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郭松龄反奉倒戈失败后，张作霖认为冯玉祥是这次反奉事件的罪魁祸首。于是张作霖重整旗鼓，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并同直系吴佩孚化敌为友，重新结盟，形成一个反冯大同盟（也称“讨赤”大同盟)，冯玉祥陷入了严重危机。
1、直、奉的反冯大同盟
在郭氏倒戈期间，吴佩孚就作出同张作霖合作的表示，吴说：
“第一，赤化不可不防；第二，我与张雨亭相约合作，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
于是他打电报给张作霖：
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接助你。
1925年12月，张作霖派杨宇霆与吴佩孚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大体上达成了谅解”。1926年1月，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直奉双方代表在汉口多次会晤，“渐次使合作成为固定”。
直奉双方还商讨了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具体作战计划。
在郭松龄倒戈前，河南的国民军李纪才部于11月中旬进入鲁境，占领泰安，并准备进攻济南。但李的国民军成份复杂，有一大部分是由旧直系的豫军改编的。吴佩孚为阻止李济才攻鲁，就派靳云鹗入鲁，表面上是助李攻鲁，暗中却同山东的奉系督办张宗昌进行联系。由于李济才部的旧直系豫军王为蔚、王维城、田维勤等投靠靳云鹗，致使李济才进攻济南的计划失败，继而由泰安败退。
李景林在天津战败，使山东更加受到国民军的威胁。而靳云鹗又是奉吴佩孚的命令来山东的，于是张宗昌很愿意同靳云鹗联系，以便取得直系的支持。李景林被国民军打败后，其军队大部分由天津退往山东，李景林与张宗昌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伺机进攻国民军，以图报复。
郭松龄失败后，其部属魏益三率领残部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通电继续助冯。
因此，张作霖于1926年1月11日以讨伐魏益三为名，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
19日，吴佩孚也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河南的国民军发动攻势。吴还派靳云鹗于23日到泰安与张宗昌、李景林商议合作办法。靳同张、李签订了合作条约，由张作霖出军饷，靳云鹗的直军从山东境内向河南进攻。
国民军的京畿及直隶、河南二省地盘处于直奉联军三面包围之中。
2、冯玉祥的出洋
此时的冯玉祥处境艰难。一方面，张作霖要报冯玉祥助郭倒戈之仇；另一方面，吴佩孚要报冯倒戈之仇，吴与张宗昌联合向河南进攻。此外，冯玉祥取得天津后，要求段祺端政府委任孙岳为直督，引起国民军内部一些将领的不满。为避免国民军遭受直、奉两系的打击，同时也为了消除国民军内部的离心力，他决定采取退一步的办法。
1926年1月1日致电段祺瑞辞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各方，解职后将出洋游历，对于各方政客之电，一律谢绝。并声明取消“国民军”的名义。
他还对张作霖提出了劝告：
“雨亭经此痛创，渐有觉悟。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知警惕。”
冯玉祥将职权交与张之江，赴平地泉，准备由库伦经苏联到欧洲游历。
冯玉祥对西北地区也作了布置，将西北划为5个区：
（一）京畿附近，（二)口北及察区，（三）绥远，（四)热河，（五）甘肃，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别任总司令。
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另委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五个区的军事长官。
段祺瑞的临时政府，在成立时就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再加上北京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段祺瑞政府已到了寿终正寝之日。不待奉张和冯系的均势破坏，临时政府也需要改组了。
郭松龄反奉事件的发生，使冯军控制了北京的局面，这时，北京的政治发言权由张、冯二人而转为冯玉祥一人。冯玉祥一方面表示拥护段祺瑞政府，却又速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
此外，临时政府还面临着改组及后继政府的问题。因而段祺瑞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段祺瑞仍然恋栈不肯下台。
3、徐树铮之死
1925年12月16日，公布修改临时政府制度，增设国务院，任命许世英为内阁总理。段把过去有名无实的责任内阁制恢复起来，目的在于以内阁作为挡箭牌，避免遭到广大人民的直接反对。
31日，段祺瑞任命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局势，这些阁员主要是接近冯系和国民党的政客。但是许世英就任国务总理后，许多阁员不肯就职，政局仍呈扑朔迷离的局面。段祺瑞发表许世英组阁，也是为自己下台留的妙棋。
12月29日，徐树铮突然在廊坊被刺身死，使段祺瑞受到很大刺激，他怕自己身遭不测，因此又有下台苟全性命之意。徐一向被称为段的灵魂，段上台后，由于徐树铮与冯、奉两系都有历史上的恶感，叫他留在国外，以本人专使的名义进行外交活动。
徐树铮一心要维护段祺瑞的元首地位，但他知道国内战乱对段非常不利，因此他才要急忙回国，极力劝说孙、张息兵，共同拥段以抗冯。
临离日本时，他还发表一篇临别赠言：
“原拟勾留一月，对于贵国各方详细考察，只因本国时局生变，形势急迫，不能不早作归计。…尤希望日本上下，对于本国此次变局，取绝对不干涉主义，严守中立。”
