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座落在资江北岸，隔江南望，有一座山，本地人叫竹阳坡。竹阳坡上有一个茶亭，茶亭里住着一位75岁的老人，名叫谢观山，终身做慈善事业——专为过路人烧茶水。
1992年10月16日上午10时许，谢观山老人的孙子谢干军路过茶亭去看望爷爷，见灶屋门反扣着，门扣上捆着一根烂布条。他解开烂布进到灶房，又见睡房门也反扣着，上面绑有一根棕绳。谢干军感到很奇怪，因为爷爷平时出门都要上锁的呀，今天怎么没锁呢？
他便从睡房门的一个小洞往里瞧，啊！房内的地板上有很多血，爷爷倒在血泊中……
很快，警犬大猛嗅着气味，笔直奔到了吴家，呼叫着向吴吉雨扑了过去。技术人员化验出吴吉雨的衣服上、鞋上留有谢观山的血迹。
吴吉雨被武警押着走过来。他个子不高，戴深度近视眼镜，表情呆滞。当时，侦查员问他：“你为什么要杀害谢观山呢？”
“我作案的时候，按时间推算，已‘大学’毕业分配工作二个多月了，原先我每期都要背着父母向别人借一些钱的，一共1200多块。每次我都和别人约定‘毕业’后有了工作再还。去年十月以来，渐渐地有人打我讨债，我答应10月17日有钱还，而实际上我哪有钱呢？并且父母好像已经发现了我的问题，我很害怕，想找到解脱的途径。我想谢观山可能有钱。我作了这个案，不管是成功了还是没成功，我都解脱了。”吴吉雨说完，真的露出了一种轻松的神情。
这个案子的祸根就起于高考失落。
东坪镇有个毛家巷，毛家巷里住着一个姓吴的泥瓦匠，吴瓦匠有三儿二女，家里很穷。他决心要在吴家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培养对象选准了第二个儿子吴吉雨。
吴吉雨懂得父母的一片苦心，决心发奋苦读，考上大学，报答父母。五年前，吴吉雨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了，但他没有灰心，他说：“当时我心里这样想，这次只差录取线几分，再复读上一年难道还增加不了几分？”第二年，吴吉雨又参加了高考，然而他的考分竟差录取线20多分！
街坊中生出很多的议论，诸如“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不是读书的料就不要野猫子想吃天鹅肉”等等。这些，吴吉雨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发放通知书的那些日子，不管有没有人议论，他总觉得左邻右舍都在议论他没考上大学的事；那些考上了放鞭炮做喜酒的也似乎是故意冲着他的。吴吉雨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有时他觉得再没有勇气复读下去，甚至觉得没有勇气再活下去；有时他又觉得一定要复读下去，不考上大学誓不为人，要活就活出个样儿来给人看。
吴吉雨的父母不仅没有丝毫埋怨儿子的言行，反而对儿子更加关怀备至。
吴吉雨第三次参加高考时，他母亲邓修容听人说，天麻、鸡蛋、猪脑髓蒸着吃清神补脑，因而到了临考每隔三天蒸一大碗给儿子吃。饭桌上，要是有其他人嘴馋，哪怕是吴瓦匠，邓修容也要做出不允许的神态，说：“你也要考大学吗？”当然，家里人都晓得那是吉雨的“专利品”，谁也不会去动的。
就在吴吉雨第三次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的弟弟吴明光犯盗窃、强奸罪被判刑12年。父母整天沉默寡言，忧伤流泪。
吴吉雨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想，如果今年还考不上大学，不知周围的人如何看吴家，也不知道父母如何看自己。因而加倍地努力苦读，他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白天当空的烈日，将一团团熊熊烈焰抛向大地，远远近近，田野山岗，柏油马路，像燃起了一团团火。吴吉雨不曾有片刻休息，他捧着那厚厚的高考复习提纲，拼命地啃读，生怕有点滴遗漏。夜晚,人们悠悠然摇着蒲扇去资江边乘凉，吴吉雨却穿起了长衣长裤，而蚊虫还是咬脚，他又穿起了长筒套靴，刻苦夜读。周围的人看见了，都以为吴吉雨神经不正常。
然而功夫偏偏负了有心人！第三次高考，吴吉雨又没考上。
吴吉雨在痛苦中挣扎着。他终于想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他撒了个弥天大谎，说自己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
吴吉雨的父母不知内情，高兴极了。一时间，冷冷清清的吴家炊烟袅袅，爆竹喧天，左邻右舍都来送礼祝贺。吴吉雨听了那一句句贺喜的话，就象一根根钢针扎在他的心上。
1989年9月初的一天，吴吉雨装成真考上了上海财经学院的样子，打点好行装，拿上家里做喜酒筹集来的“学费”，真的来到了上海。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他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把上海所有重点大学的地点、规模都搞清楚了。随后，他提着那点可怜的行李回到了湖南安化。车子从家门前开过，他不能回去。
他来到了安化的边远地区洞市乡青田村一带。
他说他是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县木材公司工作的，到那里收购木材。但是从来没人看见他收购过木材。他住在村上小旅店，身上带的“学费”很快就吃光了。幸亏他跟父亲学过检修乡下瓦房的技术，他就靠给别人检修破烂瓦房混一口饭吃。乡亲们反映，他检修瓦房的技术还不错，价钱也不高，大家都很欢迎他。遇有下雨天，他不能给人检修房子，也从不在别人家吃闲饭。至于他如何解决饱肚的问题，那里的人都说“不知道”。
乡下检修房子，大多是在春季高温久旱的天气进行的。吴吉雨蹲在屋顶上，毒热的太阳烤着他的身体，很多地方起了泡，皮肤脱了一层又一层。
青田村有一位叫谌宝珍的妇女说，有一次，吴吉雨的脚掌被一个生锈的铁钉扎穿了。并且断了一截在肉里边，他痛得昏了过去。乡下的人给他喷了一口冷水，将断在肉里边的那截铁钉拔了出来，流出很多乌黑的血。他包扎好伤口，咬着牙，又上了屋顶。后来脚化了脓，他照样干。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谌宝珍说：“他要趁天晴多做事，雨天才有饭吃。”
