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1年春，时任驻德公使的蒋作宾在从德国回国时，遵循蒋介石的命令，特地途经东三省，对中日关系进行现场调查。
5月，他报告南京说：
“东三省事急，日人竟敢在东省开自主同盟会，实属骇人听闻，应有相当宣言，促日人觉悟，否则恐日人不久将有事于东省，未可漠视。”
提出这一警告的同时，蒋作宾还建议立即成立“中日交涉委员会”，加强对日工作。
1、内外交困的中国
蒋介石接此建议后，决定派蒋作宾出使日本，以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6月初，国民政府通知日方：中国拟将蒋作宾作为“大使”派驻日本，希望日本也能采取类似措施。日本对此没有作出回应，但国民政府仍然在内部将驻日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待遇”(每年增加40%的经费)。
同年8月，蒋作宾被正式任命为驻日全权公使。出发前，蒋介石等政府要人多次与蒋作宾讨论中日问题，并敦促他尽快到任。这和前述“大使待遇”一样，反映了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中日关系现状的深刻不安和急于予以缓和的强烈愿望。
但是，由于长期忽视日本问题，国民政府在对日政策方面总的来说缺乏研究。因此，虽然有缓和中日关系的强烈愿望，却不知从何着手，连当时被公认为日本问题权威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蒋作宾向他请教时，也只是回答“对日总以不问不闻为唯一无二之好主义；若至于国家存亡有关时，则以死拼之”。
戴季陶的这种回答反映了国民政府领导层对日本现状的认识不足。
据重光葵回忆，在当时的日本，议会中充斥着对币原喜重郎“软弱外交”的攻击，军部的强硬派态度日趋激烈，就内政来看，对中国推进币原外交的可能性已完全消失。
但是，南京的国民政府与东北的张学良当局，虽然对日本在东北的意图抱有危机感，从总体上来说，却只是判断日本仅仅是要维护既有的“满蒙权益”，对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可能性，则都无预感。外交的基础是内政。从当时中国的内政来看，国民政府也缺乏处理对日问题的国内条件。
1931年的中国，国民政府距南京建都刚过4年，其面对的国内状况可以概括为3点：
一是军事的虚弱。
国民政府的军队名义上号称有240万人，但听命政府的“中央军”只有40余万，其他大多是从旧军阀军队改编而来的部队，中央对他们无法直接指挥。
此外，几乎所有军队都只经历过内战，而无国际战争的经验。至于从组织、训练和精神等方面来看，则都还处于混沌状态。时人还形容其在装备方面，从古代的器械到先进的武器，一切皆有，但一切都不完全，如果逐一收齐它们，将汇成一个不错的博物馆。
二是经济的贫困。
由于多年的外患和内乱，1931年的中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现代工业产值仅占总产值的5%不到，而且其大部分是集中于沿海或沿江城市的轻工业，重工业产品则大多依赖进口。同时，1931年夏天，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还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水患，受灾人口多达5000万。
三是政治的分裂。
自1927年建都南京以来，国民政府与各种反政府势力内战不绝，到1931年才终于初具中央政府的雏形，但离真正的中央政府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国家的统一也还停留于形式。
这种政治局面主要缘于以下3点。
首先，1927年4月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到1931年已经影响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安徽、广东、广西等多个省份，红军已有数万人，并在所占地区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对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
其次，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反蒋集团，特别是其中被日本当局称为“广东派”的势力，还刚于1931年5月在广州建立了自己的“国民政府”，并自称正统，而全面对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再次，旧军阀势力和地方势力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自己的地盘上，依然维持着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
因此，在国民政府名义下的24个省中，向中央缴税的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5个省。尤其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原东北军阀势力，在宣布“易帜”之后，不仅继续保持着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且还利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将其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华北。
至同年11月，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统治着黄河以北的几个省份。他虽然在名义上保持和南京政府的统一，但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已经对之无可奈何。
特别是，1931年3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和国民党粤系等反蒋势力两面夹击的蒋介石，虽然身兼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三大要职，却不得不为了确保得到张学良的“诚意合作”，而承诺让张学良控制“北方十省”，使张的权力更加强大。
归结而言，1931年的中国国情可概括为军事虚弱、经济贫困和政治分裂。因此，虽然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蒋作宾使日来回避或推迟日本的侵华行动，但对看穿中国困境的日本来说，它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外交是要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才能受到对手尊重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负重命的蒋作宾还在赴任途中的时候，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2、解决中日纷争的三条道路
面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如何解决中日纷争成为中国的核心课题。其时，各界围绕此课题所提出的方案可大致归纳为3种。
第一种是主张对日绝交，以军事决战打退日本的侵略。
它主要出自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般舆论及各种反政府势力，而且占据着多数。其理由很单纯：被战争夺去的领土只有用战争夺回。其逻辑也很简单：爱国就要主战，妥协退让就是卖国。
第二种是主张与日本一对一地直接交涉，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纷争。
