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可能是至今中国法治剧中，热度最高的作品了。

它触发了大屏小屏「全屏霸榜」——

电视大屏全域第一，CSM全国网、CSM城域、CSM64城、欢网、酷云、CCData六网置顶；

移动小屏全屏热搜，相关话题持续滚动发酵上榜464个，累计在榜时长528小时。

它触发了一系列「十亿级传播」——

芒果TV累计播放量11.7亿、咪咕视频累计播放量16.3亿、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56.5亿......

同时，非独播剧，能在爱奇艺上创造最高热度8838，可见热度之高、能量之大。

《底线》之所以有如此高度的热度，因为它划出了横跨于两个领域的两条线——

一条是探讨「下限」，探讨中国法治的「底线」；

一条是突破「上限」，做中国法治剧的「先锋」。

两条线间，它提供给了观众一个极大的关注空间与讨论空间，热度由此而生。

而顶天立地于两线之间的，撑起这个关注空间与讨论空间的，凭着一字曰「敢」——

敢为天下做先锋，也敢为世间筑底线。

如果，文学有比较文学，那么，影视便也有比较影视。

《底线》的第一个「敢为天下先」，便是它摆脱了其他影视强国对法治剧的形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剧的新范式——

相较于美式律政剧，放大激烈矛盾，日式律政剧，讲述大善大恶，《底线》所书写的「新中式法治剧」，主张的是以化解矛盾、平息怨气为内核的法治理念。

同时，「新中式法治剧」所刻画的法治人物群像，也并非高高在上、无比精致的精英阶级，相反，他们是烟火气的，是寻常人的，而非一个更高级的特殊群体。

创作独立的背后是思想的独立。不盲从的背后，敢创新的背后，是潇湘电影集团的主创们，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样的国民性塑造什么样的戏剧性。

这同样反映在法治剧中。西方文明崇尚强、崇尚力、崇尚对抗，因此美式律政剧便有更强的冲突感；日本文明相对极致、甚至极端，因此日式律政剧便有大是大非的因子；而中国文明崇尚以和为贵，古代说「礼之用，和为贵」，当代提「和谐社会」，是千百年传承不变的价值坐标，因此，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注重诉前调解，体现在《底线》中，也与现实一脉相承。这也正是为什么《底线》把故事主场景放在「立案庭」的原因，因为这个「立案庭」的诉前调解机制，既是中国法治的特别之处，也是中国法治剧的特别之处。

而在一个主思路的大格局上完成创新之后，随之而来，则是更多作为副产品的小创新。

你会发现，《底线》不但跟美式的、日式的同类剧，不太一样，也跟国内此前的同类剧，也不太一样。

此前同类创作，要么就是调色非常暗沉的「类型剧风格」，要么就是饱和度非常高的「偶像剧风格」，但是，这二者其实都不符合上述我们说的以「和」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前者过于阴郁，后者过于美化。

而《底线》的影视美学，则是以「和」为核心去建构的，光影柔和、调度自然，用视听语言去创造一种偏真实、偏温暖的「和式美学」，用视听语言去体现中国法治精神，令人舒服、让人心安。

所以，理念先行，创作随后。如果没有理念的更新换代，创作永远都不会本质创新，依然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机械式努力。因此，创作一定要回到本源。

第二个「敢」，敢在挑战更高难度的戏剧结构。

不管是相对窄域的法治题材，还是相对广域的涉案题材，大部分电视剧，都是以「类单元剧」的框架进行结构的。即，每个案件，都有几乎相当的篇幅长短、几乎相当的戏剧结构，一个案件接着一个案件，一个单元接着一个单元，如此推进。这既是最普遍的做法，也是最验证有效的做法，否则不会成为类型化操作中的「常规」。

但是，《底线》却并没有走常规的路，而是在探索一种更偏「现实流」的编剧法，有的案件长，有的案件短，有的当事人跨越了好多集，而有的当事人就是一场戏的时间。但这就是现实流啊，现实中，哪有所有案件一个长短、一种结构？而是有的战线很长，有的很快解决。

而《底线》，就是用这种戏剧结构，用戏剧的时间跨度复刻现实的时间流逝。比如那位「三朝元老」，常来立案庭的大爷，他从方远（靳东饰）刚参加工作时就常上法院，直到方远成为庭长、副院长还继续上法院，只是，他与法院、法官的关系，也在岁月长河之中，发生了变化，会分享家庭故事、会来分喜蛋。而这位大爷，也成为本剧中，一个长线的伴随性人物。

然而，这样让观众看得行云流水的「现实流编剧法」，对于团队而言，却是要下更多功夫的。

这是「去低级工业化生产」的编剧模式，无法通过机械式地分配给几个编剧，你写一个单元，我写一个单元，组装完成即可。这种有长、有短，有详、有略，有组合、有对比，有贯穿、有点缀的「去模式化编剧」，就必须要有编剧团队紧密地合作、全剧地打通，才能做到无缝衔接、自然藕合。

