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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从苏俄“移植”而来的，从一开始就受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注。“移植”一说出自斯大林之口。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一个认识、变化、演变的过程，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示，也有一个接受、应对、“移植”的过程。

通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的最新解密档案，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移植”的历史轨迹。

1、中共对“苏维埃”的认识

世界苏维埃运动源于苏俄。1905年的俄国革命就创建了“苏维埃”的政治组织形式。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十月革命的震撼、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等，开始宣传“苏维埃思想”，主张建立“苏维埃劳农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那架机器一苏维埃”，“以至全国的苏维埃”。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的建议，派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同中国革命者沟通、联络。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关注、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宣布“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

1922年1月“国民革命”提出后，共产国际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就应归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一国民党。中共只有通过努力促进国民党改变性质，或者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并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时再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苏维埃运动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才能进行。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新阶段应该联合“工人和贫民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第一步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建立“工农苏维埃共和国”。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拉狄克在发言中说，中共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提出，“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中国共产党“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一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

共产国际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还设想了一个类似于广州革命政府式的工农民主政权，认为它将有利于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迈进，广东政权是“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甘在野党的地位，一再声明中国共产党没有立即建立苏维埃的打算。

陈独秀曾说：

“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个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

陈独秀一再提醒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入政权，恐怕这要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在《汪陈联合宣言》中声称：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陈独秀以否认中国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为代价，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这些是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对“苏维埃运动”的探索和认识。

2、苏联党内的“分歧”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开始出现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

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国民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在中山舰事变前后，拉狄克（已成为托派分子)就提出，国民党已经发展成为有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就可能从发展革命的因素变成削弱革命的因素，“就会对来自共产党人的监督感到恼火”，统一战线就会“出现不断的摩擦，造成了分裂的危险”。

共产党员到了“应该提出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形势的时候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应当有独立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它们之间的联系应该通过中央的和地方的联合委员会来实现”。

斯大林就此进行反驳。

1926年11月30日，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演说时说：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

在谈到关于中国农民问题时，他批评米夫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认为必须立即提出成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是一个错误，“米夫往前跑得太远了”。他认为，“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候，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组织得成”。

中国事态的发展确如反对派所料。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蒋介石羽翼渐丰，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的态度日益强硬，甚至提出要“我们准备决裂”。而联共（布）、共产国际多数派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一直努力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

1927年3月18日，拉狄克率先在共产主义学院辩论中抨击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在上海而在汉口，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他认为必须立即开始在民族革命运动内部反对资产阶级，准备同蒋介石作坚决的斗争。3月31日，托洛茨基在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信中说，在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

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此时被视为民族民主的机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它应该成为和变成为了政权或者地方政权机构以及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斗争机关。布哈林叱责反对派是“绝对错误的”，认为蒋介石虽属反革命倾向的派别，但“客观上他还在进行解放战争”，他领导的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斯大林还把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誉为是要榨尽国民党这个“柠檬”。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一时还没有“分共”。围绕着如何对待国民党，中国是否立即组织苏维埃政权问题，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主要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布哈林之间。

3、斯大林的主张

季诺维也夫认为：

“不要作任何这样的尝试：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问题。”“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为的只是积聚力量、立即将群众引到他们的旗帜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并竭力将他们赶出去和消灭掉。我们的口号暂时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

他告诫：

“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

基于这种认识，季诺维也夫认为，现在“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

托洛茨基也主张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工作，但目的“是要把工农渐渐拉到自己方面来”，“应公开的，直接的，用自己的名义，自己的旗帜，把工农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保留共产党批评同盟者的自由，监视同盟者同监视敌人一样每分钟都不要忘记”。“应注意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己的武装力量”。

为此，托洛茨基主张：

“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使之与中国革命前途并进，使之与革命的命运相互反映。”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

对此，斯大林和布哈林进行了反驳。

斯大林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心”，要予以支持，因此不能建立苏维埃政府。

他指出：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武汉的左派国民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至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

他认为：在革命的国民党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地区，现在号召在这个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成立“起义机关”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显然是不适当的。

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成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地主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府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布哈林也指出，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而且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叛徒。武汉必将成为吸引广大群众的中心。武汉及忠于武汉政府的军队应当成为军队中的组织中心。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采取退出国民党的策略是荒谬的。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强烈主张中共应立即“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和布哈林则“坚决反对超越尚未完成的革命阶段”，谴责“退出国民党这一群众组织的观点”，认为“如果退出国民党，就是把它拱手让给右派，并使共产党人孤立于国民党群众之外”。目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越过武汉政府和左派国民党”。只有“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上层中的大多数人也脱离了革命，并开始镇压工农运动”，共产党人才能“向这个已不再是‘真正革命的’政府宣战”。

在这场争论中，正确主张与错误意见交织在一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认为不应对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这是正确的，但主张立即成立苏维埃政府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又错了。斯大林过于强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是一种失误，而不要急于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则是正确的。

4、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交锋”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全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会上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否定了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

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示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直接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或那种实质上必然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立场。”

并认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主张“暂时不必退出国民党的”，而又不支持武汉政府的态度，“同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一样蠢”，“实际上就是让右派夺去国民党的旗帜”。

决议认为：

“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上层分子，就其阶级成分而论，不仅代表着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代表着一部分中产阶级。因此，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经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欠妥当的，因为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在武汉政府辖区内）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就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双重政权”，“直接在中国建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而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种基本条件。

显然，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全会上，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失败，斯大林意见占据了上风，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在中国是否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上述判断、结论应该说更接近中国革命的实际。

后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一次演说中总结这次争论时这样说：

“在关于中国的三个问题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问题、苏维埃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发生过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反对派都失败了。”

“1927年4月，一部分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组织苏维埃以推翻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反对派也要求立即组织苏维埃，然而这是为了支持武汉国民党，不是为了推翻它（季诺维也夫）。”

这两部分反对派“都要求组织苏维埃，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参加执政党”，“这种蠢事是再蠢的人也想不出来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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