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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兴起的向海外扩张的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葡萄牙已形成单一民族社会，这是海外扩张的社会基础。
葡萄牙的国土面积只有九万余平方千米，其西、其南是无边无垠的大西洋，其东其北是欧洲强国。西班牙、葡萄牙人没有在欧洲拓展疆土的空间，出海航行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上至葡萄牙国王、教会、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热衷往海外寻求新的财富，拓展新的领土。对于国王来说，可以提高威望，笼络贵族，开辟新财源；对于教会来说，可以传教之名，扩大基督教实力，同时也广开财源；对于贵族来说，可以占领土地，获得封地和财富；对于平民来说，则可摆脱贫困和争取新的致富机会。
因此，举国一致的海外扩张呼声，成为15世纪初葡萄牙海外扩张政策的基础，大规模的海外活动由国家组织进行，海外扩张政策则持续达500年之久。
1、葡萄牙何以要到中国？
葡萄牙人自15世纪上半期开始，在葡王若奥一世的儿子恩里克亲自主持下，组织船队，沿着非洲西海岸不断向南航行，1487年到达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并于次年经印度洋到达印度洋西海岸的卡利卡特，载回丝绸、锦缎、胡椒、丁香和肉豆蔻等商品，价值相当于费用的60倍。
其后，葡萄牙立即采取措施，向印度扩张贸易。达·伽马于1499年返回里斯本以后，证实了远东确实有中国这个地方，并把他在卡里卡特以两倍那么重的银子买来的中国瓷器献给王后。这更使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对中国念念不忘。
1508年，葡王下令率领船队远征马六甲的迪奥戈·罗佩斯·德·塞戈拉探明中国的情况。
1500-1510年，葡萄牙侵占印度西海岸的柯枝、卡里卡特、锡兰、第乌、果阿。葡萄牙殖民者来到这些地方，起初在水上用船作货栈，之后在岸上建立商馆，派驻贸易代理人，再进一步在陆上建筑炮台、设兵置戍，实行占据，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并以果阿作为葡属印度殖民地的首府。
1511年，侵占太平洋门户，香料贸易的中心满剌加（后称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中西方贸易的咽喉，是郑和当年下西洋必经之地，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可以说，攻占满剌加以后，葡萄牙人已接近中国南大门，中葡两国之间的正面接触已是指日可待。印度果阿是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首都，满刺加则成为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中的战略桥头堡。
1513年，葡萄牙占领曼德海峡，扼住红海的入口处。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扼住波斯湾的入口处。至此，葡人已控制了印度洋沿岸的主要贸易据点，排除了阿拉伯商人的竞争，使里斯本很快成为欧洲获得香料及其他东方商品的贸易中心。
就在葡人占领满剌加不久，1514年（明正德九年），中国南海之滨出现了向所未闻的佛郎机人。追根溯源，佛郎机一词来源于信奉伊斯兰教徒之中东，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以法兰克人(Franks)指代欧洲的基督教徒，波斯语作Franji或Afranji，印度伊斯兰教徒的土语Farangi，中国人最初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为佛郎机，是从东南亚、南海诸国的伊斯兰教徒，特别是从满剌加人之称谓音译过来。
2、发现中国之路
13世纪西方传教士写了一部《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向欧洲人展现了一幅繁盛的中国图景，引起了他们对中国强烈的兴趣，对航海活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航海家受到这部书的影响踏上了赴中国的新航程。
早在1428年，葡萄牙恩里克王子见到了这部书，并受到很大激励。1502年，《马可·波罗游记》的葡文译本在里斯本问世。出版者在前言中是这样评介葡萄牙人对东方的认识：“想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拨旺了对那片叫做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契丹。”
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给已探索东方的塞戈拉下达长篇指令：
“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葡王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同时也说明当时这位西方君主对中国一无所知。
负有国王使命的塞戈拉来到马六甲以后，见到了中国帆船，接触了中国人，了解了一些情况。
葡国学者洛瑞罗有这样的描述：
