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中苏友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国际上出现两大阵营，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大阵营旗帜鲜明，明 争暗斗，左右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新中国1949年成立，西方帝国主 义敌视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中国共产党重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重视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这个政治原则，谁也不能含糊。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老大哥在经济建设、军事装备、国际交往等方 面，确实给予我们许多援助，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专家顾问，进行具体指 导。那时候，社会上经常呼喊中苏友谊的口号，赞颂两国关系是“永恒 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斯大林被公认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 人物，群众集会时也经常呼喊“斯大林万岁!”。如果谁对苏联不满，就是 政治错误，严重的甚至当作反党反革命，受到严肃处理。
总参通信部管辖的业务技术比较新颖复杂，从一开始就派有苏联顾 问，同时还要负责军队系统苏联顾问团的通信保障，任务较重，联系也 多。起初，我在办公室工作，分管这项事务，配备了一名俄文翻译，经常 和顾问们打交道。
最早到通信部的苏联顾问是两个人，顾问名叫“达维杜什金”,上校军衔，还有一位少校助手名叫“西茹克”,他们住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的军队 招待所，通信部机关布置了顾问办公室，平时派车接送上下班。
相处中，我 们尊重苏联老大哥，他们态度谦和，也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关系融洽友好。 有时我去帅府园招待所看望他们，那里有个游泳池，就买两瓶啤酒，身穿游 泳衣，和他们游一会，再坐在池边喝酒说话，我曾学过一点俄语，尽管水平 很低，这时连说带比画，也能起点沟通的作用，增添一些情趣。
当时苏联大使馆在东交民巷的一处大院，武官处在另外一处平房，为 了沟通武官处与苏联顾问团之间的电信联系，我曾与通信部的苏联顾问一 起去武官处勘察现场，研究方案。
那天，正巧遇见顾问团的团长也来视察 工作，我不认识，不觉紧张，只见在场的苏联朋友们都很严谨，立正姿 势，气氛肃静。这种场景下，我只好静悄悄地站在一边，直到顾问团长走 了，气氛才又活跃起来。
苏联顾问团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靠近军委作战 部，我有机会路过也去看看。全团办公集中在一个大房间，类似学校的教 室，团长位置在顶端讲台上，设施比较气派，下边三排桌椅逐行摆放整 齐，每个顾问一个位置，如同学生上课。虽然没有见到他们办公的情景， 但这种布置与我们机关办公不同，给我印象新奇。
那时候，国际长途电话没有完全开通，为了保持苏联顾问团与他们国内 的通信联系，有天傍晚，通信部领导指示，让我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苏联派 来的一台通信车与工作人员，并在院内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条件与生活设施。
通信部搬到西郊不久，楼房稀少，接收的日式小平房还有一些，我与行政管 理部门商量后，便在院内中间偏西的地段(现在礼堂南边)选了两栋日式平 房，打扫干净，提供他们使用，还派了一位会做西餐的厨师帮助做饭。
北京老火车站在前门大街，客运站在正阳门东边路口(旧址还在), 货运站在路西，有条铁道穿越前门大街连接东西两站，遇有火车通过，市 内交通就要暂停。我赶到前门火车站时，苏联通信车已经停在路西的货运 站，工作人员正在指挥把它调往东边站台卸车。
因为临时卸车比较麻烦， 车厢停在正阳门前的大街上，随车的苏方人员穿着军装，聚在车边指指画画，兴奋好奇，大街两边被隔断的行人看到来了一批外国军人，不知怎么回事，也在围观议论。我赶紧找到车站调度人员，请他们把这节车厢调回 西站卸车，并请注意隐蔽，避免行人围观。大约折腾了近一小时，总算安全卸车离站，我们引路，把这台通信车接到了通信部院内。
新中国成立初期身着军装的李力
苏方通信车共有八个人，台长是名中尉，我们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张 单人床与被褥，一间小食堂，通信车停在住宅附近，准备了外接电源，工 作管理都很方便。
