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温菲尔德》，［美］托拜厄斯·沃尔夫著，孙仲旭译，收录于《北美殉道者花园》，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

温菲尔德，与其说他是一名士兵，不如说他是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在战争结束的多年后，仍能被“我”记起。记起“我”曾经对他厌恶、轻蔑，并且兼而有之的拿他开心过。这是“我”当年对待温菲尔德的态度，彰显出一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姿态。

那样的姿态是规训作用出来的结果，曾经把“我”融合进“我们”中，对温菲尔德的认识相应的也就有着“他们”要求“我们”的特点。“他们”是谁？简而言之，就是接受规训的“我们”。是被规训先一步改造后，褪去了情感色彩的冷酷的工具人，凝聚在“他们”的称谓下，对后来的“我们”借规训之名施加报复的行为，以此取乐。“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他们会让你过得悲惨”。取乐造成的后果无比正当，不会有人为此担责的同时足以震慑那些想对规训做出任何挑战的心思。

这就有了“我们”在停车场集体做俯卧撑，配合“他们”完成了规训给“我们”的下马威。“我们”不能再穿自己的衣服。一个统一的发式让“我们”不分彼此。不管“我们”有无正当的理由，都不能看着“他们”。规训让这样的日子骤然变得紧张，在“我”的回忆里，却又显得正常。

温菲尔德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走进了“我”的记忆。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哪怕在“他们”的主导下，不由分说的过得极其悲惨。“大多数时候，那双眼睛都闭着”。许是温菲尔德这个人太普通，对他的外貌描述仅此而已。一双闭着的眼睛，看不见规训的可怕，“他们”的酷烈，自顾自地沉睡在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有什么？能让一个人不愿醒来的一切。

这一切只有温菲尔德才能看见。有一刻，“我”想看看。在对抗训练时，于松树下匍匐前进，“树皮上流着黄色的松脂，但你不能停下来看”。“我”毕竟不是温菲尔德，一旦做白日梦，就会中埋伏。理性要求于“我”，活在规训的示范下，付出丧失感受的代价。

热情的帕克是介于“我”和温菲尔德之间的一类人。温菲尔德没把自己当回事儿，帕克的热情属于他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后者不够自然，但他还有希望。这个希望在九年后以情绪温和的方式固定在了帕克身上。他变得慢了下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因热情而急躁。

从前，连队里情绪一直都很平和的唯温菲尔德一人。这让他成了笑料，受到轻视和作践。没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尤其在一个激越、奋进的环境里。那个环境讲求速度，而速度仰赖个体的亢奋。亢奋中，“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让“我们”速成，以期在最短的时间把“我们”送上战场。规训给“我们”划着计划中的道道，“我们”走在上面的时候早已改头换面，拥有了陌生的面孔。

这张面孔没有明确的特征，千人一面的化作战争结束后一个悲伤的数字。那是二十六个失去了名姓的战友，仅仅用“二十六”这个数字记载在帕克的来信里。他们已不在人世，帕克对他们的问候还不如他对仍然活在世上之人深情的道及。

温菲尔德还活着，实在令“我”吃惊。不过，当“我”得知他以曾经的样子活着，那份惊讶顿时被欣慰代替。

战争结束，温菲尔德还在沉睡。“他看上去那么平和”，暴烈而多变的世事没在他身上留下时光的印记，沉睡让他对自己的世界拥有的十分彻底。

这正是沃尔夫想要述说的愿景。温菲尔德、帕克、“我”，经历了战争，这三人活了下来，用漫不经心又胆大妄为的作风。保持训练时同“我们”的一致，那身相同的装扮下，却藏着不会更张的“小我”。如此说来，温菲尔德并不像人们取笑他时的那般蠢笨。他在行进的路上睡觉，别的士兵也能做到。不同的是，“温菲尔德睡着了还能拐过角落，能闭着眼睛唱行进歌，举枪快步行进”。内在的机智让温菲尔德大智若愚，它给“小我”的崛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只有活下来，才有机会看见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帕克才会有了妻子和女儿，“我”才会身心轻松的享用美酒，而不是在岗哨的警戒下，同“我们”一道吃着凉凉的罐头食品。

残酷的战争年代已经过去，忆及往昔的旧人意义不大。倒是眼前能捕捉到的风物给了放空的心灵一个安放的归处。“我跟打着呼噜的大地干杯，跟月亮闭着的眼睛干杯，跟点头、叹息的树干杯，直到已经在做梦的我往后倒在毛毯上”。崛起的“小我”让作为个人的“我”愿意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一切。那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样子，“我”找见它的时机不晚，只要心境平和，自由便会与你同在。

2024.6.20

——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