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从秦朝开始，作为统县政区，其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然而，唐宋以后，“郡”却被取消，而“州”则由最初的统郡政区降级成了统县政区，取代了之前“郡”的地位。在这近一千年的岁月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郡”的消失和“州”的贬值呢？其实，追根溯源，这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郡”，始现于战国时期。当时“郡”是比“县”还要小的政区，而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在新占领地区不再实行分封制，改为实行“郡-县”二级制，归中央直辖。等到秦国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正式成为统县政区。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最初天下三十六郡名称，导致这三十六郡出现了多个版本，按照《汉书 地理志》的记载，三十六郡的名称是：

《汉书 地理志》：河东、太原、上党、三川、东郡、颍川、南阳、南郡、九江、泗水、巨鹿、齐郡、琅邪、会稽、汉中、蜀郡、巴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南海、桂林、象郡、邯郸、砀郡、薛郡、长沙

当时京师咸阳附近另外设置内史，其地位相当于郡守。但是后代史书，比如《续汉书 郡国志》《晋书 地理志》却与《汉书 地理志》记载不同，出现了“黔中、鄣”等郡。因为秦朝刚刚统一六国的时候，并没有北取阴山、南下进攻百越、两广。所以南海、桂林、象郡、九原等郡不可能包含在一统时的三十六郡之内。故历代史学家得出一个共识，即秦初确实有三十六郡，但是随着后来秦军南下和北上，秦末应该扩充至四十余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经考证，认为秦末共四十六郡，分别是：

上郡 巴郡 汉中 蜀郡 河东 陇西 北地 南郡 南阳 上党 三川 太原 东郡 云中 雁门 颍川 邯郸 巨鹿 上谷 渔阳 右北平 辽西 砀郡 泗水 薛郡 九江 辽东 代郡 会稽 长沙 齐郡 琅邪 黔中 广阳 陈郡 闽中（以上为最初三十六郡） 南海、桂林、象郡 九原 东海 常山 济北 胶东 河内 衡山

秦朝诸郡示意图

汉朝建立后，承秦制，依旧以郡为统县政区。而随着汉朝国力的发展、版图的扩大以及人口的增多，郡越来越多，中央直接管理十分困难，并且郡守权力太大，导致尾大不掉。于是一生致力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汉武帝，于元封五年，把除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以外的全国地域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刺史部，而这些刺史部，则采用了“州”这个名字。在此之前，“州”在华夏大地是一种近似于传说一样的行政划分，即大禹的“天下九州”。而这九州究竟是哪九州，各种上古、先秦时代的书籍说法不一。于是汉武帝采纳《尚书 禹贡》和《周礼 职方》中的说法，为这十三州取名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益州、幽州、并州”外加“朔方、交趾”，合计十三刺史部。但是，这个“州”并不是行政区，只是监察区。州刺史仅仅有监察之权而无行政权，秩六百石。当时的“州刺史”地位不如“郡太守”，后者秩两千石，掌握一郡军政大权。到了东汉，天下仍分十三州，即“幽州，冀州，并州，兖州，司州(司隶校尉部)，豫州，徐州，荆州，青州，扬州，凉州(先设雍州，后改凉州)，益州，交州”，外加西域都护府。

到了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期，爆发了黄巾起义，各地烽火不断。而这时候，郡的辖区就显得过小，不利于集中力量扑灭起义。于是中平五年，汉灵帝开始设置州牧取代刺史，掌一州的军政。至此，“州”彻底成为了统郡政区，到了汉献帝建安年间，东汉共计拥有十三州一都护府，下辖一百三十七个郡、国，县接近一千二百个。

东汉十三州与郡国

所谓国，是指诸侯王的郡国。西汉初年，实行郡县、诸侯封国二元统治，最初诸侯国是王国，跨数郡甚是十数郡。随着汉初异姓诸侯王被逐一铲除，以及汉武帝时期推恩令的实行，百余年后至东汉、魏晋时期，诸侯王只能由宗室担任（王朝末期的权臣除外），爵位都是郡王，其封国就是郡国。比如琅琊郡，一旦成为某诸侯王的封国，则去“郡”称“国”，称琅琊国。如果琅琊国被废，则再改回琅琊郡。

一般而言，两汉魏晋时期，郡的长官称为太守，而京师所在郡的长官称为“尹”，相当于地位特殊的太守，比如东汉京师洛阳在河南郡，河南太守就称为“河南尹”，东晋京师建康属丹阳郡，丹阳郡太守就称“丹阳尹”。而封国由国相管理，地位等同于太守。一些重要的郡、诸侯国则称太守、国相为内史，比如东晋的会稽郡，归会稽内史管辖。

