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花八门的原因，我们至今都能目睹周期性的抢盐风波。若非如此，可能很多人都难以记起，这些细小晶体曾经有多么昂贵。

尤其是在生产力欠佳的古代，类似行为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比如中世纪时期的西南，就有唐朝、吐蕃和南诏的一场“抢盐三国演义”。

盐的重要性让汉朝对西南地区强化管制

早在汉朝时期，朝廷已对西南各大盐井进行控制。《汉书·地理志》记载滇东连然（安宁）“有盐官”，《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当地“有盐泉，南中共仰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滇南永昌（保山）太守郑纯向当地人征收“盐一斛”作为每年的赋税。而滇西比苏（云龙）等地也有盐矿。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蛮书》记载安宁城内外，姚州（姚安），敛寻（维西）之东南、西北，剑川，昆明城（四川盐源），丽水城，长傍城及周边诸山，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及所属茫乃道、黑齿等部落……皆有盐井，有部分已经位于今境外。

唐朝要独霸西南地区的盐矿 就不得不顾忌吐蕃和南诏

上述城市或部落都围绕盐井分布，缘由不言而喻。《蛮书》记录之详细可见是刻意为之，或许作者樊绰充当了唐朝的情报人员。事实上，唐朝秉承了一贯的盐业专营传统，自然不能放过云南及周边一带丰富的盐资源。于是，存在利害冲突的另两个势力，吐蕃、南诏的立场也很关键。

其中，吐蕃没有专营传统，但制盐方法也相对落后。《蛮书》载其“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制成的盐由于混入炭灰，色黑味苦，品质不佳，吐蕃因而也更倾向于通过扩张势力范围以向被征服地区征盐。

南诏也有食盐专营制度 但并没有中原那么强硬

其次，南诏也没有专营制度。《蛮书》提及“升麻、通海已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劝百姓自煎”，滇西至境外各井“当土诸蛮自食，无榷税”，《新唐书·南蛮传》也载“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征，群蛮食之”。两书仅称览赕城盐井（禄丰县琅井村）洁白味美而被南诏王室独占，取够了就封井。

此外，南诏还向盐井派出“蛮官”，但具体职务不明。说明南诏王室独占品质较好的盐井外，对其余大小盐井除了象征性派出官员。既不征税也不管控，也任由当地部落自行处置，从而打破汉代已有的传统。

云南很可能从邻近的巴蜀学习先进制盐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南诏还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据《蛮书》记载，南诏人针对直井、斜井分别采用辘轳提升、人背或竹竜（唧筒）相接汲取两类办法取盐，然后用与汉地接近的煎煮法制盐，不仅效率高，制成的盐纯度高、口感好。

为此，南诏治下诸蛮有着充分的理由。既要抵制唐朝剥夺自身“吃盐自由”，也必须提防吐蕃人来抢盐。三方矛盾，一触即发，彻底酿成天宝战争。

云南自古以来是产盐大省 多个重要城市因盐而生

天宝战争的爆发原因 有很大比重来自食盐

对于战争起因，汉地文献与云南本土《德化碑》都各执一词。但不外乎将锅甩给了张虔陀、杨国忠等人的私德，却都对冲突最初发生地——姚州的巨大盐业资源只字未提。何况历史记载并非没有在别处留下只言片语真相。

早在南诏反叛前，公元732年的玄宗《复勅云南王蒙归义书》中提及吐蕃抢夺盐井，指示南诏防备：嶲州盐井，本属国家，中间被其内侵，近日始复收得……吐蕃唯利贪，数论盐井，比有信使，频以为词……今知其将兵拟侵蛮部，兼拟取盐井，事似不虚……

原本对抗吐蕃的阁罗凤 不会想到 自己会投蕃叛唐

根据《新唐书》记载，唐朝曾染指另一处盐矿产地——安宁。“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此举触怒当地的爨部，其攻陷安宁城，杀死筑城使者。或许是发现有机可乘，南诏日后介入两爨内斗，吞并了滇东爨地，实力大增。

说回姚州，唐将此地作为打入云南的楔子，派出命官而非羁縻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地富集盐矿。都督府所在的青（蜻）蛉县有晋代便已设盐官的白盐井，黑井、琅井（即上文览赕盐井）也都为州所辖。“所有课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劳扰蜀中”，令朝廷多次打消丢包袱的想法。

在苍山洱海间多次取得大捷后 南诏开始向周边扩张

后来，姚州在天宝战争之初失守。对盐井的争夺，还将影响到日后南诏通过战和横跳来左右逢源。《蛮书》记载，794年春，南诏“延期”遵照玄宗昔日叮嘱，攻克吐蕃占据的昆明城，夺下盐井派官接管。

同时，南诏也完成了对内的集权。日后蒙世隆称帝，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也没有绕过盐。《云南志》、《新唐书·南诏传》载，公元854年，安南经略使李琢向当地的棠（崇）魔蛮以一斗盐换一头牛马，后者怒而为南诏大军当向导。

