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加拿大》，[美]理查德·福特著，程应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
一个人无法选择父母，但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五岁的少年戴尔并不知道这句话内在的含义，但他懵懂中的意识却同这句话的要求何其相近。如此说来，戴尔并未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太远，尽管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弯路，可还是走上了正确的方向。
戴尔懵懂中的意识就是对学校的热爱。那是在他失去归属感之后倾注感情最多的地方。随同父母过着漂泊不定、随波逐流的生活，学校无形中成了戴尔精神上的依恋。这个吸收知识的神圣之地，在戴尔一家每一次收拾行装准备搬家时，都会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它直指戴尔的转学问题，也是十五岁少年内心沮丧的来源。戴尔承认，这种对生活不能如愿的沮丧感，全遗传自他的母亲。同时，少年也不无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生活遭受磨难而责怪父母，对结果不会有丝毫裨益”。
磨难，是生活的无奈。它注定是由戴尔的父母给自己一家子造成的毁灭性的伤害。伤害的源起是抢劫，而抢劫是故事的主轴。有了父母对抢劫行为的实施，也就有了对孩子们人生走向和归宿的改变。戴尔把它形容为一场越过界线的冒险，一旦越到明知是正确的界线之外，便再也无法回头。
由此可知，戴尔经历的凄惨、所走的弯路开始于他十五岁那年，亦即父母成为抢劫银行的罪犯那一年。这件事没发生之前，戴尔度过了十五年不算快乐的日子。他和父母的感情并不深厚。在他把更多的感情倾注在学校的同时，对无法拥有获取知识机会的担心成为积聚在少年心头的重负。这让他和父母之间产生了某种层面的距离，藉此他对父母形成的观察在若干年后的回忆里化作对他们的审视，从中得出一场人生悲剧的内因与动机。
贝夫和吉娃不适合彼此。对他们来说，第一步就错了，这让他们接下来的所有步子都踩不到正确的点上。他们越发偏离生活的正轨，就越是要拼命地费尽心思寻求生活的理想形态，却越是得不偿失，失望沮丧。在空军服役的贝夫，因为基地的搬迁而不停地搬家，让一家人无奈的活在颠沛的迁徙路上。伴同归属感难以在内心扎根而来的，是人际交往的匱乏。一家人每到一地，没有社交生活，他们也不出门，任凭冷漠在漂泊的岁月中重复展开。
当贝夫从空军退役，踏足社会并且找到自己的定位后，他和吉娃的差异才白热化了。贝夫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不是带着沮丧的心情，而是极度自信。那些工作让贝夫开了眼界，他相信自己能够为了家庭的福祉做出显著的成绩。这份自信成了贝夫在吉娃面前证明自己的压力时，他从事走私牛肉的非法勾当也就是可怕的现实对贝夫露出了狰狞面目的开端。
走私牛肉的生意失败，贝夫不得不向提供牛肉的印第安人赔偿两千美元。没有这笔钱的贝夫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在少年戴尔眼里，父亲不停地换工作，直到越换越坏。走私牛肉像是一个信号，召唤着父亲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越发的无所忌惮。贝夫不这么认为，盲目的自信让他敢于做出冒险的决定，他想要的比赔付给印第安人的两千美元还要多，这使得抢劫银行注定会发生。
