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基层警务运行中，经常存在“加码”现象。如“扫黄打非”“赌博整治”运动性加码，以及常态化的社会治安工作，扩大了基层警务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度，使本就超负荷运转的基层警务承受更大压力。然而，缺乏加码的基层警务又显得无从下手，面对复杂棘手的问题时，常常无法有效确定工作重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民警面对上级下发的原则性政策时，常常抱怨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但当这些政策被具体化为考核指标时，又觉得增加了工作量，陷入了有“码”时压力山大、无“码”时无从下手的两难境地。 基层警务运行标准被逐步顶格至“万无一失”的极致追求，为了实现“零风险”目标，警务范围不断扩大，除了处理常规警务外，基层公安还承担了越来越多本应由其他部门负责的工作。民警的“危难救助义务”被过度扩展到处理与公安无关的事务，如宠物走失、家庭琐事等。基层警务还被要求承担其他单位的治安责任，如“医院驻警”“校园警务”，警察不仅负责监督，还直接参与单位安全保障工作。警察还需协助政府开展非警务活动，如信访维稳、创卫等。虽然不计成本的资源投入在短期内可能提升警务能力，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资源配置失衡，使其核心职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效率已成为上级管理层的核心要求，基层警务承受着自上而下“做得更多，干得更快”的期待。然而，过于追求效率往往伴随着不切实际的考核指标，超出了基层警务的实际承载能力。工作任务被过度细化，每一项工作都被量化为具体的数字目标，如治安调解率、案件破案率、回访满意度等。这些指标虽然能够反映部分治理效果，但往往超出了基层公安的实际工作能力，且部分指标与改善治安秩序并无直接关联。与此同时，为了满足考核指标，基层所往往主动加码以期超额完成任务。尽管主动加码看似积极，但实际上不仅使基层警务陷入过度负荷，也削弱了警务工作的效果。 在公安系统中，频繁将常规任务升格为专项行动，通常消耗大量资源集中力量打击社会突出问题，并通过设定具体考核指标来推动执行。近年来，专项行动数量不断增多，时间跨度缩短，且内容不断扩展。如“冬春季严打整治百日行动”和“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几乎重复，二者都涵盖打击黄赌毒、查处危险物品等内容。同时，专项行动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从单一警种到多个警种协同合作，甚至将日常任务如化解矛盾纠纷、检查日常消防等也纳入专项行动的考核体系。尽管提高了治理力度，但也进一步加剧了基层警务的工作压力与资源消耗。 公安机关的监督方式和力度正经历着指数型升级，尤其体现在警务督察和追责问责机制两个方面。现有督察方式往往过于强调形式化规范，而忽视了实际操作的合理性。警务督察迫使民警保持“时刻在线”状态，非处警时间也要接受严密监督。“一刀切”的检查方式更加关注“形式化”而非实际的执法效果，民警随时都要接受巡查与打卡检查，甚至在紧急处理案件时也被要求拍照打卡。案件处理的案牍化程度逐渐加深，简单案件也被要求通过繁琐的层层审批程序进行处理。许多民警反映，虽然科技手段日益先进，但实际工作效率却并未显著提升，反而将大量时间消耗在文书工作上。 基层警务运行中的“加码”现象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不仅在公安系统内广泛存在，还通过组织的权力框架与上级考核机制不断被强化。加码源于压力型体制的科层制特性，上级机关通过下达高标准任务向下级层层传递压力，虽然给基层增加了负担，但超额完成任务往往对下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涯有利，因此他们通常愿意接受这些加码任务。警务改革本意在于实现警务工作科学化，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面临诸多阻力，加码反而成为推进改革的有力手段，逐渐在日常警务工作中固定下来。然而，加码也加剧了基层警务资源与任务之间的非对称性，最终由基层民警承受愈发繁重的工作。 基层警务运行中的“加码”是一把双刃剑。适度加码能激发基层公安的积极性，有助于防止执行中的“减码”倾向，实现政策目标高效落地；同时，还能形成艰苦奋斗的组织文化，激励基层在改革探索、先行试点和攻坚克难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对后进单位起到激励效应，塑造单位的“小生态”并警示“躺平”行为。加码还能帮助基层集中资源应对“硬骨头”任务，以时间短、高效、高强度解决突发问题。然而，多层级政府体制的加码行为在带来治理效果的同时，也往往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过度加码不仅削弱了警务运行的质量与效率，还可能降低群众对警务的满意度，并妨碍警务系统的自我革新。在推行“加码”时，必须谨慎权衡其正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