“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于1509年在马六甲的首次接触，证实了我们所有的憧憬：中国人除了贩卖丝绸和瓷器外，与我们西方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从皮肤的白颜色到服饰和饮食以及彬彬有礼的举止，实际上从第一次交往开始，中国人就显示出非凡的对话才能，中国也就成为我们远航的优先目标。”
为了完成葡王的指令，完成葡王下达的情报收集任务，1512年，葡属印度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派遣武装船只前往中国边界探查，积极同停留在该地的中国船主打交道，探听中国的虚实，报告国王。被他收买的中国商人不仅帮助他运载葡兵偷袭马六甲，还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1513年，欧维士成功航行到珠江口的屯门，带回贸易品和情报外，还在岛上立了一块国王纪念碑以示占领。
在情报收集方面，最具成果的还是葡萄牙的一个药剂师，名皮雷斯。皮雷斯是葡王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臣。1511年来到东方，先到印度，后到马六甲，再踏足苏门答腊和爪哇。他以几年间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东方记》。
这部书是葡萄牙人第一部详述东方状况的书籍，反映出葡萄牙人到达东方之初对中国的认识。
当时，皮雷斯还未进入中国，书中所述的中国仅是他的所闻：
“中国是一个庞大、富饶、壮观的国家，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百姓…还有许多漂亮的马匹和骡子。”“中国有许多城市和要塞，都是用石头建造的。皇帝居住在叫做汗八里的城中。…那里有众多居民和贵族，拥有无数的马匹。”“一般人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和显贵，只有极少数的人见过他们。那是中国习俗。”
重要的是皮雷斯是第一位提到中国朝贡制度的欧洲人：
“爪哇、暹罗、帕赛、马六甲的国王，每5年或10年派遣使臣，携带中国颁发的证明文书，去见中国皇帝，并且送去他们国家最好的礼品…如果他们带去成千的礼物，中国皇帝也会加倍还礼。”
这是葡萄牙人对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的首次叙述。
尽管对中国称赞备至，但是，作为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先驱代表之一，皮雷斯在书中也狂妄地谈到：
“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而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的且非常富饶的国家。由于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被制服，所以马六甲总督无需动用许多军队，用征服马六甲的10艘船，即可将中国沿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来到广东的葡萄牙人，立即了解中国没有殖民扩张的野心，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富饶国家。但是中国的乐善好施，却使葡萄牙人产生了“懦弱”的错觉，以致认为可以扩张到中国来。后来的事实说明，葡人对中国的最初观感，对后来的决策者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
2、失败的外交使团
1513年，阿尔布克尔克的部下阿尔瓦雷斯从满剌加被派往中国，次年到达珠江口东侧的屯门澳。阿尔瓦雷斯在屯门出售胡椒获得很大利益，然后满载中国货物而归，还带回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并依照葡人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征服扩张的做法，在屯门岛上立碑，以示占领。
其后，满剌加总督若热在1515-1517年间不断派人到中国来。初派佩雷斯特罗率船队前来。不久又派安德拉德前来探听消息。等到安德拉德返抵满剌加时，才知道佩雷斯特罗已经在中国出售货物，获得厚利先行回来。于是，安德拉德又奉命率领一支船队再来中国，并且有受葡属印度总督之命作为使臣的药剂师皮雷斯一同前来。
安德拉德的船队于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8月抵达屯门。9月，前往广州，船队进入黄埔港，溯江而上，桅杆上升起旗帜并鸣放礼炮而致意。
此礼被认为是开炮寻衅，经过解释，中国地方官员才释疑。直至明政府外国贡使的怀远驿，称佛郎机国进贡。广东当局对皮雷斯等优礼相待，让他们住进舒适的馆舍，载来的货物妥为贮于库房。两广总督陈金以他们不懂礼仪，令在光孝寺学习三日，然后引见按照明代入贡事例，明初规定凡入贡海舟至，由官司封识，奏准然后起运。至宣宗朝，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但佛郎机国之名，为《大明会典》所不载，不能不具奏请示。
次年，明武宗降旨，给回货物的价值，让他们返回。安德拉德便于这一年返回满剌加。皮雷斯却通过来自满剌加充当通事（翻译）的中国人火者亚三做向导，贿赂明武宗幸臣江彬，请求允许他们入京觐见皇帝。
至1520年1月，皮雷斯等由广州出发，逾梅岭，到南京。1521年1月抵北京，入居会同馆。他们与中国官吏争议礼节，企图位列其他国家使臣之上；火者亚三曾因江彬之介，与武宗接近，向武宗教授外国语言，因轻侮朝官，引起中国官吏的厌恶。
在广东方面，安德拉德之弟西芒·安德拉德于1518年率三艘船抵达屯门。他擅自在屯门盖屋树栅，修筑炮台，企图强占。又像对待非洲黑人一样对待中国人，驱赶商船，掳掠船员，夺取财货；纵其部下抢劫百姓，蹂躏妇女；还勾结内地奸民，掠买中国人口，以致当时传说他们好食小儿。