从日方的档案看，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在事变爆发的翌日即9月19日就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建议：
“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一般方法，中日两国立即挑选合适的有力人物组成一个委员会，着手调查与解决。”
9月21日，币原外相对此表示同意。但是，22日宋子文在接获日方答复后，突然撤回了自己的建议，说：
当时无论是我还是重光公使都以为事情只是地方性的单纯的骚乱，但现在整个东北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从中国目前的气氛看，难以进行直接交涉。
宋子文突然改口的原因在于9月21日国民政府举行的紧急会议。
它是由刚刚从“剿共”前线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召集的。
蒋介石在会上强调：目前唯一可行的道路是诉诸公理，而第一步是将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提诉于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的参加国。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会议最终决定目前不和日本直接交涉，而信赖国际联盟的裁决。
这在当时被称为第三条路。
对于深知中国虚弱国情的蒋介石来说，用外交而非军事解决冲突，是最自然的选择。但是，既然重视外交，他为何要否定宋子文建议的对日直接交涉，而专以第三者即国际联盟和《非战公约》的参加国为对手，谋求国际解决呢？
3、为何要诉诸国联？
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后来在许多场合作了解释。其要点可分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整理。
首先是谋求国际解决的必要性。
具体言之，一是认为中国目前尚处于虚弱、贫穷与分裂状态，受双重外患（来自苏联的“赤祸”与来自日本的侵略）与多重内忧(国共内战、中央与地方对立等)所困扰，军事上亦尚未作好准备，故同日本作一对一的军事决战等于自杀。
二是认为，一旦中国向日本绝交、宣战，《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条约，会立即随之对中日两国丧失效力。结果是中国不仅自己放弃了条约的保护，而且还要负废除条约的责任，而日本则解除了国际条约的束缚，可凭借其强大武力在中国为所欲为。
三是认为，在日强中弱的状况下，没有国防实力作依托的一对一的中日外交谈判，不但必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即使达成协议，也不能保证日本一定遵守。所以，中日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有第三国的参加与监督、保障。
其次是谋求国际解决的可能性。
它的主要根据有两条。
一是认为中日两国都是《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缔约国，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暴行不仅背离了国际道义，而且亵渎了前述国际条约的精神。所以，由日本的违约所造成的中日纷争本身具有国际性质，三大条约的其他相关国为维护国际公理，必定会援助中国与制裁日本。
1920年1月生效的《国际联盟盟约》规定了成员国反对战争和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义务。
1922年2月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签署的《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第一条规定了4项原则：
(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3)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1928年8月签订的《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主旨是规定缔约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并仅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二是认为英、美等第三国在中国拥有国际条约所赋予的种种权益，故谋求独占中国权益的日本的侵略，不仅损害中国，而且损害第三国。
因此，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第三国和中国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即为保卫本国利益也必然实行援华制日。这样，对于日本的侵略，中国除了军事决战与直接交涉（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外，还有依赖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的第三条路。
综上所述，蒋介石等人提出的第三条路，既基于对日本的不信任和从中日两国国情出发的策略性考虑，又立足于对国际公理的信赖和对中国与第三国共同利害所构成的“利益连锁”的期待。
但是，就当时全国的一般反应来看，虽然关于第二条路（直接交涉)的主张因处于极少数而立即就被否定，关于第一条路（对日绝交、军事决战)的主张却在舆论上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形成对国民政府的巨大压力。
因此，蒋介石等人所主张的第三条路能否真正成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国策，还须先经过国人对“军事决战”可行性的检验。
4、“不抵抗政策”的本质
在军事方面，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长期被批判为“不抵抗政策”。但从敌方的档案来看，这种一概而论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当时，日本通过破译张学良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秘密电报，对中国的对日态度留下了许多原始记录。它证明，在1931年7月2日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给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发出的是这样的电报：
本次对日交涉，我方应该尽量保持冷静，(1)不虚张声势；(2)不扩大宣传；(3)不排日排货；(4)不采取游行演说一类行动，不煽动风潮。日本素来狡猾阴险，但目前我国尚非与之对抗之时。
由该电报的时间可知，它针对的是万宝山事件而非尚未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其本意是强调目前尚不具备对日采取强硬手段的条件，故应该以冷静态度处理万宝山事件。因此，过去以这封电报作为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在时间上与内容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相反，日本的记录还证明，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在比蒋介石电报早4天的7月7日，即已命令东北军：
日人趁我多事及军事紧张之际，八方挑衅，图以武力压迫满蒙。我方若与日本冲突，彼将重演旅顺大连旧事，一举占领满蒙。鉴此，我方应竭力避免冲突。