同样基于命运的注定，吉娃的性格特质里有着相当程度上软弱的成份。吉娃早就认识到自己和贝夫不合适，她想离开贝夫，鉴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又留了下来。那些理由包括家庭、孩子、还有对贝夫的爱，正是它们，汇总成吉娃的软弱。当贝夫把抢劫银行的计划告知了吉娃，吉娃从中找到了一个得以离开的折衷的理由——向往自由的热望。那个理由可以帮助吉娃实现她的目标，拿走抢劫银行所得的一半，带上孩子们，离开贝夫。这就是吉娃认为的解脱。母亲的理由在若干年后，戴尔对母亲参与父亲抢劫银行计划的审视下，被这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动机：疯狂而失去理智。
贝夫和吉娃犯下的重罪毁掉了家庭，也改变了孩子们的人生。在他们被关进监狱后不久的一天，姐姐伯娜离家出走，走出了戴尔的生活。这是一个家庭分崩离析的终局，在戴尓看来，也是人生的一个进程。属于戴尔的人生进程在这个时候画上了句号。句号之前是出了状况的过去，句号之后则延伸开跌宕起伏的未来。
那个未来代表了戴尔今后的生活。在少年必然会形成的认识里，“那些彻底颠覆父母人生的事件和目前我所面临的人生难题相比，已经退居到第二位”。少年的认识悄然引出界线的另一层含义，当放下了过去，继续前行的路上也就不再回头。这跟米尔德丽德的忠告不谋而合，“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思考已经过去的悲观前景上……关注现在，全力以赴”。
米尔德丽德，吉娃的好友，带着吉娃的嘱托，将戴尔送至了加拿大。跨越国境的行程简单至极，困难在于越过界线后少年的选择。那将决定他今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依照变化的发生该如何接受它。这是人生的改变，在戴尔的父母实施了抢劫银行的行为时就已经出现在少年的身上。
戴尔认识到了融入，它标志着少年心性上的沉稳。象征着过去一切的美国已远在界线的另一头，眼前的加拿大，是延伸开的未来，是必须关注的现在。让生活在眼前重新开始，戴尔在全力以赴地跟上变化的节奏。在这自由的脚步踩准生活的鼓点之际，时时在运动中求变给了戴尔新的希望。放下过去带来思维上的焕然一新，初至加拿大所感受到的艰难和困苦成为少年眼里人生必要的考验。
面对人生的考验，失去父母和家庭的戴尔，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正在成长的心力。他感受到孤独，体会过凄惨的境況在一个人的内心所引发的悲凉的滋味，它们给戴尓融入眼前的现在织上了细密的针脚。戴尔紧紧依附在了加拿大这块土地上，那是他在富有运动感的变化中抵达的归宿。
融入的过程少不了自我的选择，选择继续前行还是停滞不前。作为戴尔在加拿大的庇护者，阿瑟·雷姆林格习惯性的认识给戴尔贴上了世俗的标签。持枪暴徒和银行劫匪的儿子。惯性思维是阿瑟·雷姆林格的方式，有着浓烈的世俗色彩。这种方式将戴尓同他身为银行劫匪的父母等同起来，强调孩子和父母间的沿袭关系。“一切都将按原样沿袭下去，不会更改”。罪犯的儿子还是罪犯，那就是阿瑟·雷姆林格强迫戴尔接受的观念。
越过界线的困难是力求让生活变得正常，而正常的生活需要调和与平衡，接受与放弃才会成为可能。戴尓可以在阿瑟·雷姆林格枪杀了两名前来找他报仇的美国人时，帮助其掩埋尸体，却不会加入这个外表优雅，实则残忍冷酷之人的犯罪团伙。这是戴尔用尽心力寻找到的对待生活的良好状态，让一切在和谐中走向正常。
戴尔认识上的和谐，是调和了逆境与冲突，平衡了失败和胜利的综合体。经受过逆境，果断的将其放下；承受过冲突，及时的忍让。它们累积成人生的接受，接受种种的不如意，最终成为内心的禀性。这样的宽宏大度，不会在意成败得失，只会更努力的在展望中前行。
戴尔相信和谐，他相信那是一种生活方式。带着它，戴尓在临近六十六岁之际，为自己的过去做出了一番总结性的感悟。感悟的重点在于明智和理性，拥有它们，时刻保持下去，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必备素质。这一素质可以相助一个人跨越那条看不见的界线，将有着“虚无”意义的不如意放弃在界线的另一头，而把心力用在越过界线的生活上。
202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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