交广一带的部族加入南诏的盐业共同体

进而引发了私盐武装首领黄巢反唐的蝴蝶效应

表面强买强卖，背后恐怕是盐业专营造成的涨价。《唐会要》《新唐书·食货志四》等记载，因专营导致涨幅在三倍到十倍不等，李琢或许只是拿大唐普遍道理结合安南本地实情，翻至百倍而已，没料到心念“吃盐自由”的当地人无法接受。

当然，南诏并没有由于师出有名而成功，反而倒在了疯狂扩张的道路上。由此引发“唐亡于黄巢，而祸基始于桂林”的蝴蝶效应，带走了相爱相杀的大唐——讽刺的是，黄巢正是一位非常“刑”的私盐贩子。

南诏军队的战斗力 也有相当部分源于盐矿收入

继承南诏衣钵的大理 继续强化对盐矿控制

继承南诏衣钵的大理国，虽看似同期大宋更为文质彬彬，但对包括盐业在内的经济控制却不升反降。自立的罗甸、自杞两国，甚至还与昔日宗主发生摩擦，“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而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其所夺的安宁盐池，本归大理相国高氏及其下属袁氏辖地。

究其原因，或许是无论南诏大理，都没有建立统一的货币系统。《蛮书》、《新唐书》等记载，南诏市面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包括布匹、贝币、金银乃至唐币，以及颗盐每颗约1-2两的盐。有交易即以颗计之。时至今日，白语中形容钱或圆形固体的量词“块”，读音仍接近“颗”。

由于没有统一货币制度 南诏和大理都允许直接用盐交易

后来的大理国、大理总管时期依旧如此。《宋会要》记载宋向大理买马的等价物同样包括了盐，《马可波罗行纪》还提到有加盖官印的盐币。文献记载与文物出土相互佐证，唯独缺乏本土铸币。但这并非粗鄙落后所致，因为结合当时云南文化与贸易的情况，可知只是统治者对经济控制并不上心。

与之对应，好处则是官民共享盐业成果。大理国灭亡后，蒙古统治者观察到么些蛮中的贫困户口“盐外不知别味”，并无“百姓贫家食盐甚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的盐荒风情。《马可波罗行纪》则称押赤城（昆明）“人皆恃此盐为活，国王赖此盐收入甚巨”。

因为有着丰富的盐资源 云南至今仍保持着腌制食品的风俗

明朝时期的木氏土司 延续了控制盐矿传统

到了明朝时期，新崛起的丽江木氏土司延续传统，同吐蕃势力争夺川西盐井控制权。民间传唱的《格萨尔王传》中，有专门的《姜岭大战》篇章，描绘了双方围绕盐资源的战争。只不过代表丽江土司的三赕王之国被称为姜（Jan-yul），这正是藏语对南诏或云南的称呼，其寓意不言自明。

徐霞客曾在永昌（保山）看到：云南边境外的“野人”，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

《格萨尔王》中的姜岭大战 就是影射现实中的滇藏抢盐大战

此外，泰北重镇清迈在近代仍是滇盐输出地。但明清开始推行的销售区域限定办法，显然不利于食盐外运。若再考虑到以清迈为中心的兰纳国故地，与曾隶属大理国的景陇国关系密切，这一消费习惯最晚应该起源于大理国时期。

重要的是，云南民族成分不像汉、藏二地较为单一。但中缅越三国的史书都出现错误，将大理国的四境藩属误认为本体，盖因后者自称大理。大理国灭亡后，故地或流出的各族仍将祖先世系攀附于南诏，或流传共祖神话。这与南诏大理荫蔽之下的“吃盐自由”不无关系，属于利益塑造出一致认同。

明朝时期 许多土司纷纷宣称自己源于南诏

明朝末年 大批和硕特部族向东南方向挺进

只可惜，古朴的“吃盐自由”必然要终结在明清两朝手里。和硕特部在明末入关南下，驱赶盘踞丁真老家多时的丽江土司，让《格萨尔王传》中姜国落败成为现实。吐蕃也实现了制盐技术升级。被沐天波引入的大西军，平西王吴三桂，都将霸占盐矿作为战略，清军初入贵州时，原本食用滇盐的当地，盐价飙升已与李琢治下的安南相当。

明清朝廷对滇盐的控制也不断加深。这一过程来回反复，有多次允许民间运销，但仍逃不了限制+税收。《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云南主要盐井的“额征正课银”加上“井费、经费”等三十七万六千余两，是“额征地丁正杂银”十九万二千余两的近两倍，且后一数字很难达成。

晚清时期的云南风土人情

此后，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也接连出现。首先是供给滇东的安宁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约四百年。其次是云南在乾隆年间出现了食辣风俗记录。此时盐业专营较盛，而辣椒恰是隔壁贵州缺盐的平替方案。再次是边境居然出现了从缅甸、越南输入私盐的天罡倒转。

显然，源自南诏大理的宽松盐政并未得到继承或复兴。这一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做法，证明深山老林环绕的土地并非与世隔绝、封闭落后，昔日光辉早已暗淡却不应被人遗忘。

唐继尧曾在出兵川黔时顺带抢盐 为旧事余波

直至清末，起兵反清的杜文秀最终落败，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独占盐井而非宗教因素。结果导致民族关系恶化，丧失了其他本土势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