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张爱玲致信宋淇，提到她发表于1944年11月的一篇小说时说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1982年，张爱玲已经是步入晚年，回想当时在上海与傅雷的一段恩怨，她感到非常懊悔，她认为是自己拆散了傅雷的一段爱情。

年轻时的傅雷

究竟是怎样一段恩怨呢？这事得从1944年他们在上海文坛的笔墨之战说起。

1944年，正是张爱玲在上海文坛风头最盛的时候，在一片“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的赞叹声中，傅雷署名“迅雨”在《万象》杂志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全篇洋洋洒洒一万多字，非常全面而深刻地评论了张爱玲一年来所发表的作品。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傅雷的这篇文章对张爱玲的作品是有褒有贬，并非一味贬损。

1944年的张爱玲

首先，他对张爱玲的《金锁记》不吝其词地表示了赞美。他说，在过去，作家斗争的对象多半是外部的敌人，而《金锁记》则将人内在的情欲斗争刻画到了极致， 无论是从结构、节奏、色彩，还是对曹七巧病态心理的刻画，真是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

傅雷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的时候，《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但他对《倾城之恋》的评价就没那么高了，他称《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哥特式大寺的一角。

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傅雷分析，虽然是写一对平凡的男女，但由于对人物勾勒的不够深刻，使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而白流苏“没念过两句书”却居然够得上和范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

对于张爱玲的几个短篇小说，傅雷评价：“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就给摧残了。”

他指出《花凋》中，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这种不经战斗的投降，使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

而批评最狠的要数张爱玲当时正在连载的《连环套》了，“就像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其中很多描写色情的地方，滥调而恶俗。不惜用旧小说的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

张爱为自己小说所绘的插画

总之，张爱玲的小说从让人惊艳的《金锁记》，到让人大跌眼镜的《连环套》，就像扯了个满帆，却顺流而下，笔锋“熟极而流”，却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自然逃不了夭折的命运。

傅雷自称在张爱玲的第一个长篇（《连环套》）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他也自感唐突，但作品中暴露的严重的缺陷，又不能使他“保持谨慈的缄默”。

由于在这个连载故事中，张爱玲“丢开了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

在傅雷看来，从《金锁记》到《封锁》，不过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这些对于张爱玲有多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而言，总嫌太奢侈，太浪费了。

其实不难看出，从这些评论中，傅雷对张爱玲的才华是肯定的，只不过认为她的才华不应该只停留在取悦大众或取悦自己的层面上。如果“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

然而，这些“中肯的建议”，张爱玲并不领情，且看她是怎样回应的。

针对傅雷的评论，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作为回应。

对于傅雷说她的小说主要以恋爱和婚姻为中心题材。“那些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而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

张爱玲说她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来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她想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她不喜欢采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因此有时候作品主题欠分明。但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好。

傅雷认为她小说中那些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

张爱玲认为，自己的小说除了《金锁记》中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但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

张爱玲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所以她并不认为只有那些英雄或革命者才能担当悲剧的角色。

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签名照

但张爱玲所谓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傅雷看来不过是没有意志力，不经战斗的投降。

他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太阴沉了。格局也不够大。“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正面回应傅雷类似的很多批评，但她在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的同时，也接受了傅雷的一些批评建议。比如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这些是可以有所改进的。

当然，这场笔墨战并不是张爱玲认输了，尽管对于傅雷《连环套》的苛刻评价，她解释了很多，但这部小说连载不久就烂了尾。

张爱玲后来自己解释说，因为一期一期的连载，稿子催得太紧，使她分身乏术。究竟是否和傅雷的严厉批评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事隔30多年后，柯灵曾写了一篇文章《遥寄张爱玲》，其中提到，张爱玲对自己当年写的《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更为苛刻的自我批评。

这场发生于1944的笔墨战，张爱玲当时24岁，虽然红得发紫，但在文学评论方面，比起傅雷来，她的资历尚浅，所以很多解释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但张爱玲是一个如何孤傲之人！彼时正当她大出风头，作品大卖之际，被人这么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下来，内心自然颇为不满。

在发表《自己的文章》之前，张爱玲还写了一个短篇《殷宝滟送花楼会》，在小说中，张爱玲以真名“爱玲”自称，并自认是以傅雷为原型，将他狠狠揶揄、挖苦了一番。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叫罗潜之（原型傅雷）的有妇之夫爱上了她的一个学姐殷宝滟（原型成家榴）。她会唱女高音，是个极美的女人，照张爱玲的原话是“美得落套”。罗潜之为她补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她则帮他翻译音乐史，这样一来二去，她成了他家的常客。

1930年，傅雷在法国

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交代了这个罗教授的背景：在外国他是个苦学生，回了国也没有苦尽甘来。他失望而且孤独，娶了这苦命的穷亲戚，还是一样的孤独。

由于殷宝滟的家世背景比较好，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罗教授竟然妒忌他的学生殷宝滟的世界，“几乎像报复似的，他用一本一本大而厚的书来压倒她，他给她太多的功课。”

而宝滟并不在乎，以调皮回应。她常常接济他们，却不使他们感到被救济。

后来他开始给她写信，即使天天见面也写极长的信……那种肉麻的情话以及绝望的爱，在张爱玲的笔下真是活色生香。

殷宝滟从未碰到过如此浓烈滚烫又卑微求全的爱，她沉浸在他的浪漫和热烈中。

罗潜之对他的太太越来越暴躁，拍台拍凳跳得三丈高，甚至和怀孕三个月的太太动手……但他听殷宝滟的话，只要她来到他身边，Charm他一下，叫一声Darling……

这样相处了三年又三年，他考虑到离婚的问题，但又犹疑不定。

殷宝滟问爱玲她该怎么办。爱玲问他为什么不能离婚呢？殷宝滟说孩子是无辜的，她不能牺牲了他们一生的幸福。而且“他就是离了婚，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爱玲建议殷宝滟赶紧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离开罗潜之。

傅雷夫妇和成家榴兄妹（后排右一为成家榴）

而现实中，傅雷的确和刘海粟前妻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有过一段婚外情。

成家榴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曾让傅雷爱得如痴如醉，死去活来。但成家榴最终碍于名声、伦理道德以及对这种疯狂之爱的恐惧，致使她离开傅雷，去内地找了一个军官嫁了。

成家榴的这段婚姻过得并不幸福，很快就离婚了。

因为一场文坛辩论使张爱玲对傅雷有所不满，但她的小说将傅雷刻画成一个如此古怪、阴暗、疯狂及暴虐的人，显然和傅雷的君子形象出入太大。

相比于相互评论中的理性和客观，张爱玲的小说只能说虚构的成分大于真实。她只写了傅雷的一面，而一个人有很多面，尤其像傅雷这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学者来说，他性格上的缺陷或许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作为一名翻译家、评论家的成就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傅雷夫妇于1966年的自杀事件，也使他的悲剧色彩达到顶峰。

时隔几十年，张爱玲仍然懊悔自己曾经对傅雷的抹黑，也算是对傅雷迟到的一种深深的歉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