未曾想到，第二天我们去看望时，这位台长却让两个战 士合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子，他们身材高大，两人一床睡不好觉，台长 却说当战士的就是要艰苦，这是锻炼，生活条件好了反而不利。
吃饭时， 餐桌不少，他们却让四个战士挤在一张小饭桌用餐，而台长自己单独一桌 进餐，不和战士们同吃。
所有这些，让我领会到苏军的管理方式与我军官 兵关系不同，心中不无疑惑。但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好介入。至 于他们的通信业务，事关机密，我们有意回避，不闻不问。不到一年，长 途有线电网建设较快，通信条件改善，这台通信车便回国去了。
这时，苏联方面又派来几位专家，组织两国间的保密电话通信。这些 专家都是军官，有上校、中校、也有尉官，他们身穿西服，没穿军装，每 个人是什么军衔我们无从分辨，也不好打听。这批专家大都带了夫人，似 乎要在中国长期工作。
为此，通信部领导十分重视，专门在院内新建了两 层的保密电话机房(现在的中区55楼),又给专家们新建了三层的单元式 宿舍楼(现在的中区58楼，起初叫7号楼)。这套保密通信系统，从设备 安装、执勤管理，全由苏方人员负责。他们的工作情况，我们从不过问， 也不进他们的保密机房。
只在苏联国庆节(11月7日)、圣诞节、元旦、 中国春节这些日子，为了表示庆贺，增进友谊，通信部领导出面请他们与 夫人一起聚餐联欢。这种活动，大都在机关食堂举办，简朴热诚。
只有一 次过圣诞节，因为机关内部举办困难，通信部领导临时请他们到北京饭店 聚会，餐厅内装扮了圣诞树，旁边还有小礼品，节日气氛浓烈，大家都很 高兴。举办这种聚会，双方畅叙友情，苏联朋友们能歌善饮，边吃饭，边 跳舞，一顿饭要花三四个小时。
部领导酒量不济，也忙于公务，难以奉陪 到底，吃到中间就悄悄地不辞而别。我是负责接待工作的，无法离开，只 好硬撑着奉陪苏联朋友，又干杯，又跳舞，弄得晕头转向，回家时糊里糊 涂，呕吐一地，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才醒。这批专家工作一年多，随 着形势发展，后来也撤回去了。
通信部的苏联顾问后来调换为一名中将，名叫吉洪洛夫，助手是位上 校，名字也叫吉洪洛夫。军衔高了，气派大了，与第一批顾问作风不同。 王诤部长对他们比较尊重，他们在部长面前也注意礼节，关系处得也还可 以。
原先我们的通信值勤部队叫“通信总台”,这时学习苏联，按顾问意 见改称为“通信枢纽部”。通信部原本是总参谋部所属的业务部门，学习 苏联后，提升为“兵种”领导机关，编制也扩充为部下设司令部、政治 部、后勤部，三大部下边再设分管业务的处室。
例如，主管通信的业务 处，改为司令部下边的通信处，组织计划处改为司令部下边的军务处，器 材处、财务处隶属于后勤部，与管理生活供应的合在一起，既增加了管理层次，业务联系也不方便。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最后还是改回为总参通信 部，“通信枢纽部”换名为“通信总站”。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无论在江西中央苏区 时期，还是在延安年代，军队通信部门都办过工厂，克服困难，生产一些 电台供应部队，保障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适应形势发展，通信部下属又 增加一些专业工厂，除通信装备外，还开始雷达等新技术方面的修配与生 产服务。
学习苏联之后，规定军队装备分为小修、中修、大修三个层次。小修是使用单位随时处理，中修在部队修理所负责，大修则由军队系统的 工厂进行。
按此分工，我们工厂搞了一段时间大修。所谓大修，就是旧的 或受损伤的通信装备，送到工厂后，先把机器全部拆卸，原有的零部件大 多淘汰，少数经筛选合格留用，机架清洗干净，完好无损地继续使用，否 则重新制作。新的零部件换用后，再按线路图重新组装调试，各项指标合 格就算大修完毕。看来简单扼要，但是一算大修成本，这样做比买一部新 的设备还贵，花的时间也长。大修了几批之后，工厂觉得很不合算，机关 也反映不佳，就自动地停办了。
电子技术发展很快，使用多年的电子管眼看要被新一代半导体替换， 通信装备将会发生基础性变化。电子工业部门受苏联同行影响，本着循序 渐进的原则，准备选择苏联笔帽型电子管代替老式电子管，没把半导体列 入议程。
总参通信部王诤、孙俊人与机关科技部门提出不同意见，应该适 应形势，迎头赶上，抓紧发展半导体技术。中国科学院电子所与北京大学 等，积极开展半导体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我们与他们密切合作，利 用这些成果，又想方设法从国外(主要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 一些半导体器件，组织通信部直属工厂与少数国营电子企业研究开发新一 代通信装备。