1925年12月10日，徐率领考察团回到上海。登岸前，他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他认为，政府与段执政个人须分别言之，目下中国无人比段氏更适合为元首，主张推段为总统。对政府则不以为然。回国前，徐在美国曾拍电报给张作霖、孙传芳，称兄道弟，许为旧友，奉劝息兵，共尊合肥（段祺瑞）。
回国后，徐树铮又大力鼓吹直、皖、奉三系联合起来，使北洋派趋于大团结，推段祺瑞为唯一领袖。这对冯玉祥显然是不好的信息。
徐树铮还到杭州同孙传芳、张謇进行联络，极力宣扬拥段主张。有报道说，“徐晤孙传芳后，即在外宣言，孙确系诚意拥段，并拟设法使段正位总统”。
冯与孙本有联系，不愿让徐插手其中。关于组织中央政府问题，冯向孙征求过意见，但孙不表示真意，仅谓反对现政府。而反对现政府，孙与徐较为一致。至于维持今后政局的方法，孙对冯则不吐露任何意见。徐与孙的联络不能不引起冯的疑忌，因此，冯玉祥对徐树铮的活动是很反感的。
12月19日，徐树铮自上海北上进京，这时北方依然处于战乱之中。段祺瑞及徐的友人，都劝徐暂缓进京，以免意外发生。他们不仅以电报劝阻，还“派员阻其来京”。但徐树铮不听众人劝阻，坚决进京。12月23日，徐到达北京。次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李景林军，控制了京津地区。同日，郭松龄也倒戈失败。冯、奉两系势必进一步争斗。接着，许世英内阁又宣布成立。
这些都不合乎徐的意图，再加上又传来一些对他本人不利的消息，段祺瑞催促他迅速离京，于是徐才决定离京回沪。29日下午，徐乘火车离京南下。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向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报告。冯早已对徐的所作所为深感不满，他告诉鹿钟麟：“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并由张之江执行。
晚10时，徐的专车抵达廊坊车站，徐及其随员被拉下车，徐树铮说：“我徐某向来作事了澈生死，不劳诸位簇拥”，说完大踏步入张营。随后在被推出站东不到一里的地方被枪杀。事后相传，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替父报仇将徐打死。
4、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讨冯
徐树铮被刺，使段祺瑞既感到痛心，又感到害怕。
在冯玉祥宣布下野的同时，吴佩孚于1925年12月31日宣布讨奉战争结束。
电文中说：
东省分裂，已促悔祸之心。津沽既下，应作德绥之想。所余局部小争，但能迎机利导，即是治乱安民，岂可同本相煎，长延兵祸。兹已特饬所部，将讨贼事宜分别结束，以符群公首义之志。…尊法虽我素志，用法听诸国人。谨布区区，以俟公论。
直、奉两系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积怨甚深，而此时却化敌为友，将矛头对向冯玉祥的国民军，何故？
双方联合的主要原因在于，从1925年底到1926年初，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中国的反动势力组织起所谓的“反赤大同盟”，“反赤”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国民军。张作霖是这股势力的积极倡导者，吴佩孚则是“反赤”的急先锋。吴、张的联合，使各派军人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因而形成大规模的“讨赤”大战。
吴、张为加强合作，分别派出代表在大连会晤，并“大体上达成了谅解”。
双方合作的条件是：
“奉方承认吴以长江流域为基地，而吴则保证支持张从华北除掉国民军势力的斗争。”
直、奉合作讨冯，一些地方军阀纷纷附和，北方的阎锡山依附于直、奉，形成了吴、张、阎联合讨冯的局面。本来，张作霖平定了郭松龄变乱，独霸东北；吴佩孚结束了“讨贼”（讨奉）事宜，称尊武汉；冯玉祥宣布下野，出国留洋；孙传芳称雄东南五省，建立起“独立王国”，战争应该停止了。
但由于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讨赤”，并且他们还都不承认冯军控制下的段祺瑞政府，因此，一场“讨赤”大战终于爆发，在北方，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国民军。
1926年1月26日，吴佩孚命令鄂军第一师师长寇英杰向驻河南的国民军二军发起进攻，双方在信阳展开激战。寇部曾一度攻入信阳车站，旋即遭蒋世杰部队伏击退出。鄂军围攻信阳经月未下，乃绕道出信阳后方，于3月1日占领郾城、许昌等地。2月，靳云鹗由鲁攻豫之军向豫东国民军进攻。占领商丘后继续西进，岳维俊部国民军向郑州退却。靳军于27日占领开封，3月2日进占郑州，并继续追击岳维俊部。岳维俊部西逃，河南的国民军完全失败。于是吴佩孚以寇英杰为豫督，靳云鹗为省长。
接着，吴佩孚又令靳云鹗兵分三路北进，阎锡山也勾结直奉出兵石家庄。3月中旬，靳部前锋已抵石家庄。
在吴军发动了河南战争之后，直、鲁联军也发动了对直隶的进攻。李景林部在占领了沧州、献县、青县后与国民军在沧州、马厂之间展开拉锯战。3月中旬，直鲁联军越过马厂北进。在直隶的战斗中，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奉军还得到海军的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舰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尽管国民军鹿钟麟部全力抵抗，但事实上已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在津浦线上，直鲁联军攻下了大名，京奉线上，国民军退出滦州，京汉线上，阎锡山的军队出兵石家庄，并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国民军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决定放弃天津，固守北京。