早在三国时期，魏、蜀汉、吴三家就已经各自增设州郡，破坏东汉末年的政区划分。汉末的荆州，曹魏和孙吴各占据一部分，因此两家各设荆州。孙吴还占据了东汉末年的扬州、交州。鉴于交州偏远但是政区却很大，于是孙吴从交州分出了广州。蜀汉原本只占据东汉末年的益州一州、汉中郡以及南中等地，但后来蜀汉又分益州数郡设立了江州。曹魏也分凉州一部分为雍州，占据辽东的公孙家则私下设立平州。这还只是州数的增加，郡县增设的历史则更早，东汉末年各路诸侯早就在自己领地内私设郡县了。等到西晋一统的时候，西晋从益州分出梁州、宁州，又在雍、凉、梁三州交界处设秦州。再从幽州正式分出平州，分荆、扬州设立江州（原蜀汉江州取消，新江州在今江西九江一带），至灭亡时共二十州，一百七十多郡、国，一千二百多县。

西晋州郡

西晋的八王之乱，耗尽了西晋的国力。笑到最后的东海王司马越并没有能力维持住一统江山，他病死后，北方最终沦陷，成为五胡的战场。部分中原士族留守中原，在北方出仕异族政权，开启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部分士族则衣冠南渡，成为著名的“侨姓士族”，与司马家的宗室疏属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左共建东晋，开启了皇帝与士族共治天下的门阀政治。当时天下四分五裂，东晋虽号正统，但却只占有原西晋的荆州、江州、扬州、交州、广州，北方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全部沦陷。后来大司马桓温灭成汉，夺回益州、宁州，而后几经北伐，尤其是桓温、刘裕的北伐，夺回中原大部，版图扩大至凉州、徐州、豫州、青州部分地区。但即便如此，东晋一朝也不及西晋版图， 却先后设置了二十多个州，超过了西晋。东晋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州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刘裕北伐后，东晋最大版图

首先就是士族门阀和朝廷的长期对抗，最为著名的就是荆、扬之争，还闹出了东晋荆州桓温、扬州殷浩互不配合、各自北伐的闹剧。东晋是门阀政治，侨姓士族不仅控制着朝廷，势力也深入地方。桓温当初仅控荆州就能灭掉成汉政权，其子桓玄更是自立为帝。对于半壁南朝而言，本就是军事要地、必争之地的荆州、扬州的体量过大，对于朝廷是巨大威胁。因此，东晋以后，历代南朝都对荆、扬进行分割，比如从荆州分出湘州，扬州划出部分郡县分给江州。

其次，就是侨置郡县。北方沦陷的时候，士族并非单独南下，而往往是作为宗族、乡里领袖，携带同郡民众跨过长江。古人多相聚而居，离开故土来到江南，自然也希望保持原有籍贯，住在一处，同时也变向表示对故土的怀念。于是为了方便管理，东晋政府就开始侨置州郡县，用来安排南下的侨民。这些侨置州郡县，皆以侨民所在故州郡地命名，设在荆、扬等州境内，但并无实土。即这些侨民只有户籍，侨置州郡的地盘实际上还是由原来的荆、扬等州管理。比如琅琊王氏原出自徐州琅琊郡，南下后，东晋政府就在扬州侨置徐州琅琊郡，用以管理琅琊王氏的族众以及原琅琊侨民。像兰陵萧氏也是如此，居住于侨置的兰陵郡。东晋一朝，先后侨置了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州。

最后，就是北方边境的变迁。东晋一朝数次北伐。刘裕北伐后，东晋版图达到极盛，新收复了北方兖、青、徐、雍等州。但是由于南方已经侨置了这些州，而侨民，尤其是侨姓士族在江南已经立足百年，权力如日中天，根深蒂固，不可能再回到故土。为了以示区别，刘裕就在新收复的故土州郡前加“北”字。于是就同时出现了北徐州、北雍州、北兖州等州。东晋末年实际设立的州共有扬、豫、江、湘、宁、交、广、司、荆、梁、徐、北青、北雍、北徐、东益、北并、北冀、北兖等州。刘裕篡位建立南朝宋后，又将新复州郡的“北”字全部去掉，而在南方侨置州郡前加“南”字。这就是“南兰陵”、“南琅琊”、“南颍川”、“南徐州”、“南兖州”等州郡名称的由来。