张的电报说明，九一八事变之前在东北避免对日冲突的方针，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张学良的主动决策，而并非基于蒋介石的命令，换言之，蒋介石7月11日的电报仅是对张学良7月7日方针的赞同。
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史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方确实有“不抵抗”的命令，但这不是来自蒋介石或南京中央，而仍然是来自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张学良本人。
如张学良在晚年自己承认的：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指示是“相机处理”，而非“绝不抵抗”。
另一方面，从9月18日至10月，蒋介石等南京高层对张学良的“不抵抗”采取默认态度也是事实。其背景，除了前述对国际解决的考虑外，另一原因是事变初期蒋介石等人认为，东北的事态只是日本关东军的自由行动，在日本政府的制止和国际联盟的压力下，关东军不久就会自动撤退。
蒋作宾是9月22日抵达东京的，当天下午他就为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会谈。
币原在强调自己仍持亲华态度后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决无侵并土地之心。”
对于币原的这个观点，蒋介石高度评价，称“币原在外交上，是比较有些世界眼光，对中国必先有深刻的研究，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
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有3点：
其一，关东军的行动既然不是出自其政府意志，中方如果和关东军发生武装冲突，反而会给它提供拒绝撤退和扩大侵略的口实。
其二，日方内部存在着军部和外务省、经济界等方面的对立，军人的非法行动不久就会被以币原外相为中心的稳健势力制止。
其三，国际联盟值得信赖，日本将屈服于国际联盟的压力。
但是，随着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步步扩大，日本政府对其实质上持默认态度的真相日趋明显，国民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随之作出了反应：
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提出要筹划应付“日本运动东北独立”等重大问题的方策，并决定：以政治会议外交组为基础，再增加若干政界、外交界要员，成立统辖对日问题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下设政治报告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等。
各组由9至13人组成。1931年9月的外交组成员有胡汉民、王宠惠、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李煜瀛、王树翰、张群、朱培德、刘尚清、贺耀组等12人。但其时胡汉民拒绝与会，王宠惠、王正廷、王树翰、刘尚清等人则因故缺席。经常出席的主要是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李煜瀛、朱培德等人。
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特种外交委员会”)。这是国民党中枢应对事变的一个重要措施。
5、蒋介石态度的转变
10月8日，蒋作宾公使在和币原外相的会晤中，感到“日政府外交与陆军似渐趋一致，世界大战恐不免也”。
特种外交委员会收到蒋作宾的相关报告后，立即指示他了解：
“(1)西园寺意见，(2)陆军派和外交系妥协程度，(3)各政党行动，(4)日政府对中国所抱最低限度要求”。
上述指示似乎还对日本的“稳健势力”留有一线希望。但在10月29日（国际联盟第二次作出要求日军撤退决议的第5天后），蒋介石终于认识到：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决议的态度已十分明显，虽然它正面临进还是退的抉择，惟从日本传统对华政策看，其必定更进一步。
以此为契机，南京中央改变了对张学良“不抵抗”的默认，而一步步推动军事上的对日抵抗：
11月12日，蒋介石致电表彰马占山军队的自卫；14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实力收复东三省；20日，代表大会授予国民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25日，针对日军对锦州的进攻，蒋介石和特种外交委员会决定：“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
翌日，美、英驻华公使拒绝了国民政府关于“第三国保障锦州安全”的要求，并施加压力，要国民政府为避免与日本的冲突而将中方军队自行撤退至山海关。
据此，国民政府抛弃了“和平保护锦州”的设想，确定了“实力防御”方针，并向张学良发出了对日本的进一步进攻必须自卫抵抗的命令。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态说明，“要不要”军事抵抗是一回事，“能不能”军事抵抗是另一回事。因为，对后者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当局者的主观意志，而是中国的客观国情。
先看国民党广东派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在9月21日即中止了对广东国民政府的讨伐，并决定派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但日本的谍报证明，广东派口头上宣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行动上却以推翻蒋介石为优先，“反复向代理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表示：广东政府此际正要求蒋介石下野，蒋如不从，广东将要求列国撤销对南京政府的承认，请日本承认广东政府为事实上的中国政府，然后与广东解决满洲问题。”
因此，尽管南京方面反复呼吁一致团结，广东派的回应却仍然是一边谴责南京“卖国”，一边为逼迫蒋介石下野而暗中争取日本支持。
再看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内的各种地方势力的表现。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一边高喊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边却不停止相互间的内战或纠纷。
在国家、民族利益和地方、团体利益之间，他们更重视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因此日方评论说：中国的旧军阀最怕的是中国统一，因为那将使他们失去昔日的荣华富贵。他们嘴上高喊以身殉国，心里想的却不是夺回东北地区，而是如何不让蒋介石统一中国。
同理，他们视自身的单独抗战为愚蠢的自杀行为，因为它既不能战胜日本，保卫中国，还丧失了保存自身地盘所必需的实力，因而难免在以后的内争中垮台。
这种分裂状态，再加上前述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和日本的巨大落差，使国民政府的抗战努力步步受挫。在锦州问题上，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再三阻止张学良放弃锦州，但均遭到张的无视，1931年12月底，锦州沦陷于敌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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