时间不久，经过共同努力，半导体化的单路载波机、三路载 波机、无线电接力通信设备等，先后研制出样品，小批生产提供部队试用 后，反映甚佳，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发展方向。
电子工业部门也随之调整原 订计划，重视发展半导体技术，大力开发新一代军用通信装备，没有按部就班地发展笔帽形电子管，减少了弯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电子工业 部门曾专门开会，把军队与地方工厂生产的几种半导体通信装备，现场比 较，交流经验，打破了军队工厂与地方工厂的机械分工，加快了军队通信 装备的发展速度。
我军历来具有官兵平等的光荣传统，提倡三大民主，开会讨论问题， 要求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同心协力，把事办好，这已成为政治生活 中的一种习惯。
有一次，为了研究三军协同通信的问题，王诤部长在山东 青岛召开会议，与会人员住在海军的东海饭店，苏联顾问的助手吉洪洛夫 上校也去参加。
会议开得不错，同志们认真研究，遇有不同观点，有的同 志几次发言，反复说明自己的意见。休息时大家在海边游泳，玩得也很开 心。
哪知道，苏联顾问却对会议提出严肃批评。他强调通信部长亲自主持的 重要会议，与会人员发言应该准备充分，一次讲完，不能再作第二次发言， 否则就是不尊敬领导，违犯了纪律。我们听后都很惊讶，无法接受，王诤部 长也不以为然，没多理会。些许小事，反映出两国军队管理方式的不同。
虽然日常工作中，出现过一些不大愉快的小事。但我们对苏联老大哥 的帮助是欢迎的，态度真诚，与几批顾问关系甚佳，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病逝，第二天消息传来，我们正在开 会，同志们十分悲痛，自觉地起立默哀，不少同志热泪盈眶。治丧期间， 王诤部长亲自带领机关人员去苏联大使馆吊唁，因为东郊民巷路面拥挤， 汽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大家步行去使馆向斯大林遗像默哀致敬。
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变化很大。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 强烈震撼，不久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分道扬镳，集团解体。接着苏联社会主 义联盟内部矛盾加剧，各自宣布独立，强大的苏维埃联盟不复存在。中苏 两党两国关系日渐恶化，后来又逐步好转，恢复正常。反思几十年中苏关 系的演变，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国情的差异，令人感慨良多。因为偏离 本书主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忆往昔，看今朝，我有一点感想。那时候，我们与苏联交往，双方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建国比我们早，实力强，影响大， 是“老大哥”,我们虚怀若谷地向苏联学习，对方也给予我们许多帮助。
针对交往中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取长补 短，讲究效果，反对生搬硬套，反对教条主义，同时注意维护国家主权与 民族尊严。
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对外交往范围广泛， 活动频繁，情况比过去复杂，既有朋友，也不无敌对势力，所以我们在学 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认真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更应该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随时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觉，谨慎从事，防止上当受 骗。
我们更不能崇洋媚外、随波逐流，抛弃理想信念，宣扬什么都是外国 的好，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破绽百出，可以随意责怪。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被看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鼓吹只有把中国 卖给美国，才是唯一出路。凡此种种，发人深思。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员，不能不感到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