东晋侨置郡县

而进入南北朝以后，刘裕时代收复的北方故土如青、徐等州，大多被新崛起的北魏政权逐一攻破，南北二朝在淮北、淮南、河南一线反复拉锯。而南朝宋时期，门阀政治结束，皇权复苏，士族虽然地位依旧崇高，但是已经有了位高而权不重的趋势。这就是后来南朝一直执行的政策，“藩王镇地方，寒门掌机要”。而为了防止地方坐大，同时也为了有更多的“州级”官位来安排功臣宿将，南朝宋再次掀起了细分州郡的浪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将侨置州郡实土化，这类州有：分扬州置南徐州，分徐州置南兖州，分荆州置雍州。随后，将长江以西地区划归豫州，分荆州、湘州置郢州，再分荆州为司州，分广州置越州，分青州为冀州，分凉州置南秦州、北秦州。这些新州郡分分合合，时而存在，时而取消，异常混乱。像新置的重镇郢州，即今武汉市一带，后来又分江州、豫州等郡县并入郢州。江州本来也很大，重新划分后仅在重镇寻阳郡（今九江市）一带。最惨的要数荆州，由原本长江以南第一大州，被多次瓜分，也看出了南朝统治者对于荆州的忌惮。重新细分后的荆、湘、郢、江等州都成了长江沿岸的重镇，多次出现在历史重大事件中。

南朝版图变迁

到了宋孝武帝刘骏时期，南朝进行了多次检地、勘察人口，合并州郡，但依旧有二十二州之多。南齐时期，在北魏的猛烈进攻下，已经丢失青、徐大部的南齐，共有二十三州、郡三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七十四。南齐自居正统，天命所归，二十三州皆取自西晋十八州的名称。梁武帝萧衍，原是南齐雍州刺史，此时的南朝雍州其实在原荆州襄阳郡一带，东晋时期大批来自北方雍州的士族及乡民过江投奔东晋，于是就近被安置在了襄阳一带，这一带也就成了南朝的雍州。萧衍起兵建立南梁，依靠的是雍襄士族、豪强的支持，因此得了天下后，乱封太守、刺史。州不够了，就分割置新州。州下辖的郡县也越来越多。而南梁初期，军力强大，被北魏称为“南朝百年罕见”，因此北方战线往前推移，又多出很多新增州郡。到了梁武帝大同年间，南梁居然已经由南齐末年的二十三州，变成了一百零七个州。南梁武帝丝毫不觉得难于管理，反而乐见于此，借机“夸耀疆土于北朝”，显示南朝的强盛，实则自欺欺人罢了。由于侯景之乱，建康被攻陷后很多典籍遗失，导致南梁究竟有多少郡县已经无法考究清楚了。但是，南梁却出现了都督“荆湘等十三州诸军事”、“都督益州等十州诸军事”等这样的官职，由于州设立的过多，史书已经懒得将所有州名称都列在官职中了。随后的南陈是南朝地域最为狭小的一个王朝，其土地仅仅相当于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却建立在侯景之乱后的江南废墟之上，虽百废待兴，却有大批的功臣宿将需要册封。境内割据的大小豪酋帅，也需要封赏。南陈在狭小的国土内，硬是设立了四十二个州，一百九十个郡，四百三十八个县。

南梁、南陈之际，由于州郡县数过多，导致州郡泛滥。虽然如此，“州刺史”依旧比“郡太守”尊贵，一些割据势力，明明只占据一个郡，朝廷却为了显示恩宠，将该郡升格为州。这就导致原本东汉、魏晋时期一州辖十数郡、一郡辖约十县的情况，变成了一州下辖一、二郡，一郡只辖一、二县的情况。极端的还有一州辖一郡，一郡辖一县，以及两州共用一郡、两郡共用一县的情况。

南朝如此，那么北朝呢？其实北朝更为混乱。晋末以来，北朝先后历经前秦符氏、后秦姚氏、前赵刘氏、后赵石氏、前后燕慕容氏、北魏拓跋氏、北周宇文氏、北齐高氏等政权的统治，地域划分更加混乱。像前燕慕容氏，在仅仅统治辽东一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侨置郡县，招揽中原的难民。北魏时期，更是广泛增设州郡，并且为新设州取新的名字，比如恒州、肆州、相州、瀛洲、夏州等，数不胜数。到了南北朝末期，只占据关东、淮北的北齐，在天保末年就设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县三百六十五。北周本来地域狭小，只占据关中、陇西，后来兼并巴蜀、江汉一带，最后逆袭灭了北齐后，大象二年期间，共设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县一千二百二十四。

