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25年至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势力，统一了军政、财政、民政，两广实现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就为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在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事力量，从广东打到武汉、南京、上海，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西南川、滇、黔各省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转向拥护国民政府。
1、冯玉祥的“回国”
此时的北方，冯玉祥在1926年通电下野后，将国民军交给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指挥，自己前往苏联考察军事和经济。
冯在苏联期间，受苏联革命的启迪，对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他和中国共产党员蔡和森、刘伯坚也多次交往，对国共两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冯在苏期间，中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失败，国民军全部撤退到西北各地。
这次大撤退，是国民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事件，在到达包头、五原一带时，部队已伤亡过半。部队困苦疲惫，士气低落。退向西北的国民军在吉鸿昌等部的支援下，稳定了甘肃局势，为国民军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
这时，北方形势非常严重。奉张正组织大军追击国民军。西安城内的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已被镇嵩军刘镇华部团团围困达4个月之久。
另外，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中共北方党负责人李大钊，曾先后三次电告冯玉祥，希望他尽早回国，将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以挽时局。国民军全体将领致电冯玉样，极其盼他回国，以确定大计方针。
冯玉祥在得知南口失利的消息后，倍感焦急，决定结束在苏联的活动，立即回国。据冯玉祥回忆：
在此情况下，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作准备，立即动身。
冯玉祥于1926年8月17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乘换汽车赴库伦。9月10日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路上碰到溃退的国民军将领。9月15日，冯玉祥行到达国民军总司令部绥远省五原县。
在回国途中，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曾问冯：
“冯将军，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么办理呢？”
冯自信地说：“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召集起来。”他的话使大家深受鼓舞。
五原是个人烟稀疏的地方，溃退西北的国民军大批集合在这里。冯一到五原，就受到国民军将领孙岳、徐永昌、方振武、弓富魁、鹿钟麟、宋哲元、石敬亭、赵守钰、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官兵们的热烈欢迎。
冯玉祥根据李大钊在密函中所提建议，提出国民军的行动方针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全体将领一致主张建立国民联军，公推冯玉祥为联军总司令。
冯玉祥在回国前，就表示拥护国民革命的纲领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经徐谦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
2、五原誓师
1926年6月，冯玉祥派代表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联系，双方达成协议：
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出师参加北伐；其部队按国民革命军标准待遇。冯玉祥回国后，先后派刘骥、李鸣钟到广州接洽南北会师问题。
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召开军事将领会议，决定成立国民联军，冯玉祥为司令。下午，国民联军万余人在五原举行了誓师大会，宣布国民联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党，冯宣誓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授旗。
冯在就职宣言中说：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
中国民众：
“穷的穷、死的死，其原因都出于此。…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苦痛，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至于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由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同集合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大会通电呈报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并通告全国。五原誓师大会上，还宣布成立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应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苏联人）为顾问。
此时，站在冯玉祥旗帜下、加入国民联军的有：
前国民军第一军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骥、刘郁芬；第二军的邓宝珊、李云龙、田玉洁、弓富魁、卫定一、史宗法；第三军的孙岳、徐永昌、杨虎城；第五军的方振武、阮玄武等部。
另外，前已降附阎锡山的韩复榘、石友三、郑金声等部也纷纷弃阎归冯。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冯玉祥正式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帮助下，建立了国民党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先后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联军中去。
刘伯坚还派人在包头创办《中山日报》，对广大士兵进行宣传教育。国民联军整顿、改编并扩充军队，还解决部队的急需等。国民联军对北方反动势力构成很大威胁，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3、张作霖的应变措施
直系吴、孙两大势力相继失败以后，张作霖既感到欢喜又怀有恐惧。喜的是北方没有人同他分庭抗礼，惧的是北伐军所向披靡。
在吴佩孚从汉口逃走的第二天，张作霖就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以“援吴”为名，派奉军南下抢夺吴佩孚的地盘直、豫两省。