佛郎机使臣到来之后不久，向来作为明朝朝贡国的满剌加，也派使臣到来，具奏控诉佛郎机夺国仇杀，指出佛郎机冒充商人，实则来侦察国情虚实。因此，明武宗迟迟未接见皮雷斯。曾任广东顺德知县的御史邱道隆极力奏请拒绝佛郎机使臣，令佛郎机将所侵占的领土归还马六甲，才准建立邦交关系，否则：“檄告诸番，声罪致讨。”
顺德籍御史何鳌，则极力奏请将留在广东海澳的番舶和潜居内地的番人驱逐出境。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武宗薨，世宗嘉靖帝继位，即将火者亚三下狱处死，并下令将葡使皮雷斯连同贡物经广东驱逐回国。皮雷斯到达广州后，适逢广东地方当局派兵驱逐盘踞屯门的葡人，皮雷斯等人旋被囚禁，后死于中国。
葡萄牙第一个使团来华遭到失败。中葡关系继续恶化，导致两国正常联系断绝30年，中外正常的贸易交往亦中断，这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屯门之战
在下令驱逐皮雷斯使团的同时，明政府还下令广东当局，摧毁佛郎机番人所建炮台房屋，绝其朝贡，“驱逐余党丑类归去”。这时适有由卡尔佛率领之葡船队，以接济使臣衣粮为词，载货物到达屯门。同来的还有最早到达中国的阿尔瓦雷斯等人。广东官吏要他们离境，遭到拒绝，遂实行武力驱逐。一些葡船被焚毁或击沉。卡尔佛本人的船，连同其他七八艘葡船被50艘中国舰船围困于屯门。
其后，科埃略、雷戈先后各率两艘葡船前来增援，与卡尔佛的船队会合，仗着他们蜈蚣船和佛郎机铳，将明军击败。后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约请在佛郎机船工作的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半夜偷佛郎机铳和火药出来，如式制造，海道副使汪鋐用这种铳向葡船发起反攻，将葡人击败。最后，只剩下三艘葡船，于1521年9月7日夜间乘暴风雨逃离中国海域。
对于屯门之战，中方文献亦有详细的记述：
葡萄牙人的军舰蜈蚣体积庞大，装备齐全，行走快，杀伤力强，且有丰富的海战经验。汪鋐所率领的中国战船五十多艘，但武器没有葡人精良，葡军左右船舷可相替轮换发射炮弹，射程一直能有效控制。战役是1521年6月爆发的，汪鋐手下有个百户叫王应恩，因报仇心切擅自率战船五艘、兵士三百余人杀向敌舰，结果大败而归，三艘战船被击沉，官兵死伤多人，只好撤退。面对初战失利，汪鋐知道急躁、硬拼不是上策，面对擅长海战的佛郎机人需智取之，最后采取了“凿舟”“火舟”两策，完胜了葡军。
中文中国文献对“凿舟”“火舟”的记述是相当丰富的，如《东西洋考》记：
“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
《明世宗实录》亦记：
“初，广东巡检何儒常（尝）招降佛郎机国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铳等法。”
这场战役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火舟”“凿舟”两策，明军都可能用过，但最终能克敌制胜者，当如《都宪汪公遗爱祠记》所说，是依靠“火舟”。
康熙《新安县志》卷十二称：
“濒海之患，莫东莞为最，海之关隘，实在屯门。近于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恶夷，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众口嗷，俱欲避地以图存活，弃其坟墓室庐，又极凄婉。事闻于公（海道副使汪鋐），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劬劳万状，至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招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敞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
4、西草湾之战
1522年（明嘉靖元年）7月，又有末儿丁·甫恩·多·灭儿奉葡王之命为使臣，与他的两个兄弟费尔南德斯·科蒂尼奥和梅洛·科蒂尼奥，以及霍门和上年被逐出屯门的科埃略、雷七戈，率六艘船同来，宣称奉葡王之命前来争取中国皇帝的友谊，俾得在屯门其他适当地方建立城堡。
同年9月，这支船队到达广东珠江口的海岸，次年即爆发了新会西草湾之战。
史书《名山藏》对西草湾战役有如下描写：
“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系指苏答腊岛东北岸之班绥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梢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余贼末儿丁·甫多灭儿等复率之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迹循。巡抚都御史张、巡抚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复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
百户王应恩牺牲壮烈，念其忠烈，明世宗也曾“其功有封”，军中将士、沿海百姓无不恸哭，百户王应恩是中葡战役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海军将领。
经过屯门之役和新会西草湾之役，葡人在广东无法立足，便转而窜扰闽浙沿海。广东的边防、海防力量也一时称威天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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