在奉系方面，东北的奉军于1月19日占领了山海关。
5、“三·一八”惨案
“因为中东路问题”，与苏联产生纠纷，“不敢积极地向关内进兵，不能与河南方面的直军同时活动”。
段祺瑞以个人名义电劝张作霖收兵出关，以免引起大战。吴俊升、张作相也都反对继续用兵。再加上平定郭松龄变乱，使奉军元气大伤、官兵厌战。于是张作霖在1月26日决定将奉军调回。
国民军也停止进攻东北奉军，两军对峙于滦河两岸。
张作霖为有一个喘息时间，本身不对国民军采取积极进攻态势，而却策动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攻天津。
国民军在同直鲁联军的战斗中，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3月12日，两艘日本驱逐舰公然驶入大沽口，奉舰4艘尾随冲入。大沽炮台国民军以旗语阻止，日舰不理，并向大沽炮台国民军开炮射击。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是为大沽口事件。事后，日本反向中国提出抗议，各国还就此增兵调舰，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国民军撤出一切防务，限48小时答复。国民军被迫承认最后通牒之五项要求，放弃大沽口。
帝国主义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支持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2000余人，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列强最后通牒。
随后举行游行示威，由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出发，进行请愿活动。沿途高呼“驱逐八国军舰出境”、“打倒帝国主义”、“巩固大沽国防”、“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请愿队伍行至国务院东辕门时，段祺瑞下令对群众开枪，造成47人死亡，132人受伤，酿成“三·一八”惨案。
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怒。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群众纷纷集会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人们也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段祺瑞下台，保障人民权利等。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之际，北京大起恐慌，王士珍等北京的一班“名流元老发起了和平运动”，并提出六项和平办法。国民军因形势所迫，便于3月20日通电响应。国民军将津浦、京奉前线军队，一律撤回北京。国民军决定放弃天津，乘火车退回北京。
6、段祺瑞下野
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张之江等想固守北京，并企图同吴佩孚妥协。张之江致电吴佩孚，表示国民军愿退回西北，请派代表议和。
3月23和29两日，再电请吴佩孚谅解，愿意和平。但吴佩孚在4月5日的复函中，对国民军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实际上就是要国民军缴械投降。吴还将这些条件转送张作霖，以示“坦诚”之意。各派反国民军势力还准备调集50万以上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向国民军进攻。
段祺瑞看到国民军大势已去，却舍不得放弃执政的地位，又企图“勾结奉系，作奉军的内应，为鹿钟麟所发觉”。
4月9日，鹿钟麟发动了“北京政变”。
其通电说：
“往者段祺瑞因缘时会，入主中枢，解散国会，颠覆国体，政出专断，海内寒心。于是安福党羽，逢奸长恶，为所欲为。…三月十八日，莘莘学子，前往请愿，纯系爱国热情，乃竟开枪轰击，惨毙多命；较之‘五州’惨案，伤害尤多。”
鹿率领所部国民军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及皖系政客逃往东交民巷。鹿为缓和同直吴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曹锟也致电吴佩孚，要他与国民军捐弃前仇。吴氏部属亦劝吴同国民军议和。
然而吴佩孚不为所动，他说：
既与奉军合作，绝不反悔。并致电张学良、张宗昌：“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原定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
由于北京已在三面包围之中，14日通州陷落，国民军乃于15日开始向南口撤退。次日，北京秩序由王士珍组织的京师维持会来维持。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又出面执政。18日，奉军、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吴佩孚电令唐之道派兵监视段祺瑞，并对安福系分子予以速捕。20日，段祺瑞下野，离京赴津。
同日，贾德耀辞去国务总理之职，特任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执政职权。实际上执政府至此已名存实亡。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一直到颜惠庆内阁成立，只有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政府中断将近一个月，为民国成立以来所仅见。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