张作霖在会议最后作了决定：派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张学良为预备军总司令。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吴佩孚，表示“联合师旅，共同讨赤”的诚意。
但吴佩孚在回函中却声称自己尚有雄师10余万，力足恢复武汉，只求接济饷械，并不需要派兵来援。
接着吴又补发一个电报：
“此间将领惑于风传，有假途灭虢之虑。弟如视兄尚有可为，请稍助饷械听其自谋。否则可令汉卿（张学良）来自取之，兄当遁迹世外。”
吴佩孚对张作霖出师南下，吞并地盘并不欢迎。张作霖如果强取硬夺，势必造成有利于国民革命军的局势。因此，他决定改变计划，采取“渐进”手段，徐图发展。
吴佩孚失败后，北洋政府杜锡珪内阁失去靠山，电请张作霖“入京主政”。直系王怀庆被奉鲁军逼走，于珍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奉系控制了北京城。
内阁总理杜锡珪，由于北京的部队向他索饷而坚决辞职，于是在10月1日内阁会议作出决定，由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处于瘫痪状态。
此时，冯玉祥已在五原誓师，准备从甘肃进军陕西，与南方的北伐军南北呼应。接着，孙传芳兵败江西，逃回南京。形势的发展迫使张作霖拿出应付时局的策略。11月11日，张作霖从奉天到达天津。14日，在蔡家花园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奉系将领外，还有吴佩孚的代表迟云鹏、孙传芳的代表杨文凯、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
张作霖在会上说：“北赤虽灭，南赤未除，我辈卫国捍民仔肩尚未能尽卸，故仍希望诸君本此精神，振作到底。”极力主张援孙援吴。
15日，奉鲁系要员又举行会议，决定：
(1)南方的军事，由奉军援吴佩孚，由直鲁联军援孙传芳，但出兵前应得到吴、孙的同意。
(2)西北军事，由奉军协同阎锡山钳制冯玉祥军。（3)北京政局仍采取不干涉主义。
但这次会议只是提出方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9日，孙传芳微服到天津向张作霖求援。20日，张作霖、孙传芳、杜锡珪及直鲁军重要将领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孙传芳建议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组织，并表示：“此后东南大计，悉听雨、效两帅主持。”
张作霖也表示：“吾辈同心讨赤，系道义结合。岂肯利人之危，图得地盘！”
4、安国军的成立
最后会议决定张宗昌、褚玉璞沿津浦路南下；吴军沿京汉线反攻，奉军南下予以援助；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同时出动，封锁海口，断绝北伐军的外援。
但这个决议将会使孙传芳失掉安徽、江西、江苏地盘，所以孙不肯离津南下。后来，根据杨宇霆的建议，在11月25日和26日，又于天津蔡家花园开会，决定由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传芳回南京，严守江浙两省。张作霖急电张宗昌：鲁军南下到浦口为止，切勿渡江。这样孙传芳就保住了江浙及皖南地区。
11月29日，张宗昌回到天津参加蔡园会议。杨宇霆提议将“讨赤”改为“安国”，张宗昌建议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于是，由孙传芳草拟推戴电稿。
30日，由孙传芳领衔以直、鲁、豫、苏、皖、赣、渐、闽、陕、晋、绥、吉、黑15省区联合的形式发表通电，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
列名者有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等。
12月1日，张作霖通电在天津就安国军总司令职，通电称：
“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诛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夙志。”
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韩麟春、张学良均升授陆军上将。张作霖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变相政府组织形式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三个厅，以郑谦为总务厅长，于国瀚为军务厅长，任毓麟为秘书厅长。
12月6日，张作霖发表反赤宣言，说：
“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为进一步控制北洋政府，张作霖本想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由于吴佩孚的反对，为保全奉、吴“合作”关系，仍保持顾维钧内阁的“超然”地位。
张作霖一心想做北洋政府的变相总统，而杨宇霆始终认为，在军事上没有确实把握以前，不宜直接出面组织政府。杨还反对组织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认为用“家天下”代替“公天下”是政治愚蠢的表现，而应让顾维钧内阁成为奉系的工具。这样，才使得顾维钧内阁能够延续下去。
1927年1月，顾维钧内阁改组，除陆军、外交、农商三部不动外，改派胡惟德为内务总长，汤尔和为财政总长，潘复为交通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罗文干为司法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为奉系筹措军饷和办理外交的附属机关。
张作霖对于顾维钧内阁不予重视，以“礼罗者硕，集思广益”为名，另外又设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即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设立了3个所谓“讨论会”。
它们分别是：外交讨论会，以孙宝琦、陆宗舆为正副会长；政治讨论会，以梁士诒、曾毓隽为正副会长；财政讨论会，以曹汝霖、叶恭绰为正副会长。这3个讨论会，是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关，是内阁以外的北洋政府内阁。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其军事计划一是派奉军进攻驻在包头、五原的国民军。二是以援吴为名，进军河南。三是令奉鲁军大举南下，联合孙传芳，对抗北伐军。这一时期，奉系在北方还进行了大肆的“反赤”活动。
1927年4月，奉军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16名苏联工作人员和35名中国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其中有李大钊。杨宇霆以高官厚禄向李大钊劝降，遭到李大钊严词拒绝。4月28日，奉系组织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绞刑，李大钊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还有国民党左派革命志士20人。
5、“会师中原”
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根据“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派佟麟阁师、孙连仲师进入甘肃，协助刘郁芬消灭了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张兆钾、孔繁锦的部队，达到“固甘”目的。为了团结各方力量，建立“联合反奉”战线，冯玉祥还派人同阎锡山联系。当时，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促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经过协商，达成建立国民军与晋军联合办事处的协议，初步形成了绥、晋、甘、陕四省联合抗奉的局面。
