进来，带着点春末的暖。十九年没敢想的画面突然涌上来：女儿会不会跑过来喊 “爸爸”，会不会嫌弃他手上的糖渍，或者，会不会像那年在广场上一样，攥着棉花糖对他笑。车轮碾过里程碑，数字在暮色中跳动，像串数了无数遍的日子，终于要走到那个叫 “团圆” 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