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鸿钧，1911出生，原名秦相猷，沂南县世和庄人、
秦鸿钧的祖籍在山东日照。他的父亲秦培源从小跟祖父要饭逃荒流落到沂南，住在世和庄东头的一座破庙里，靠看管寺堂，租种寺院的田地过活。
他家境贫困，自小未能进学校，只在10岁那年由他伯父资助，才读了几年私塾。以后他便给地主打个短工，挣几个钱糊口，劳动之余抓紧自学。
由于切身的遭遇，他深感社会不公，经常想：为什么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换来的却是半饥不饱的生活，为什么地主不干活却都是肥头大耳？为什么许多人活不下去？
不少受苦受难的农民却只知道穷与富是命里注定的，穷人所以穷，是因为上辈子没有给老天爷烧好香，为了免得下辈子再受苦受难，这辈子就要烧好香，敬好老天爷。秦鸿钧对这些看法不屑一顾，认为要让农民觉悟，就必须得破除农村的封建迷信。
于是，他便和村里的几位青年商量要敲掉庙里的菩萨。风声传出去了，一些好心的朋友都来相劝：“相猷，你可不能这样做啊，你妈就你这么一条根，敲了菩萨要天打雷轰的呀！”
秦鸿钧决心用行动来证实敲了泥塑木雕的菩萨不会遭天打雷轰这个事实。一天，他第一个拿起铁锹扒掉了菩萨的头，其他几位青年也跟了上去。土地庙的菩萨被他们翘掉了，几天过去，这些青年并没有被雷轰。渐渐地，村中信神、敬神烧香的人就少了。
1926年，秦鸿钧在家乡与地下党领导人徐湘南和本村的贺百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他经葛德孚介绍入党。
大革命失败后，秦鸿钧坚持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他参与莒沂两县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秦鸿钧被捕入狱，转解数县，受尽酷刑。家里想尽办法，变卖了全部田产，又向亲友借款300块大洋，另外又备了烟土等实物，送给县衙门，才将他赎出，幸免于难。
他父亲却因此事连吓带气，得了重病，医治无效，于1930年病故，年仅44岁。
秦鸿钧出狱后，创伤未愈，又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家人对此很是不解，责问他：“你干革命弄得倾家荡产，父亲去世，自己也险些丧命，怎么还要干呢？”尽管这样，他毫不为所动。
1932年，秦鸿钧与沂南区党组织正式接上关系，并成为沂南党的领导人之一。
在他参加领导下，沂南区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南至临沂，东越浮来山脉，西过姚店子进入沂蒙山区，北到沂水城边，方圆一二百里内，大量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
在这些村镇里，都留下了秦鸿钧的活动足迹。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巷走村，下达党的主张，传递红军胜利的捷报，传送传单、标语。他不仅是沂南区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还是一名出色的交通联络者。每次区里的会议都是由他通知。
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会议的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苏村镇北的树林子里，有时利用集市作掩护，为此还得付出一些饭店吃饭的费用，而这些经费也都出诸于秦鸿钧之手。
秦鸿钧热烈拥护并坚决执行党所提出的“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他在筹备沂南区党的武装过程过程中，是一个极其热心的活动者。
他经常出色地出击，缴下地主的枪支，将缴获的武器分配给同志们使用。他对于建立北方苏维埃有强烈的愿望，认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并表示了这样的决心：为迎接鲁南暴动，不惜献出一切。
魏克掌握群众武装，秦鸿钧参加了民间“大刀会”的一个支派红旗会的活动，并同葛德孚一起受区委的委托，利用大刀会的力量，发展成为武装斗争。
沂水县的大刀会原是民间自发的防匪武装组织，头子是东营庄的张恒远、张恒志。红旗会是它的一个支派。秦鸿钧参加红旗会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到1932年，逐步掌握到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此时，大刀会的活动也由单纯的防匪发展到了抗捐抗税。
淞沪抗战爆发，沂水人民自发捐款支援十九陆军。但捐款却被沂水县政府侵吞，没有送到前线。事情暴露后，群情激愤。党组织决定利用大刀会这支民间力量发展武装斗争，专程派人和张恒远、张恒志联系，争取和利用他们一道攻打国民党顽固派沂水六区区长杜绍曾。秦鸿钧是积极领导此次行动的人员之一。
在决定行动支前，沂南区委在姚店子路南三间西屋里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王廷襄。秦鸿钧、黄士先、刘仲甫、孟逸之、刘翔鸥等同志参加。会上，王廷襄分析了形势，交代了任务，指出：日帝侵略倭国领土，十九陆军将士在上海英勇抗击，为了支援十九陆军，沂水人民发动了募捐，但是大批捐款都被县长贪污了，然而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增加了苛捐杂税，剥夺人民，杜绍曾便是罪大恶极的头子之一，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大刀会攻打区公所的行动。
不几日，在沂水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大刀会攻打了良水区政府，杀了区长杜绍曾。韩复榘闻报后，立即派遣八十一师、二十二师到溢水镇镇压。
这年正遇农历闰五月，大刀会足足坚持了一个月。原拟将部队撤到团圆幔，继续坚持斗争。但当队伍撤至黄石山寨时，遭到了敌人围攻，死伤二千余人，造成沂水县历史上一次骇人的大惨案。
韩复榘除了进行军事镇压外，还一面派飞机散发污蔑共产党的传单，说什么“共产党瞎胡党，天上哪有真天堂，地上哪有乌托邦”，挑拨农民和党的关系，以免派出省政府民政厅长到沂水县，对张恒远施展阴谋诡计，收买拉拢，用高官厚禄加以利诱，终于使此次武装暴动夭折了。
但这次暴动，攻打了区公所，杀了杜绍曾，为民除了一大害，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暴动失败并没有动摇秦鸿钧的革命意志。他擦干身上的血迹，更坚强地迎接新的战斗。