那么，为什么要花这个功夫，去做这个改变呢？

笔者以为，可能的创作动机在于，这是用艺术突破条条框框的创作变化，化解法治条条框框的刻板印象。

对于普通人而言，「法」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就是约束的、框架的甚至刻板的，给人一种条条框框之下无法舒展之感，这也是摆在法治剧创作者面前，一个需要破题之处，因为电视剧观众，希望的仍然是能够愉快的、轻松的、自在的观剧。

《底线》作为法治正剧，既要让它有法的「正」，又要让有剧的「好看」，它的功夫便下在了艺术创作上——不要在用一个条条框框的编剧模板去强化法律条条框框的刻板印象了。

所以，看过《底线》的朋友，应该都会有种感觉，虽然这部剧很「正」，但看着「不累」，因为，它已经通过创作消解掉了。

就像上文所述，《底线》热度之高，已经创下了近年之最。

除了它划出了两条线，做出法治的底线，挑战艺术的上限，亦在于它在这个法治与艺术的空间内，敢说、敢拍。

借着一部40个案子、40集体量的电视剧，它说了一个全民法治故事。

作为个体出发，它从一个人的「小」说到了一个人的「老」。

它拍了少年的教育——

既有发生在当下的、幸而得到及时纠偏的校园霸凌案。这其实不算一个非常恶劣的案件，是包括方远女儿方可莉在内的四名同学因为父母平时言语不当，对同学倪蕊有所排挤，引发自闭、抑郁倾向。幸而通过调解，父母之间冰释前嫌，孩子之间重拾友谊。但这个案件也让人们意识到，家长的言传身教是防微杜渐之始。

也有蔓延在多年中的、没有及时干预而最终酿成大祸的「唐啸云案」。学霸唐啸云的人生，看似一路平步青云、母慈子孝，但背后却是母亲对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精神虐待，唐啸云希望摆脱扭曲的教育和变态的控制，得到解脱。所以，案件的背后，探讨的仍是教育、仍是亲子关系，法的背后仍然回归于人。

青年的从业——

既有「奶茶加盟案」这种大学生创业中，暴露出来的新兴行业的法律纠纷；也有「主播猝死案」这种社会新分工中，暴露出来的新型职业与新型公司之间劳动关系问题。

不管择业还是创业，通过这两个案件，非常有代表性地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年人在奋斗的人生路上，可能要注意、要规避的问题。

中年的危机——

这个话题，是通过两起离婚案折射的。

一个全职太太离婚案，一个是法官跨国离婚案。前者因为长期在家、脱离社会而造成危机，后者因为忙于工作、忽略家庭而造成危机。这个危机之中，有自我的困局、有夫妻的隔阂、有子女的顾虑，两个视角，两种人生，看似不同却又相同，都是中年不易的人间真实。

老年的养老——

一边是律师徐天父亲起诉儿子徐天不尽赡养义务，另一边是徐父身陷「养老套路贷」，内忧外患的双重养老纠纷。随后，徐天担任父亲代理律师，既拿回了房产，也达成了父子和解，完成了情与法的双重释然。而通过本案，《底线》也科普了《民法典》中的居住权新规——保障老年人「以房养老」的红利。

因此，可以看到，《底线》是一部有着「创作自觉」的「新中式法治剧」，它的创作意图，是要做一个「全民、全龄」的普法，让每个人，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找到共鸣，都能获得启示。

而从社会出发，它所选取的案件，也都兼顾了「司法价值」与「社会价值」。

比如职场性骚扰案，既普法了《民法典》中，关于「人格权」的新规，又辩证地讨论了社会上关注的女性职场问题，打破「不完美受害人」「只有女性会被骚扰」的刻板印象；

又如明星虚假诉讼案，既普法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24条新规的「打击虚假诉讼」，又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探讨了医患矛盾、疯狂追星、文艺圈乱象等一系列问题。

最高光的一场戏，就是法庭之上，被告医生的一番话，狠狠讽刺了这些乱象——

「来的都是年轻人呵，钢琴家的手是什么样的？白皙、修长、匀称。再看看我们麻醉医生的手，松弛、苍白，非常难看。新南麻醉科，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个规模，就因一个明星一纸诉状，就把这几十年的荣誉，一笔勾销了。明星振臂一呼，就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替他说话，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啊，而我们医生想说一句话，我们医院想说一句话，没有人有这个耐心去听啊，八卦听完了，小嘴一抹走了，就是这样的现实啊，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吗？」

所以，才有观众说，《底线》太敢说了、太敢拍了，它既说了一个人的事，也说了一个社会的事，它让人看到了一个人一生可能遇到的坎儿，也说了一个社会一系列的社会病。

法治的追求，是守护好社会运转不容破坏的「底线」；

文艺的追求，是成为超越时代、打破常规的「先锋」。

没有这个追求的文艺作品，也便成为流于机械复制、流水生产的工业品，而非文艺作品了。

而作为先锋的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完美的，会有瑕疵，会有漏洞，也会有遗憾，但这种敢想、敢做、敢为的创作自觉，已然是一种进步。

这种「敢」，也许就是延伸自湖南人性格中的「霸蛮」，这种霸蛮劲儿，赋予了潇湘之地的文艺工作者们，「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