此时，冯玉祥还派出援陕大军以解西安之围。
早在1926年4月，吴佩孚任命刘镇华为“讨贼联军”甘陕军总司令，进攻陕西，切断国民军退路。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对西安发起进攻，企图拿下西安。守卫西安城的军队是国民军第二军第十师李云龙、第六师卫定一、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等部。刘镇华久攻西安不克，便在城外掘壕筑垒，以便长期围困。这时西安城与外界完全隔离近8个月，城内粮食俱穷，形势已非常危急。
冯玉祥命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以方振武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良诚部为中路，三路大军同时向西安进军。11月29日，援陕各军发动总攻，在守城军与外围国民军的内外夹击下，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动摇，势渐不支”，向潼关方向撤退，西安之围遂解。
援陕军乘胜追击，接连占领潼关、阌乡、灵宝、陕州、磁钟镇、硤石驿、观音堂等地。1927年1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命令各支部队陆续向东开拔。4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召开誓师大会，宣誓就职，在就职宣言中说：
“为大多数被压迫国民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
接着，国民军挥师进军河南。5月26日，重创奉军，攻克洛阳。随后，冯军兵分两路，一路直逼郑州，一路出击许昌。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也正进军河南。5月底，冯军相继攻克郑州、开封。北伐军也进驻郑州，从而实现了冯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计划。
6、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在冯玉祥进军河南，同北伐军遥相呼应，对反动势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时，直、奉内部进一步分化。1926年12月，奉军为阻止冯军进入河南，占领了直隶全境。冯军占领潼关后，吴佩孚决定反攻潼关，但内部已分崩离析。在吴的部队中，靳云鹗的实力最强，靳云鹗将写给吴的一封密函在报纸上公布出来，该函揭露了“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吴认为他有意煽惑军心，下令解除靳“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各职，以寇英杰继任。
靳被免职后，第十四师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在遂平、西平一带通电反吴，任应歧在许昌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魏益三所辖三师六旅四独立团在郾城以南与靳互通声气。另外，蒋介石早已任命靳云鹗为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在这种形势下，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已土崩瓦解，根本没有反攻潼关及武汉的实力了。
直系势力的分化瓦解，使北洋派系中能够暂时抵挡北伐军的唯有奉系一支了。
1927年6月11日，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奉系将领会议，孙传芳、张宗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对南方的和战问题。
杨宇霆在会上指出，北方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南方，各省军队必须统一名称，改用“安国军”旗帜，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
孙传芳补充说：“不仅军事上要服从，政治上也要服从。”
大家在讨论“最高问题”的过程中，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当天，北方镇威、直鲁、五省联军一律统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生、褚玉璞为安国军第一至第七军团长。由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任命内阁总理。
6月16日，孙传芳、张宗昌、吴俊生、张作相、楮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署名《拥戴张作霖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通电》发表。同一天，张作霖发表“讨赤”通电。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以实现其“我终久非干他一下（做总统）不可”的愿望，过把“元首”瘾。
在就职宣言中，张公然声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
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亦称安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
(1)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2)大元帅于军政府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之权利；(3)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4)国务员之数如下：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5)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6)国务员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7)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不相抵触得适用之。
由此北洋政府号称由大帅统率陆海军，张作霖“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而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帅执行政务，又回到袁氏北洋政府总统集权制。
张作霖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其阁员是：
外交总长王荫泰、军事总长何丰林、内务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阎泽浦、司法总长姚震、实业总长张景惠、农工总长刘尚清、教育总长刘哲，交通总长由潘复兼任。
这样，张作霖就成为最后一届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当时的北洋虽处于风雨飘摇中，但借此为号召，团结北洋，联络外洋，力图挽回败局。然而，他在位不到十二个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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