1933年春，由于省委宋鸣时的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县委委员王光华到沂南区领导并筹备组织武装，准备再次武装起义，武装营救县委被捕同志。为了安全，秦鸿钧把王光华隐蔽在家里。
经过王光华与沂北区委的陈善等同志联系，南北区两支武装的汇合地点等问题。
1933年7月，南区武装30余人，在王光华、秦鸿钧的领导下，从姚店子镇出发，向沂蒙山区进发。经过一夜行军，队伍到了诸葛以西，由陈善作向导，登上了枫山。
枫山风景优美，悬崖陡壁，非常险要，宿营地房屋整齐，箱柜齐全，确实是个好地方。可惜此地水源不足，又加以计划不周，营地被地主武装发现，队伍被迫退至山下。为了保存力量，南北两区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等候县委指示。
这时，不分南区的领导同志到了秦鸿钧家乡一带。不久，王光华和县委书记谢梅村一起到了世和庄秦鸿钧的家里。大家就在他家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环境恶劣，此时此地举行武装起义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党员离开家乡闹革命。
秦鸿钧决定先到青岛。但是，他到了青岛之后，条件十分困难，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连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恰在这时，刘翔鸥因沂水形势巨变也来到了青岛。两人有幸相遇，并住到了一起。
为了应付敌人经常的查户口，他们不得不一面频繁挪换住所，一面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的线索。但在青岛久住，没有职业是不行的，一来生活无着，二来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此时，青岛警察局招考警察，秦鸿钧就让刘翔鸥先去报考。结果很顺利，刘翔鸥被录取了，分配到青林区的厂南派出所做三等警察。如此一来，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便于利用这个特殊身份来掩护歌名活动。
之后，秦鸿钧为了继续寻找党组织，又途经大连，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秦鸿钧终于通过幼年时的同学、担任地下交通员的贺百珍，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6年，秦鸿钧受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
他自幼喜欢学习，却一直苦于没有条件。这次听到将到列宁的国家苏联去学习，感到无线幸福和兴奋。
去苏联怎么走呢？组织上给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船票，更不是飞机票，而只是一张地图，要他根据地图指示的路线，想法设法越过国境线。
东北早已沦为伪满洲国，完全在日本控制之下，国境线都被伪军和特务控制着，地图不能随身携带，因之只能依靠记忆将地图指示的一切藏在脑中。
秦鸿钧根据组织的只指示，准备了干粮，携带了极简单的行装，离开哈尔滨，通过小路向着国境线出发了。
为了避免和敌人遭遇，他常常是白天隐蔽，晚上行走。途中有一段需从森林通过。晚上，森林中更是昏暗，呜呜的风吹过，犹如狼狼嗥。有时，树上射下两团冷光，是一些不知名的禽鸟在探视，有时伐剩的树桩上的刺，钩破了他的衣服，有时还会遇到一些野兽......
他不仅要准备对付敌人，还得要注意随时提防野兽的袭击。就这样，他从晚上爬行到天明。白天想法隐蔽自己，饿了只能咬几口干粮充饥，渴了，也不能放胆到远处找水喝。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行走，他终于越过了边境，到达了苏联境内。
在苏联，秦鸿钧很快与组织接上关系，开始学习通讯电台的技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在半年内学好技术归国。
学习无线电技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可是秦鸿钧只上过小学，连代数也没学过，更不懂外文，要在半年内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许多专门知识，回国后单独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他想的是：“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理由不学习好。”
他每天起早睡晚，遇到不懂的问题，便追根到底地弄个明白，不弄懂弄透彻不肯罢休。
在苏联学习，条件比国内好得多了，但要学习得好还要迎着困难前进。有一次上实习课，苏联同志拿了一套破旧的电台让秦鸿钧拆装。旧机器不像新机器好弄，秦鸿钧感到奇怪，问：“苏联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给我一部好的机器学习，让我节省时间早点学好，掌握无线电通讯技术，尽快地回国呢？”
苏联同志说：“不是没有好机器，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好的机器学习。现在让你使用旧的器材，困难和障碍可能更多，但对你回国之后掌握通讯电台的技术有好处。”
秦鸿钧感到有道理。因为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出日帝和国民党统治之下，要在敌人的通知地区进行工作，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器材，如果不会使用破旧的机器，不能牢固掌握电台技术，上级交给的通讯任务就难以顺利完成。
他想到了这些，便高高兴兴地以最大的毅力来克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
就这样，他终于在限定的半年时间里，学会了一整套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于1937年学成结业回国。
回国时，他不仅不能带回电台机器，就连一本书籍和笔记本也不能带，因为万一被敌人发现，就会给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所以，他仍旧轻装，根据原来的路线，经过若干个昼夜，越过边境回到了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