吴吉雨不能让父母看出破绽，他像那些真大学生一样，按时回去渡寒暑假。他的母亲不知道儿子的酸楚，见儿子瘦了，黑了，逢人便说：“读书不比做工，劳心不比劳力，是最伤身体的哩……”
因怕别人问起难为情，吴吉雨在“假期”从不和朋友一起玩，几乎不出屋，在家里看书。
他的母亲又称赞吴吉雨，说他考上了大学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认真读书，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并且又蒸了天麻、鸡蛋、猪脑髓给儿子吃。家里其他人照样也有想吃的，他的妈妈照样做出不允许的神态，笑着说：“你也能考上大学吗？”这时，大家都笑了，吴吉雨也只能跟着笑。
吴吉雨就这样隐姓埋名，过着那奇特的“大学”生活，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真情，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他内心的痛苦。
人，最难走出的是自己划定的圈。这一点，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陆游早看破了，他说：“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
凡是吴吉雨做过工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乡亲们对吴吉雨的反映都不错，包括一些很小的问题。比如玩纸牌，如果事先约定了，输了的要从桌子底下爬过去，买糖吃等等，吴吉雨从不耍赖的。他的牌技很糟，他觉得输了都是他的缘故，因而经常代对家受罚，这时大家便会笑得前仰后翻。吴吉雨从桌子底下钻过去，站起来，也跟着笑。他简直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吴吉雨并不经常打牌，他的空闲时间干什么呢？
吴吉雨是这样回答说：“有三件事，读书，写小说，给女朋友写信。”
审讯人员问：“你有女朋友？”
他说：“没有……但是，也……可以说有吧。我给她写过100多封信，差不多20多万字，她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我们同桌坐过很多期。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眸子很黑很亮。小学同学的时候，我在课桌偏她那边一点点的地方划了一条界线，不准她的手臂移过来，只要移过来一点点，我就打。有一次我把她打疼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她那流泪时的眼睛。后来读中学了，我不再在课桌上划界线了。六月天，她穿青色无袖短衫，双臂圆圆的，又白又嫩，我倒希望她的手臂向我这边移过来一点点……”
吴吉雨一副走火入魔的样子，越说越有劲，眼里闪着异样的光。
审讯员打断了他的话，然而又希望从他的那些信中得到一些什么，于是又问：“那些信呢？”
“全在我家里，没发出一封。”
“为什么？”审讯员感到好奇怪。
吴吉雨苦笑了一下，说：“她是真正考上了大学的，我怎么能向她求爱呢？我只是假想我也考上了，或许我们的学校就在一个城里，或许就是一个学校。有时我还假想她给我回了信，我只是给她复信。真的，我真的这样想过，而且有时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这时，我就置身一种极为幸福的境界了。我有时全身发抖，我想我是能娶到她的，等我事业有成的那一天，我把写给她的这些信一次给她，那时我一定能再次看到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
“你如何事业有成？”
“我写小说，我想我是能写的，县文联办的那个《山花》杂志，我认真读过那里边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写得出的。我向《山花》投过几篇稿，但是都没有发表。”
吴吉雨突然不说话了，两眼望着窗外，眼圈渐渐地红起来，脸上露出了沮丧而又愤愤然的样子。
审讯员想，如果《山花》发表了吴吉雨哪怕是一篇很小很小的稿子，他也会激动不已的，或许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然而，恐怕就是《山花》编辑部里的人，也不见得会将《山花》当作一回事。况且，吴吉雨也无法知道，《山花》是县文联为了团结业余作者所办，一年只发一期，稿子大多是事先约好了的，经费也要自行筹集。像吴吉雨那样的作者寄的稿子，未必有人细细地看过。
这样，高考失落的吴吉雨要站立起来，的确是很难的了。但他还在苦苦地盼望自己将来“事业有成”，他希望有女朋友，希望得到作为一个人应当得到的最起码的东西。
1993年元月5日，吴吉雨就要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法官最后一次问他有没有遗言，他把头低下去，想了很久，说：“第一，请你把我的情况报导出去，告诉广大的青年朋友，不要走我这条路。条条道路通四海，何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呢？第二，我不晓得我妈妈是不是……承受得起，请你做做我妈妈的思想工作……”
吴吉雨流着泪，声音越说越小。片刻以后，他又说：“我几乎忘了，你千万不要把她的名字说出去，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给她写了那么多信。如果让别人知道了，她会伤心的。”
出人意料的是，法官收到了那位姑娘的来信，她是学中文的，要法官将吴吉雨写给她的信交给她。也许，她根本就忘记了吴吉雨打她的事；就是想起来了，也可能觉得是一段少年时美好的回忆。她在信中说：“吴吉雨真傻。如果让我知道了他的心思，我会鼓励他安慰他的。至少，我不会鄙视他！”
那么，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善良的父母们，以及我们的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应当从这个苦涩的故事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