原西晋的并州，被分为恒州、朔州、肆州、汾州、并州等州

隋朝一统，三百年乱世结束。隋文帝杨坚发现，全天下居然有大概二百五十余州，一半以上的州不足千户，每个县不足百户。这样的州郡县，早就失去了三级管理的意义，也难怪当年西魏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会说“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于是，隋文帝杨坚废“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二级，这是“郡”这个行政区域第一次被官方取消。而“州”，从此时起，贬值成了昔日的“郡”，成了统县政区。

虽然“州”已经成了统县政区，但是“统县政区”究竟是用“郡”，还是用“州”这个名称，历朝皇帝还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野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慕秦汉制度，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全面恢复古郡名。经过合并郡县，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县一千二百五十五，并且完全按照《尚书 禹贡》记载，设立九州作为监察区。但是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为了表示与前朝的区别，又废郡为州。然而，二级制还是不太好管辖，唐太宗时期，按照山川形式分天下为十“道”，虽不是统郡政区，但是“道”的出现，使得“州”彻底贬值，再无恢复为统郡政区的可能。

结果，“州”和“郡”的纠结还在继续。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开元盛世，国力极盛，“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李隆基骨子里也仰慕秦汉文化，于是再次改“州”为“郡”，郡上继续设监察区“道”，共分十五道。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盛世轰然倒塌，新登基的唐肃宗为了新朝气象，同时也是方便整编被叛军占领的地区诸郡，于是再次改“郡”为“州”。

唐朝十五道

唐朝后来又出现了“府”这一级，“府”是地位更高、更重要的州，其实和“州”一样，都是统县政区。后期的唐朝节度使藩镇遍布，“道”一级也名存实亡。宋朝建立后，将“道”改成“路”，使“路”成为监察区，“道”这个名称逐渐消失。“路”之下是各府、州、军、监等，作为统县政区，没有恢复“郡”这一级。但是宋朝，却是唯一一个，官方在州之后附上郡名的朝代，宋人将“州”和“郡”视为同一行政区，“郡”作为“州”的别称存在。如邳州，在宋代叫邳州下邳郡，意思是该地就是原来的下邳郡。沂州，叫沂州琅琊郡，郑州，叫郑州荥阳郡。而升级为府的地区，则会同时附上州名和郡名，比如开封府，叫开封府汴州陈留郡，真定府叫镇州常山郡。这些州后面附的郡名大都是古郡名，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荒野的开垦，很多州都是新设的，没有古郡名，因此宋朝的皇帝还特意给这些州赐新郡名。随着宋朝的灭亡，元明清时代，“省”被正式确立为统州政区，同时“府”逐渐增多，“府”、“州”被官方确定为统县政区，“郡”则彻底消失在了官方正史之中。所以，宋朝是最后一个，存在“郡”的朝代。

其实除了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以外，“郡”这一政区名称，由于历史悠久，所以有着其特殊的意义，这也是“郡”一级政区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几经反复的原因所在。

首先，“州”一般都是单字的，而“郡”大部分都是二字的。南北朝后的朝代，基本确定了“一字亲王”、“二字郡王”的爵位体制。“一字亲王”一般用“秦、赵、魏、吴”等春秋以来的大国国号或者“州名”以及“英、光、相”等雅字，但是“二字郡王”却实实在在用的是“郡名”。所以这也是“郡”存在的意义，用作遥领的封地爵位名号，比如郭子仪受封“汾阳王”，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郡王爵位。如果完全取消了郡，那么郡王等爵位的名号，就会显得很突兀，名不副实。

其次，隋唐文化承自南北朝。直到唐朝初期，士族还很强大。而士族的标志是什么？郡姓。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通通都是将“郡”冠在姓之前。“郡”对于垄断了数百年文化的士族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无形中也影响着帝王的抉择，导致杨广、李隆基等帝王对郡更加青睐。

最后，因为郡名多采用二字，比起州名的一字，更容易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引起人们对山川形盛、风土人情的共鸣。因此文人墨客更爱用郡名代替实际行政区的名字，郡名被视为“雅号”。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开篇是怎么说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郡名一出，意境立刻就不一样了，有一种穿越千年的历史沉淀感。宋朝文人撰写文章、碑文的时候，更是习惯直接用郡名代替州名。

传承千年的政区“郡”虽然消失了，但是古郡名依旧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了下来。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府”的增多，很多“府”不再启用“顺天、应天、开封”这种特殊的新名字，而是恢复了古郡名，比如长沙郡曾改名潭州，明代升为潭州府，后来又改称长沙府。明清时代将“郡名”视为雅号更是成为了一时现象，士人均将各个府雅称为郡。我国现存的地级市中，比如成都市、太原市、长沙市，最早都可以追溯至千年前的古郡名，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